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懷疑，把犯人關進牢房是不是真的管用。他們注意到，全球的囚犯數目已激增到八百萬以上，許多地方的犯罪率卻持續偏高，沒怎麼下降。因販毒、藏毒等罪行服刑的人，雖然為數眾多，但非法毒品還是唾手可得。由此可見，情況非常嚴重，實在不容忽視。

解決問題還是製造困難？

「貶損囚犯的人格，只會使他們意志消沉，絕不能幫助他們適應外面的世界，重投社會。」——《亞特蘭大憲法報》一篇社論。

眾多事例表明，把罪犯扔進牢房只能治標，絕不能治本。刑滿出獄的囚犯，真可以說他a已經抵償了自己的罪責嗎？受害人或他們的親屬又怎麼樣？麗塔的16歲兒子慘遭殺害。兇手給定罪後，僅僅服了三年刑就獲釋了。麗塔訴說：「我的兒子死不瞑目！」「請停下來想想。你能體味這句話的含意嗎？」麗塔的事例表明，儘管噩夢早已過去，儘管案件早已審結，受害人的親屬還是心有餘悸，悲痛之情揮之不去。

這個問題除了關係到罪行的受害人之外，也牽涉到其他人。要知道，囚犯獲釋後，無論是重新做人也好，變本加厲也好，他們對社會安寧，甚至你的人身安全，都有直接影響。他們既可以讓你平靜地過日子，也可以使你惶恐不安。

罪犯集訓營

判罪犯入獄，對撲滅犯罪行為不一定奏效。姬兒·斯莫洛在《時代》雜誌寫道：「只顧斥資建造牢房，而不撥款幫助囚犯重新建立自我形象，對打擊罪行非但不濟事，反而使犯罪活動愈加猖獗。」彼得b坐過14年牢，他對以上的話很有同感。他說：「大部分的監友，起初都是因輕罪入獄的。他們變本加厲，進而侵犯他人財產，最後更墮落為危害他人的悍匪。監獄猶如集訓營，犯人跟其他慣犯混在一起，越學越壞，到頭來比入獄前還要糟糕。」

把罪犯收監，也許能暫時阻止他們為害社會。但從長遠觀點看，監禁對犯罪活動似乎起不了什麼阻遏作用。住在市中心貧民區的小夥子，一般都把坐牢看做「入門經驗」。他們往往淪為慣犯。拉里常常進出監獄，他說：「把罪犯扔進牢房，並不能促使他們洗心革面。他們出獄後，又會故態復萌。」

據美國一次調查所得，有半數的嚴重罪行是由百分之5左右的罪犯幹的。由此可見，監獄好比一扇「旋轉門」，罪犯在獄中兜了個圈子又出來作案了。《時代》雜誌評論說：「囚犯在獄中無所事事地消磨時間。他們不是發泄一通，嘮嘈一通，就是聚在一起切磋犯罪伎倆，交流作案經驗，……準備出獄後再幹一番。」

上述情況絕不是美國獨有的。約翰·瓦蒂斯是希臘軍事監獄的駐診醫生。他說：「監獄是滋生犯罪分子的溫床。犯人在獄中越學越壞，變得兇狠殘暴、卑鄙無恥。他們出獄後，十有八九都準備『回敬』社會。」

社會代價

監獄危機對你的經濟負擔也有影響。就以美國為例。據估計，每個囚犯每年的花費約為2萬1000美元，全部出自納稅人的錢包。六十歲以上的囚犯所花的公帑，有時相等於上述數額的三倍。在許多國家，公眾也為了其他原因，對刑罰制度日漸失去信心。以下都是當前公眾關心的問題：犯人提早獲釋；詭計多端的律師發現了某些技術性細節，藉以替犯人開脫了罪責，弄得受害人提心吊膽。他們擔心犯人獲釋後，肆行無忌，目無法紀。受害人處於弱勢，人微言輕，對司法程序毫無影響力可言。

公眾日益關注

正如附欄指出，囚犯在獄中遭到不人道的待遇。這些事實進一步削弱了公眾對監獄制度的信心。犯人在服刑期間遭受冤屈，要幫助他們棄邪歸正就難上加難了。此外，有好些人權組織也注意到，在獄中服刑的犯人，屬於少數族裔的特別多。他們不禁懷疑，這個現象是純屬巧合還是種族歧視所致。

1998年，美聯社報導了一批前囚犯，向美國賓雪法尼亞州的霍姆斯伯格監獄索賠。他們聲稱服刑期間，當局拿他們充當實驗品，在他們身上進行化學試驗。美國有些監獄重新採用鐵鏈，把在戶外勞動的囚犯拴在一起，那又怎麼樣呢？國際特赦組織報導：「囚犯隊經常在烈日下勞動10至12小時，除了一小時午休外，其餘時間只能稍稍歇手喝水。……囚犯隊可用的廁所不過是便攜式便盆，前面有臨時設置的屏風遮擋住。囚犯整天跟隊友拴在一起，就是上廁所，也不得解開鎖鏈。要是沒有便盆可用，囚犯就被迫當眾蹲在地上。」幸好，不是所有監獄都這樣做。給囚犯以非人的待遇，不但貶損囚犯的人格，也貶損了監獄管理層的人格。

造福社群？

危險的罪犯收監以後，社區居民才一塊石頭落地，放心了。這是很自然的事。在別的社區，居民為了其他原因，主張保留監獄。在澳大利亞一個名叫庫馬的小鎮，政府當局打算把區內的監獄關閉，居民群起抗議。為什麼呢？因為謀生艱難，不少居民的工作都跟監獄有關，關閉監獄猶如打破他們的飯碗。

近年來，有些國家的政府為了節省開支，把監獄的管理權賣給私營機構。可悲的是，私營機構以賺錢為本，自然認為囚犯越多、刑期越長就越好。由於這個緣故，正義和營利主義有時被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