情況觸目皆是！

「『宗教』和『政治』這兩個名詞自1984年以來在世界各地的新聞報導中往往有密切關係。……聖公會主教塔圖(Desmond Tutu)在種族隔離制度的爭論上［成為］教會與國家衝突的象徵。……在一個［政治］會議上所作的頌詞中，道德多數黨的原教旨主義派領袖法爾維(Jerry Falwell)把美總統雷根和副總統布殊譽為『上帝重建美洲的工具』。」——《1985年英國年鑑》。

「從波蘭至菲律賓，……不少主教和教士發言反對本國政府。因此教會不單是崇拜上帝的地方，同時是異議的醞釀場地。」——《格拉斯哥先驅報》，1985年1月3日。

你曾看過諸如此類的新聞報導嗎？很可能看過，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留意到在新聞報告中，宗教和政治往往有連帶關係。你認為宗教參與政治是對的嗎？

也許有人說，『我絕口不談宗教與政治問題。』即使你有這樣的想法，但是知道宗教與政治將有什麼遭遇以及這件事會怎樣影響到你自己的生活，無疑是一件與你有切身關係的事。此外，藉著參考聖經對這件事的意見，你會獲知上帝對於宗教參與政治以及這件事會導致什麼後果有很清楚的指示。

世界性的參與

首先，看看這種參與廣泛到什麼程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個問題。請留意近期的若干報導。

◼ 1986年4月21日：「在菲律賓，天主教會為了幫助反對派推翻前總統馬可斯的政府而聲譽大隆。聖公會、循道會和天主教等各教會多年來曾在南非大力反對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天主教教士在拉丁美洲豎起『解放神學』的旗幟，試圖大力推翻他們認為壓迫窮人的政權。」

◼ 韓國首都漢城，1986年3月9日：「羅馬天主教駐漢城樞機主教金素雲（譯音，Kim Sou Hwan）今日表示支持反對黨要求迅速修改憲法。」

◼ 1986年8月18日：『候選人是一位受教會任命的急進派基督新教教士，他進行把他的政黨從他所蔑視的溫和政策扭轉過來。在與美國總統競選運動有關的政治方面，這股極端化的急進勢力是誰呢？很諷刺地，這項描述對兩位教士同樣適用：共和黨右翼的羅伯遜(Pat Robertson)和民主黨左翼的傑克遜(Jesse Jackson)。』『一封籌募基金的函件在論及［羅伯遜的］候選代表的成功時聲稱，「基督徒勝利了！……這是王國多大的突破！」』

◼ 巴西首都巴西利亞，1986年7月3日：「教會已脫穎而出，成為新的民政政府最猛烈的批評者。……結果，政教關係再度惡化，政府官員們指責教士使鄉村地區事態趨於急進，主教們則指控政府採用『迫害和誹謗』的手段。」

◼ 1984年9月25日：「伊朗的霍梅尼代表回教什葉派原教旨主義的勢力，聲稱伊斯蘭教應該支配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策略。」

◼ 1985年4月7日：「據《星期日電訊報》獨家主辦的民意調查透露，聖公會大多數成員認為英國教會應該不參與政治。」

◼ 1986年10月4日：「墨西哥的羅馬天主教會正大張旗鼓，支持與該國執政［黨］敵對的勢力。教會在7月以最明目張膽的方式干預政治。……主教們建議取消星期日的彌撒以抗議選舉舞弊；但教皇出面調停。」

◼ 美都華盛頓，1986年7月6日：「基督教福音會的領袖們正把他們的金錢、屬靈信念和盈千累萬的成員投入世俗活動範圍的鬥爭中——在美國政治上擔任影響力日增的角色。」

教士們何以要參與政治？

既然你正受到影響，你便有很好的理由質問，「原因何在？」

可以了解的是，教士、牧師和其他宗教領袖參與政治的動機並不是單一的，有些出於為大多數人所譴責的動機，有些則為了較為堂皇的原因，例如關心窮人。

你若洞察他們的動機，就能更客觀地考慮上帝對這件事的看法，而且體會到他對未來所作的預示。

權位、利益與政治

為了明白何以教士們紛紛參與政治，我們且考慮一下第一世紀的若干宗教領袖。當時的大祭司、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共同組成猶太教的高等法庭。由於不滿耶穌復活了拉撒路，他們商量說：「若這樣由著他［耶穌］，人人都要信他，羅馬人也要來奪我們的地土［「地位」，《新世》］和我們的百姓［「國家」，《新世》］。」——約翰福音11:48。

『我們的地位和我們的國家。』不錯，他們所擔心的是自己的地位、影響力和權勢，國家的利益尚在其次。（馬太福音23:2-8）藉著討好政客，有些教士獲得顯赫的地位。對有些人來說，這也是導致奢侈生活的門路。事實上，聖經的最後一本書描述一個稱為「大巴比倫」的「婦人」，她的顯著特徵之一是「奢華太過」。聖經和歷史表明這個婦人其實象徵普世的偽宗教。——啟示錄17:1-5；18:3。

現在請考慮一下若干證據，便可以明白這的確是有些教士要攪政治的理由。《宗教與革命》一書告訴我們：「在1774至1790年間，法國192位主教之中有173人屬於貴族階級。主教團大約有半數住在巴黎，享受法國首都的豪華生活。樞機主教波利拿克直至1741年逝世時從未探訪過他受命管理了15年的主教轄區。懈怠的精神也影響到許多修道院，其中不少是十分富裕的。」高層的教士過著豪奢的生活，但許多教區教士卻十分貧窮。

墨西哥提供另一個例證。1810年，鄉村教士伊達爾戈(Miguel Hidalgo)曾經領導人民作戰，要脫離西班牙而獨立。萊維(Guenter Lewy)教授解釋說：「羅馬的教皇和差不多整個主教團都譴責［墨西哥的］愛國者。但高層教士［後來］卻偽善地轉變成為獨立運動的熱心支持者。……這樣行顯然過於露骨，結果為教會製造了一個形象——教會是個特殊利益集團，是人無法信任的。……教會擁有大批土地和建築物，估計佔有全國不動產的半數以上。」

基督新教、天主教、猶太教或任何其他宗教——我們大家豈不一致同意教士不應參與政治以謀求高位嗎？可是，這正是時常發生的情形。

從納粹德國至今日

納粹時代使人更進一步洞察到宗教參與政治的現象。許多有思想的人納罕，『天主教和路德會的教士們怎樣應付希特勒和暴虐的納粹黨徒呢？』

基本上說來，他們加以擁護或至少與之共存。很少宗教仗義提出抗議。吉爾(T. A. Gill)教授報導過一宗例外事件。「［神學家迪特里希(Dietrich)］邦荷爾法(Bonhoeffer)最後意識到，父親和兄長們自他15歲以來一直告訴他的事是對的：在人生最重要的事上，教會已不再值得人為之犧牲生命了。」由於忍受不了教會擁護希特勒和袖手旁觀，邦荷爾法參加了一項暗殺希特勒的陰謀。但邦荷爾法是教士中的例外。

約翰遜(Paul Johnson)所著的《基督教歷史》一書描述當時的情況說：「各教會在大致上都全力支持政府。……在1萬7,000個福音派的牧師中，從沒有50人以上在任何一個時期［因為不擁護納粹政權］服長期徒刑。在天主教方面，有一位主教被逐出教區，另一位則為了違反貨幣管制而被判短期入獄。」至於始終堅守原則的人士，約翰遜繼續說：「最勇敢的是耶和華見證人，他們一開始就根據教義而公開反對，也因此而受苦。他們拒絕與納粹政府在任何事上合作。」

自那時以來，其他許多教士也與暴虐的政權合作以期保持他們的高位、權勢和財富。美國《全國天主教報導》雜誌的一位編輯說：「天主教會在阿根廷的過失乃是對一個殘酷不仁的軍事政府加以默許及與之攜手合作，這是近代歷史上最為人齒冷的例子之一。……教會的高層教士本來有能力發言抗議，甚至取消該政府在宗教上的自辯理由。但是，那些高層教士差不多全部噤口不言。有些教士，包括隨軍牧師在內，甚至贊同酷刑和殘殺。」——1985年4月12日。

民權，社會正義

可是，正如上述，有些宗教領袖為了其他理由在政治上擔任活躍角色而大受尊崇。

例證之一是美國的浸信會教士小馬丁·路德·金格(Martin Luther King Jr.)。他是一位民權領袖，曾有多年時間大力反對種族歧視。其他的教士也為了婦權和若干少數分子的權利而站在奮鬥的前線。教士和牧師們紛紛投入政治活動以爭取某些權利，如選舉權、同工同酬和就業機會均等。在較近期間，許多教士提倡「解放神學」以求改善窮人的處境，例如將土地分配給赤貧人士等。

對於宗教領袖們為了鼓吹社會行動或「世俗人道主義」等問題而參與政治，你有什麼感想？甚至有些教士看到這種情形也深感不安。原教旨主義派的牧師格普哈特(Keith Gephart)評論說：「在我少年時，人們總是說教會應該與政治分離。現在幾乎看來不參與政治就是犯罪了。」一份報章的宗教問題作者指出：「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原教旨主義派的基督徒逐漸認為參與政治活動乃是一項責任。」

即使原因看來是可嘉的，請考慮一下這樣的步驟把教士們帶到什麼地步，看看你是否予以贊同。

解放神學正怎樣行？

一般意見認為祕魯的天主教教士古鐵雷斯(Gustavo Gutiérrez)是由於關注窮人的處境而首先提倡「解放神學」的人。這種趨勢正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迅速蔓延。英國的《曼徹斯特前衛週刊》報導，達拉謨郡的主教抨擊政府的政策，促請人「大力支持『解放神學』」。

這種神學思想是否僅強調要關注窮人，正如聖經鼓勵人所為一般呢？絕不是。達拉謨郡的主教承認「英國的解放神學把馬克思主義的若干主張看得十分認真。」這包括用馬克思的理論去解釋窮人的階級鬥爭。這導致什麼後果呢？

美國《全國天主教報導》（1986年7月4日）刊出一個大字標題：「巴西的土地鬥爭使教會與國家抗衡。」造成這項衝突的一件事實是：「大地主們控制了全國百分之83的土地。」教士所領導的抗議大會和示威遊行乃是「土地鬥爭」的一部分。「鬥爭」一詞用得很適切，因為文章聲稱「去年的700多次土地衝突有218人喪生，包括巴西教士兼土地改革領袖塔瓦雷斯(Josimo Tavares)在內，他在6月11日被人暗殺。」

解放神學正越來越受人歡迎。《紐約時報》的社論承認，梵蒂岡的官式立場是教士不應參與政黨之爭，但文章繼續說，梵蒂岡「同時擁護解放神學的基本原則：基督教福音認為窮人有理由為了謀求政治上的自由和獨立自主而鬥爭。」

與此類似的是，天主教的瑪利諾修道會曾被人指控「宣傳解放神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的福音」。1985年的一項調查，稱為『革命遊說』，指控說：「瑪利諾修道會已成功地引進馬列主義的暴力革命信息，使大眾不知不覺地加以接納，因為它獲准以天主教會屬下機構的身份去活動。它的信息不但傳達給一般上教堂的人，而且影響到美國的重要官員。

［第6頁的附欄］

「德國的天主教會是徹頭徹尾的德國人，和基督新教會一樣全力擁護國家及其權力。」——《希特勒之下的德國教會》。

「俄國正教會昨日對戈爾巴喬夫的裁軍建議大表贊同。……它描述［該建議］為『與基督教的觀點完全一致。』」——倫敦《衛報》，1986年4月9日。

耶穌會這樣行嗎？

耶穌受浸之後，魔鬼試圖誘惑他去參與政治。撒但提議把「萬國與萬國的榮華」賜給他。基督並不否認魔鬼有權控制各政府。但耶穌卻拒絕這項政治上的機會，雖然他本可以辯稱政治力量能夠幫助他造福萬民。——馬太福音4:8-10。

後來，民眾看出耶穌有能力供應食物。他們看來想道，『耶穌若是當政，就可以解決我們的經濟難題了。』請留意事情怎樣發展。「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迫他作王，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約翰福音6:10-15）不錯，儘管耶穌具備執政的資格，他仍然拒絕捲入政治漩渦中。

過了一些時候，有些熱中於政治的猶太人又試圖使耶穌陷入一個政治爭論之中：納稅的問題。羅馬人抽的稅太重嗎？耶穌若納稅，他豈不是贊成以稅款支持羅馬人的戰爭？我們可以從耶穌的反應學到心得，他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馬可福音12:13-17）與此正相反，去年11月美國羅馬天主教的225位主教正式採納一項長達115頁的經濟宣言，其中的一部分說：「納稅制度應該重新改革以減輕窮人的負擔。……經濟資源較豐的人應該繳納較高的稅。」

無論我們對於所納的稅懷有什麼想法，耶穌對於稅捐政策保持中立。他的門徒——例如使徒保羅——亦然。（羅馬書13:1-7）甚至對於熱門的社會問題，例如奴隸制度，他們也保持中立。你可以想像得到，基督徒可以多麼容易被仁慈之心所推動而憤然反對奴隸制度，正如現今許多教士們在墮胎合法化、種族隔離和婦女權利等問題上支持其中一方一般。但當時的真正基督徒卻保持中立！

牛津大學的桑德斯(E. P. Sanders)教授寫道：「如今差不多普世均一致承認，沒有絲毫證據可以容許我們認為耶穌懷有任何軍事或政治上的野心，他的門徒也一樣。」

執行上帝的判決

正如我們在上文見到，不少猶太領袖認為他們與羅馬統治者沆瀣一氣對他們最有利；為了這樣行，他們甚至審訊和處死彌賽亞耶穌亦在所不惜。（馬太福音27:1,2,15-31）啟示錄把宗教力圖影響和利用政治勢力一事描述為『一個女人騎在獸上』。這豈不足以向你表明上帝對教士干政一事的看法嗎？——啟示錄17:1-5。

以下是一些觀察家如何評估這件事：

梵蒂岡的學者馬丁(Malachi Martin)認為「參與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教士們其實忽視了他們本應擔當的第一號角色：代表耶穌基督。」他說：「例如，主教們根本沒有受命要撰文討論經濟問題或告訴總統不要把飛彈運去歐洲。」

政客和民眾若一旦厭倦了教士的干預，就會有什麼事發生呢？《自由》季刊曾在去年論及第四世紀的君士坦丁大帝怎樣把『政治與宗教混合起來，從而產生了一隻「政教」之獸。』文章論及今日的情形說：「像在君士坦丁的日子一樣，教會正利用政府去達成自己的目的。」——楷書另排。

上帝的道清楚表明後果將會如何。時候一到，政治勢力便會起來把那長久以來一直利用政治達成自私目的的偽宗教世界帝國一舉消滅。啟示錄19:2說這件事其實是上帝執行他的判決。

［第10頁的附欄］

「現在是政治脫離講道壇和講道壇脫離政治的時候了。宗教高層人士即使有權利發表他們的世俗見解，［但］講道壇若用於世俗事務就是濫用了。」——美國副國務卿莫特利(Langhorne Motley)198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