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他們從莫爾茲港駛往星期四島，然後再前往印度尼西亞（簡稱印尼）的大島爪哇去。公公對這個國家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有人將這個國家描述為「橫掛在赤道之上的一串珍珠」。當時印尼是荷蘭的殖民地，所以公公學會了荷蘭語和印尼語。可是，他在傳道活動上所分發的書刊卻包括五種文字：荷蘭文、印尼文、中文、英文和阿拉伯文。

公公在分發書刊方面十分成功。有一次，在巴達維亞（目前的雅加達）負責照管守望台貯書站的弟兄克萊姆·德尚被召到一位荷蘭官員面前，對方原來一直密切監視我們的傳道工作。他查問說：「你們究竟有多少人在東爪哇工作？」

德尚弟兄回答說：「只有一個。」

官員厲聲說：「你以為我會相信你的話嗎？從你們在各處分發的書刊數量來推斷，你們必定有一大隊工作人員在島上活動！」

公公覺得這是他一生中令他最快意的稱讚之一。但他確實是當之無愧，因為對他說來，每月分發1500至3000本書刊是一件頗平常的事。

結婚、工作受禁、戰爭爆發

1938年12月，公公跟一個名叫慧明娜的印尼年輕女子結婚，她成了我的外祖母。婆婆是一個慈祥和藹、舉止溫文、工作勤懇、說話柔和的人。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在我的童年，她是我最親密的朋友。

公公和婆婆婚後一起繼續他們的先驅服務。這時「散布亮光者號」的其他隊員若不是分散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就是回家去了。但公公卻以印尼為家，於是決定在當地留下來。

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迫在眉睫，而印尼是受荷蘭政府統治的。政府在教士的壓力下開始採取行動對耶和華見證人的活動作出許多限制，最後甚至禁止我們工作。因此傳道工作不得不在十分困難的情勢下進行，所用的工具只限於聖經。公公婆婆差不多每到一個城鎮探訪都被拉到官員面前接受盤問，並且受到罪犯般的對待。在禁令頒發之後不久，婆婆的姐夫因不願違反基督徒的良心而鋃鐺下獄。最後他在荷蘭政府管轄的一個監獄內去世。

公公和婆婆住在一輛有篷的貨車上。他們利用這輛汽車房屋走遍全爪哇向人傳道。1940年，印尼正處於被日軍侵佔的陰影威脅下，他們卻得了一個女兒，後來這個女兒成了我的母親。他們為嬰兒起名叫維多莉（意即勝利）。這是兩年前當時守望台聖經書社社長約瑟夫·F·盧述福發表的一個演講的題目。他們在嬰孩出生後繼續從事先驅工作。

1942年初，公公、婆婆和媽媽正在乘坐一艘荷蘭貨船由婆羅洲回來，忽然聽見從日本戰艦上傳來一聲巨大的炮響。所有燈光都立即熄滅，人們驚惶失措、高聲叫嚷。公公一家就此首次嘗到戰爭的滋味。雖然他們終於安全抵岸，但日本軍隊在數天後便侵入爪哇。一名荷蘭官員將公公婆婆的下落向日本兵士披露出來。

結果日軍找到了他們，將他們的財物，包括媽媽的玩具在內，都沒收了，並將他們分別解到兩個不同的集中營去。媽媽獲准留在婆婆身邊，但在接著的三年半，公公再無法跟她們見面。

集中營內的生活

公公在拘留期間曾被解往不同的城鎮。由蘇臘巴亞遷往牙威，然後到萬隆，最後則被囚在芝馬墟。這再三的遷徙，目的是要遏止任何有組織的逃獄計劃。囚犯主要是荷蘭人，有少數是英國人，也有一些澳大利亞人。公公在集中營裡學會了替人理髮，這種技能他至今仍偶爾加以使用。他獲准保存的惟一宗教書籍便是他的《英王詹姆斯譯本》。

在這期間，婆婆和媽媽也從一個集中營遷往另一個。在集中營內，婦女往往會被指揮官召到營外從事一些「社會服務」。可是，為了某些理由，婆婆從沒有被選上。後來她才獲悉，原來這些婦女是被帶去給日軍作泄慾工具。

由於日兵歧視女孩，所以婆婆將媽媽打扮成男孩子，並且經常將她的頭髮剪短。維多莉這個名字也惹來了不少麻煩，因為集中營內的指揮官很想知道她的名字究竟代表什麼——是日本皇軍的勝利還是美國人的勝利？

外祖母自豪地回答說：「是上帝王國戰勝全球政府的勝利！」

由於拒絕高呼「日本皇軍勝利」的口號，婆婆和她五歲大的女兒被罰在酷熱的陽光下立正達八小時之久。她們沒有遮蔭，也沒有水喝，不准坐下，也不准傾身向前。但憑著耶和華之助，她們得以渡過這場可怕的考驗。

婆婆被拘留一年後，集中營的司令通知她，她的丈夫已經死了！在悲傷之餘，婆婆將公公的相片收藏在破爛的行李箱底部，然後振作起來，繼續堅持下去。

監獄集中營的生活非常艱苦。每人每日的食糧只包括早餐一杯木薯粉，午餐有190克的西米麵包，晚餐則是一碗清湯泡飯。由於糧食粗劣，營養不良非常普遍，天天都有人患痢疾而死。

公公在被囚期間染上了糙皮病和營養性水腫（由飢餓引致的疾病）。婆婆也幾乎餓死，因為她不想讓媽媽餓壞了，便經常將自己的食物給了她吃。在集中營裡，虐待和飢餓是司空見慣的事。惟獨藉著與耶和華上帝保持親近，她們才得以繼續活下去。

我還清楚記得公公很喜歡說的一句話：「自由在於與至高者耶和華協調一致。」因此，公公雖然在獄中吃盡苦頭，他卻認為自己享有真正的自由。他和婆婆對耶和華的愛戴的確幫助他們「凡事忍耐」。（哥林多前書13:7）這種與上帝的親密關係便是我和嘉爾現正要努力持守的。

自由和令人驚訝的重聚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在1945年結束。日軍在投降之前不久用火車將公公由雅加達運往萬隆去，途中火車被印尼士兵截住。雖然印尼人與日本人的敵對關係已告結束，當時他們卻正力圖從荷蘭人手中爭取獨立。公公由於突然被拉出火車外，在驚愕之下忘了用英語作答，反而衝口說出荷蘭語來。對印尼人來說，荷蘭語乃是敵人的語言，而敵人則會被格殺勿論。

值得慶幸的是，兵士們在搜查公公時發現了他在澳大利亞的駕駛執照。連公公自己也忘記了這件事。幸而印尼並沒有跟澳大利亞開戰。時至今日，公公一直把兵士發現他的駕駛執照，從而證明他是澳大利亞公民一事視作上帝的干預，因為僅在他被截停之後數小時之內，同一隊兵士已殺了12個乘火車經過的荷蘭人。

在這件事發生之後不久，婆婆和媽媽正在戰火蹂躪的地區等候交通工具。她們坐在路邊，滿載兵士和平民的貨車在他們前面絡繹不絕。但忽然間，所有車輛都無緣無故地停了下來。這時婆婆望向最接近她們的一輛開篷貨車；令她大吃一驚的是，她看見車上坐著一個容顏憔悴的男子，而她立即認出這就是她的丈夫！他們重聚時的激動之情實在非言語所能形容。

我特別想告訴你們有關我外祖父母的故事。我們一向都親切地稱他們為公公和婆婆。外祖父查爾斯·哈里斯仍在墨爾本熱心地為耶和華服務，他在那裡已住了將近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