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法官說：「你在希特勒手下熬過九年，的確值得稱讚。你以往反對戰爭，現在卻反過來跟我們的和平運動作對！」

他所指的是，我在納粹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社會主義政府手下都受到監禁。起初我講不出話來，但後來我回答說：「基督徒跟其他人不同，他們不會用鬥爭去取得真正和平。相反，我只是跟從聖經的吩咐，愛上帝和愛鄰人。上帝的話語幫助我在言語、行為上都保持和平。」

在那天，即1951年9月4日，共產黨判我坐監八年。跟納粹政權所判的刑期比較起來，共產黨只判少了一年。

敵人的對策——監禁

1935年秋天之前，我們仍然能夠偷偷地在開姆尼茨印製《守望台》。在此之後，我們不得不把油印機搬到厄爾士山脈的拜爾菲爾德去。這部機器在那裡繼續生產書刊，直至1936年8月為止。爸爸提供地址，我跟克蒂照著地址把雜誌分發給弟兄。有一段時期，一切都很順利。可是後來蓋世太保開始監視我；1936年8月，他們來到我家把我抓去，扣留候審。

1937年2月，25個弟兄和2個姊妹（包括我在內）在薩克森一個特別法庭受審。法庭指控耶和華見證人是進行顛覆活動的組織。結果，負責印製《守望台》的弟兄各被判監五年，我被判了兩年。

刑期滿了之後，我並沒有重獲自由。蓋世太保把我抓住，要我簽署一份聲明，表示自己不再是個活躍的耶和華見證人。我斷然拒絕。官員大怒，下令把我扣留。圖片所示就是這張令狀。他們不准我跟父母道別，立即把我送到易北河畔規模較小的利希滕貝格女子集中營。到了這裡之後不久，我碰見克蒂。自從1936年12月以來，她一直被囚在莫林根集中營；後來納粹黨關閉了這個集中營，她就跟其他姊妹被送到利希滕貝格來。我爸爸也被關起來，直到1945年我才有機會跟他重聚。

在利希滕貝格

他們不准我立即跟其他女見證人一起，因為她們正為了某個理由遭受處分。在一個禮堂裡，我留意到有兩批囚犯，一批女子如常坐在桌前，另一批是見證人，她們整天只准坐在凳子上，沒有任何食物分發給她們。b

我願意接受任何工作委派，希望無意中會遇見克蒂。後來我果然遇見她。她跟兩個囚犯前往工作途中，我們在路上相遇。我歡喜極了，緊緊地擁抱她。但女警衛立即向上級舉報，我們兩人因此受到盤問。從此以後，營警刻意把我們分開。這令我們十分難過。

在利希滕貝格還發生了兩件令我畢生難忘的事。一次，所有囚犯都要在院子集合，聽無線電廣播希特勒的政治演說。由於事情涉及違反中立立場的儀式，我們耶和華見證人拒絕參加。為了這個緣故，警衛用消防喉對著我們，以水龍頭強力的水向我們掃射，把我們這些毫無抵抗能力的女子從四樓趕到院子去。我們渾身濕透，被迫站在那裡。

另一次，希特勒的生日臨近，警衛下令格特魯德·厄梅、格特爾·布爾萊和我用電燈泡布置司令部。但我們拒絕聽命。我們知道撒但設法使我們在一些小事上妥協，藉此破壞我們的忠誠。我們受到的處分是，在接著三個星期，我們三名年輕姊妹單獨被囚禁在又黑又小的牢房裡。但耶和華跟我們保持親近；甚至在這個可怕的地方，他仍然證明是我們的避難所。

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

1939年5月，所有囚禁在利希滕貝格的囚犯都被調到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我同幾個姊妹被派到洗衣房工作。大戰爆發後不久，我們被派去收集納粹黨的旗幟，但我們不肯去。結果，米爾興·恩斯特和我被調到勞役營去，這是最嚴厲的懲罰之一。我們每天（包括星期日）不管天氣怎樣，都要做很吃力的苦工。一般來說，最長的刑期是三個月，但我們卻留在那裡足足一年。如果不是耶和華支持我，肯定我已不在人世了。

到1942年，囚犯的情況稍有改善，我被派到離營不遠的一個納粹家庭照料家務。這家人讓我享有若干程度的自由。例如，有一次我要帶孩子出外散步，路上我遇到兩個衣服縫上紫色三角的囚犯，他們是約瑟夫·雷瓦爾德和格特弗里德·梅爾霍恩。我有機會跟他們交談，使我獲得不少鼓勵。c

再次受禁制和入獄

部分德國由共產黨統治，馬格德堡正坐落在這個地區。我們的工作在1950年8月31日遭受禁制，一度給我許多有益訓練的馬格德堡伯特利之家也被關閉。於是我在伯特利的服務就告終止。我回到開姆尼茨，決心甚至在共產統治下也要緊守真理，繼續宣講上帝的王國，告訴人這是苦難人類的惟一希望。

1951年4月，我陪同一位弟兄去柏林收取一些《守望台》雜誌。回到開姆尼茨時，沒料到大批便衣警探已經把開姆尼茨火車站包圍。不用說他們正在等候我們，我們當場被逮捕。

候審期間，我所帶的隨身文件證實我被納粹政府囚禁了幾年。由於這緣故，警衛對我相當尊重。一個女警衛長說：「你們耶和華見證人不是罪犯，不應該在監獄裡的。」

有一次，這個女警衛長來到我的牢房，當時有兩個姊妹跟我囚在一起。她偷偷把一些東西放在其中一張床下面。是什麼呢？原來是她自己的聖經。她把這本聖經送給我們。我父母住的地方離監獄不遠。另一次，這個女警衛長到我父母家，拿了一些《守望台》雜誌和食物，然後把所有東西藏在身上，偷偷運進我的牢房。

我還想提及一件事，有時我們會在星期日早上唱神治歌曲。我們的歌聲非常響亮，每次唱完一首歌，其他囚犯就會高興地鼓掌。

來自耶和華的力量和幫助

1951年9月4日，在法庭進行審訊期間，法官說了本文起頭的那番話。我在瓦爾海姆監獄服刑，後來轉到哈雷監獄，最後是霍恩內卡監獄。我可以提及一兩件簡單的事，說明上帝怎樣證明自己是我們耶和華見證人的避難所和力量，以及他的話語怎樣使我們重新得力。

在瓦爾海姆監獄裡，所有見證人姊妹經常在禮堂聚集，舉行基督徒的聚會。監獄不准囚犯有紙和筆，但有些姊妹拿到一些碎布料，造了一塊小小的橫幅，上面寫著1953年的全年經文：「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詩篇29:2。

我們料不到一個女警衛立刻向上級舉報。獄長來到後，吩咐兩個姊妹把橫幅高高舉起，然後質問說：「是誰造的？這是什麼意思？」

有個姊妹想一個人承擔罪責，但我們很快就達成協議，要大家一同擔當。因此我們回答說：「我們造來強化自己的信心。」獄長把橫幅充公，並罰我們沒有飯吃。但在獄長審問我們期間，兩個姊妹一直把橫幅高舉起來，使這節富於鼓勵的經文深印在我們各人的腦海裡。

瓦爾海姆的女子監獄關閉時，我們一班姊妹被轉送到哈雷監獄。在這裡，我們可以收到包裹。我爸爸寄來一對拖鞋，你猜他把什麼縫進拖鞋裡？《守望台》的文章！我仍然記得這些文章的題目，例如「真愛是切合實際的」、「謊言導致喪命」，還有其他文章。這些的確是屬靈的佳肴美食；我們偷偷傳閱，各自寫下筆記。

在一次突擊搜查中，警衛發現我藏在草蓆下的私人筆記。後來，她傳我去問話，說她很想知道「畏懼耶和華的人在1955年的展望」這篇文章含有什麼意思。她本身是共產黨員，1953年，當時黨領袖斯大林去世不久，令她深感憂慮；前景看來十分暗淡。但對我們來說，未來在監獄的日子會有所改善，不過當時我仍未能看出這件事。我滿懷信心地說，耶和華見證人的前景是最好的。為什麼？我引用這篇文章的主題經文，詩篇112:7的話：「他必不因壞消息懼怕；他的心堅定，倚靠耶和華。」（《新譯》）

耶和華仍舊是我的避難所和力量

我患了一場大病，官方決定提早兩年，在1957年3月，把我釋放。但由於我的傳道活動，東德官員再次向我施加壓力。於是，我在1957年5月6日逃到西柏林，然後再轉到西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