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犧牲決心事奉上帝
若昂·曼科卡口述
1961年6月25日，在安哥拉的羅安達，當我們正舉行基督徒聚會的時候，士兵闖了進來。我們有30人被捕入獄，慘遭毒打，士兵半小時回來一次，看看有沒有人死去。我們聽見有些士兵說，我們的上帝必定是真神，因為我們全都活下來，沒有一個人喪生。
我被他們打了以後，繼續在聖保羅監獄逗留了五個月。在之後的九年間，我被送到一個又一個的監獄，飽受拷打、挨飢抵餓、反覆盤問。我在1970年獲釋，但不久再遭逮捕。這次他們將我送進臭名遠播的聖尼古拉（現稱本蒂亞巴）死亡營。我在那裡呆了兩年半。
你也許會問，一個奉公守法的市民，為什麼只因為向別人談論基於聖經的信仰，就被捕入獄呢？我是在哪裡首次獲知上帝王國的好消息的呢？
有幸接受良好教育
1925年10月，我在安哥拉北部的馬克拉杜宗布鎮附近出生。父親在1932年去世以後，母親就送我到比屬剛果（現稱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舅父那裡住。母親其實並不願意這樣做，但她實在沒有能力撫養我。
我舅父是浸信會信徒，他鼓勵我看聖經。我雖然加入了舅父的教會，在那裡學到的東西卻滿足不了我的靈性飢餓，也不足以推動我去事奉上帝。不過因為舅父送我上學，我受到良好的教育，學會講法語，後來也學會講葡萄牙語。畢業以後，我在利奧波特維爾（金沙薩的舊稱）的中央無線電收發站找到工作，做無線電電報員。我在20歲那年娶了瑪麗·波瓦為妻。
新宗教運動
結婚的同一年，也就是1946年，我受到一個學識淵博的安哥拉合唱團指揮的影響，他也是浸信會信徒。這個人熱衷於教育安哥拉北部說剛果語的人民，好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他獲得了一份《王國——世界的希望》英語小冊子的葡萄牙語譯文；這本冊子是守望台聖經書社出版的，由耶和華見證人分發出去。
合唱團指揮將小冊子翻譯成剛果語，用來跟我們這些在比屬剛果工作的安哥拉人作每星期一次的聖經討論。後來，合唱團指揮寫信給守望台聖經書社的美國總部，索取了更多書刊。不過，他的主張摻雜了各教會的教義，所以當時我分不清什麼是純真的基督教信仰，什麼是沒有聖經根據的教會主張。
不過，我的確留意到，守望台社刊物中所含的聖經信息，跟我在浸信會裡聽到的道理完全不同。例如，我獲知聖經非常重視上帝的私有名字耶和華，真基督徒自稱耶和華見證人是再適當不過的事。（詩篇83:18；以賽亞書43:10-12）另外，聖經說忠心事奉耶和華的人會有希望在地上的樂園裡享永生；這個應許令我大感振奮。——詩篇37:29；啟示錄21:3-5。
我雖然對聖經真理所知有限，卻懷有像預言者耶利米一般的感覺；我熱切渴望跟別人談論耶和華。（耶利米書20:9）聖經研究小組的其他成員也跟我一起逐家逐戶向人傳道。我更在舅父家的院子裡舉行公眾聚會，用打字機製作單張邀請人前來聆聽。有一次，出席的聽眾有78人之多。於是，在安哥拉合唱團指揮的帶領下，我們展開了一個新宗教運動。
初次入獄
我當時不知道，原來凡是跟守望台社有關的活動，在比屬剛果都是受禁制的。結果在1949年10月22日，我們有些人被逮捕。審訊開始之前，法官私下對我說，因為我是公務員，他會設法釋放我。不過如果我要恢復自由，就必須作出聲明，跟我們的傳道工作所發起的宗教運動一刀兩斷。我拒絕這樣做。
當局將我們監禁了兩個半月以後，決定將我們當中的安哥拉人遣回本國。可是我們回到安哥拉，葡萄牙殖民地政府也對我們的活動起了疑心，於是限制我們的自由。有越來越多加入了這運動的人從比屬剛果回國，最後我們的數目超過了1000人，散布在安哥拉各地。
後來，著名宗教領袖西蒙·金邦加的跟從者也加入了我們的運動。這些人沒有興趣研讀守望台社的刊物，因為他們相信聖經只能由靈媒來解釋。我們的運動中大部分人都支持這種見解，合唱團指揮也一樣；當時我們仍然把他視為領袖。我熱切禱告，求耶和華使我們能夠接觸到一個真正的守望台社代表。我希望這樣的接觸能夠說服運動的全體成員接受真理，摒棄各種沒有聖經根據的習俗。
運動中有某些成員討厭我們傳道，於是出賣我們，向當局誣告我們領導一場政治運動。結果在1952年2月，我們當中的一些人被逮捕，包括卡洛斯·阿戈什蒂紐·卡迪和薩拉·拉莫斯·菲萊蒙。警方將我們關進沒有窗戶的牢房裡。不過有一個獄警對我們很好，他把我們的妻子做的食物帶給我們，還給了我們一台打字機，好讓我們複製更多守望台社的冊子。
三個星期以後，我們被解到安哥拉南部一處不毛之地，稱為蒂格雷斯港。我們的妻子也跟我們一起到這裡來。我們被判四年勞改，要替一家捕魚公司工作。蒂格雷斯港沒有給漁船停泊的碼頭，我們的妻子於是要從早到晚往來涉水，將沉甸甸的漁獲從小船搬到岸上。
我們在這個拘禁營裡找到運動的其他成員，想說服他們繼續研讀聖經，但是他們卻寧願追隨合唱團的指揮托科。後來別人開始把他們叫做托科派。
期待已久的會面
我們在蒂格雷斯港的時候，發現了守望台社北羅德西亞（即現今的贊比亞）分社的地址，於是去信請求協助。我們的信給轉送到南非分社，分社回信詢問我們是怎樣開始對聖經感興趣的。守望台社在美國的總部知道關於我們的消息後，就派了一位特別代表跟我們接觸。那個人就是約翰·庫克，一個曾在外地服務多年的海外傳道員。
庫克弟兄到達安哥拉以後，等了好幾個星期，葡萄牙當局才批准他探訪我們。他在1955年3月21日到達蒂格雷斯港，並且獲准跟我們相處五天。他對聖經的解釋使我們非常滿意，我確信他就是耶和華上帝唯一純真組織的代表。庫克弟兄在探訪的最後一天發表公眾演講，題目是「這王國的好消息」，共有82人出席，其中包括蒂格雷斯港的總主管。每個與會者都得到一份講詞。
庫克弟兄在安哥拉逗留了五個月，其間他接觸過若干托科派分子，也接觸過托科派的領袖，可惜大部分人都沒有興趣成為耶和華見證人。於是我和同伴都覺得必須向當局澄清我們的立場。我們寫了一封公函，發信日期是1956年6月6日，收件人是「木薩米迪什區總督閣下」。我們在信中表明跟托科的追隨者再無瓜葛，外界應該將我們視為「耶和華見證人社團的成員」。我們請求當局讓我們享有崇拜自由，可是當局不但沒有縮減我們的刑期，反而延長了兩年。
受浸前的事件
我們終於在1958年8月獲釋。回到羅安達以後，我們發現那裡有一個耶和華見證人小組。這個小組是默文·帕斯洛在一年前組織起來的。他是個海外傳道員，社方本來派他到安哥拉接替約翰·庫克，可是當我們回到羅安達的時候，他已經被驅逐出境了。後來在1959年，另一個耶和華見證人的海外傳道員哈利·阿諾特到訪。不過他一下飛機就給逮捕了，我們三個等候接機的人也同時被捕。
被捕的另外兩個人——曼努埃爾·貢薩爾維斯和貝爾塔·特謝拉——都是受浸不久的葡萄牙裔見證人。當局警告他們不可再舉行任何聚會，就釋放了他們。阿諾特弟兄被驅逐出境。當局警告我說，除非我簽署文件，聲明自己不再是耶和華見證人，否則他們會將我送返蒂格雷斯港。他們盤問了我七個小時以後，就將我釋放了，我也沒有簽署任何文件。一個星期後，我終於受了浸，我的朋友卡洛斯·卡迪和薩拉·菲萊蒙也一起受浸。我們在羅安達市郊的穆塞克桑比贊加租了一個房間，在這裡成立了安哥拉第一群耶和華見證人會眾。
迫害浪潮再起
有越來越多感興趣的人開始參加聚會。有些人本來是來窺探我們的，但他們卻很喜歡我們的聚會，後來更成為耶和華見證人！政治情勢不斷轉變。1961年2月4日，民族主義派發動叛亂，之後我們的處境變得越來越困難。儘管詆毀我們的謊言四處流傳，我們依然能在3月30日舉行基督受難紀念聚會，共有130人參加。
同年6月，我正在主持《守望台》研究班的時候，軍警闖進來打斷了聚會。他們將婦孺釋放了，但正如本文在起頭提及，他們帶走了30個男子。我們被木棍不停拷打了兩個小時。在之後的三個月裡，我一直吐血。我肯定自己活不下去了；事實上，拷打我的人恐嚇我說，我一定活不下去。其他被拷打的人，大部分只是還沒有受浸的新聖經學生。我為他們懇切禱告說：「耶和華啊，求你看顧你的羊。」
全賴耶和華，他們沒有一個人死去；軍警們都非常驚訝。有些士兵禁不住讚美我們的上帝，因為他們說是上帝保全我們性命的。大部分聖經學生後來都受浸成為見證人，有些現在是基督徒長老，其中一個人，西爾韋斯特雷·西芒，現在是安哥拉分社委員會的成員。
九年苦難
正如我在開始的時候提到，在接著的九年間，我受到不同形式的折磨，被人調到一個又一個的監獄或勞改營。在這些地方，我都能向政治犯作見證，其中有許多人現已受浸成為見證人。我的妻子瑪麗和兒女獲准跟我在一起。
我們在塞爾帕平托勞改營的時候，有四個政治犯偷走失敗。獄警在所有囚犯面前將他們折磨至死；這樣做是要恐嚇其他人，使他們不敢有偷走的念頭。勞改營的司令官當著瑪麗和我們兒女的面恐嚇我說：「如果我再發現你傳道，你的下場就會像這些逃犯一樣。」
最後，在1966年11月，我們被解到有恐怖死亡營之稱的聖尼古拉營。抵達那裡的時候，我發覺聖尼古拉營的主管是錫德先生。我禁不住心寒起來，原來他就是在聖保羅監獄差點兒把我打死的那個人！這裡每個月都有幾十人被有計劃地殺害，我們一家被迫要觀看囚犯被虐殺的經過。結果瑪麗精神崩潰，至今還未完全康復。最後我獲准將她和孩子送回羅安達，由兩個大女兒特雷莎和若阿娜照顧他們。
重獲自由，又再遭監禁
次年，我在1970年9月獲釋，回到羅安達跟家人和弟兄團聚。我看到在我離開的九年期間傳道工作的進展，不禁熱淚盈眶。我在1961年被帶去坐牢的時候，羅安達的會眾只有四個小組，現在城裡卻有四群人數眾多的會眾了。每個會眾都井井有條，而且每六個月就有耶和華組織的周遊代表前來探訪協助。我為恢復自由而心花怒放，可惜我的自由卻維持不了很久。
有一天，國防調查警察部（簡稱國警，這組織現已解散）的總指揮官召我去見他。他在我的女兒若阿娜面前奉承我，然後叫我在一份文件上簽名。文件說我被徵召為國警提供情報，並保證我有豐厚的物質酬報。我不肯簽名，他便威脅要將我送回聖尼古拉營，還說這次我進去就永遠不會再恢復自由了。
1971年1月，我享受了不到四個月的自由以後，總指揮官的威脅兌現了。羅安達一共有37個基督徒長老被捕，給送到聖尼古拉營去。我們一直被監禁在那裡，直到1973年8月。
獲得釋放，卻仍受迫害
1974年葡萄牙宣布人民可享有宗教自由，後來這種自由伸展到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去。1975年11月11日，安哥拉獲准脫離葡萄牙獨立。當年3月，我們在自由的氣氛中舉行了第一輪的環務大會，實在興奮極了！當時我有榮幸在羅安達的體育館裡向一群喜樂的聽眾發表公眾演講。
可是，新政府反對我們的中立立場，加上內戰蔓延安哥拉全境，當時的情況實在險峻，以致白種見證人不得不逃亡國外。我們三個本地弟兄奉派在耶和華見證人葡萄牙分社指揮之下督導安哥拉的傳道工作。
不久，我的名字開始在報章和無線電廣播上出現。他們指控我是國際帝國主義的特工，說我煽動安哥拉的見證人拒絕參與軍事活動。結果我被傳召去見羅安達省的第一任省長。我恭敬地向他解釋，全世界的耶和華見證人都嚴守中立，與耶穌基督早期門徒的立場一樣。（以賽亞書2:4；馬太福音26:52）我向他指出，殖民地時代我在監獄和勞改營裡度過了17年有多的歲月，於是省長決定不逮捕我。
在那段日子，在安哥拉以見證人的身份事奉耶和華，確實需要有勇氣才行。由於我的家成為監視目標，我們不得不停止在家裡舉行聚會。但正如保羅說：「我們四面受壓，卻不致身陷絕境。」（哥林多後書4:8）我們從來沒有在服事職務上鬆懈下來。我繼續參與傳道工作，以周遊監督的身份服務，強化本格拉、威拉和萬博三個省份的各群會眾。當時我使用另一個名字——菲萊蒙弟兄。
1978年3月，我們的傳道工作再次遭禁止。我從可靠的消息來源獲知，革命狂熱分子想殺死我。於是我逃到一個見證人的家中避難，他是尼日利亞駐安哥拉大使館的職員。一個月後，局勢平靜下來，於是我繼續從事環務監督的工作，為弟兄服務。
儘管工作受禁，且有內戰進行，數以千計的安哥拉人仍然響應我們的傳道工作。由於見證人的數目有良好的增長，社方設立了一個國家委員會，在葡萄牙分社指揮之下照顧安哥拉的傳道工作。在這段時期中，我去過葡萄牙幾次，在那裡受到資深服事者的訓練，同時接受所需的醫療。
終於享有傳道自由！
我在勞改營的時候，政治犯時常取笑我，說如果我繼續傳道，就永遠不會重獲自由了。但我回答說：「現在還不是耶和華把門打開的時候；不過只要他一把門打開，就沒有人能夠關得上了。」（哥林多前書16:9；啟示錄3:8）1991年蘇聯倒台以來，傳道的機會之門打開得越來越大，我們在安哥拉也享有越來越多的崇拜自由。1992年，耶和華見證人的工作正式受到政府認可。最後在1996年，耶和華見證人在安哥拉成立了分社，我受任命成為分社委員會的成員。
在我坐牢的許多年間，我的家庭一直不乏人照顧。我有六個孩子，五個仍然在世。親愛的若阿娜去年因癌症去世，剩下的孩子有四個是已受浸的見證人，只有一個還未採取受浸的步驟。
庫克弟兄在1955年探訪我們的時候，國內一共有四個安哥拉人宣揚上帝王國的好消息。今天全國有超過3萬8000個王國宣揚者，每月主持6萬7000個聖經研究。在這群傳道員當中，有許多曾在以前迫害過我們。耶和華保全了我的生命，使我能夠實現心中如火的熱望，向人宣揚他的話語。這是多麼美好的報酬！多麼宏大的恩典！——以賽亞書43:12；馬太福音24:14。
［第20,21頁的地圖］
（排版後的式樣，見出版物）
剛果民主共和國
金沙薩
安哥拉
馬克拉杜宗布
羅安達
聖尼古拉（現今稱為本蒂亞巴）
木薩米迪什（現今稱為納米貝）
蒂格雷斯港
塞爾帕平托（現今稱為梅農蓋）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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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3頁的圖片］
下：1955年與約翰·庫克合照。左邊的是薩拉·菲萊蒙
右：42年後與約翰·庫克重聚
［第23頁的圖片］
與內子瑪麗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