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福百里大主教表示，自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1962-65年）以來，他對教會的官方政策大為不滿。法國的《世界報》評論說：「［大主教利福百里］花了將近兩小時大吐苦水，認為新的教會『已不再是公教了』。他的抨擊對象包括：天主教教義、神學院、彌撒、泛宗教主義，『聖禮集體化』和『靠攏共產黨的紅衣主教』更不用說。」

利福百里大主教的結論是：「情況十分可悲。教會正朝著違反公教而將我們的宗教破壞無遺的方向走去。我應該服從教會抑或繼續作天主教徒，一個羅馬天主教徒，一個終身的天主教徒？我已在天主之前作出選擇。我不願自己在去世時是個基督新教徒。」

保祿六世在羅馬教區的助手，大主教波萊帝(Poletti)，在羅馬召開的招待會中聲稱，「利福百里大主教違反了信仰，得罪了天主教會和上主耶穌，［並且］在個人方面得罪了教皇，蔑視他的忍耐力和試圖為他帶來麻煩。」

造反是怎樣開始的

召開招待會的日期是1977年6月6日。可是，甚至早在1965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結束之前，已有人談及天主教會的「分裂」。許多保守派的天主教徒認為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導致的改革背叛了傳統的天主教。

前任塞內加爾達喀爾大主教和法國中南部蒂勒市主教的利福百里曾出席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他於1962年在法國獲選為「聖神父老會」的總監。可是，由於愈來愈不同意把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定的政策在天主教會內付諸實行，他在1968年辭去這項職務。

1969年，天主教的一位瑞士主教授權給離心的大主教在瑞士的弗里堡教區設立一間傳統派的神學院。次年，利福百里大主教創立了所謂「聖庇護十世司祭兄弟會」，並且在瑞士瓦萊州的艾康也開辦一間神學院。他這樣行是獲得天主教錫安市大主教認可的。

在開始時，這間神學院只是旁敲側擊地提出異議。當然，神學院裡的學生穿的是黑色聖職長袍，接受十分傳統的教育。他們以拉丁語舉行彌撒。可是，教皇保祿六世已頒令彌撒應該用當地語言舉行。但當時教會當局卻對這間神學院保持容忍態度，因為利福百里大主教尚未建議訓練未來的教士而授以聖職。他希望學生能夠在他所謂最後兩個傳統天主教堡壘完成教育；那兩個堡壘便是，羅馬的拉特蘭主教大學和瑞士的弗里堡大學。

但後來利福百里大主教認為甚至那兩間天主教大學也不甚可靠，不能靠它們以所謂真正天主教傳統去訓練未來的教士，於是麻煩便真正開始了。他決定親自將聖職頒授給艾康神學院訓練出來的未來教士。使情況更糟的是，他在1974年發表聲明，猛烈抨擊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建議的大多數改革。當時艾康神學院已有一百多名學生，由一群傳統派的教授主持訓練。

1975年，梵蒂岡採取行動，通過當地的瑞士主教撤銷對艾康神學院的認可。利福百里大主教悍然不顧，繼續把聖職頒授給畢業的學生。為了這緣故，教皇保祿六世在1976年罷免他所有的祭司職務，包括舉行彌撒、主持第一次領聖體儀式、行聖餐禮及以主教身份任命教士。既然艾康神學院繼續不予理會，於是造成一種矛盾可笑的局面——一間偏激的天主教神學院產生一批復一批極端傳統派的天主教教士，由一位自稱比教皇更合乎天主教的離心主教加以任命！

造反蔓延到什麼程度

這個法國大主教的造反若只限於局處瑞士阿爾卑斯山山麓的一間神學院，就沒有什麼談論價值了。然而，大主教利福百里的影響很快就擴展到世界各地而成為天主教內部一股頗強大的勢力。作家勒爾克(Gérard Leclerc)在《天主教會1962-1986——危機與更新》一書中寫道：「傳統派的爭論並非僅反映一小撮人的趨向。反之它所表達的乃是頗大數目信徒的心聲。」

大主教利福百里受到世界各地許多保守派天主教徒的經濟支持。這使他能接受傳統派天主教團體的邀請而周遊各地。他在多個國家的大群聽眾面前批評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按照十六世紀特倫特大公會議所規定的庇護五世禮拜儀式以拉丁語舉行彌撒。這些傳統派的集會有時在最不尋常的地方——例如在英國倫敦北部一間廢棄不用的超級市場——舉行。

廣泛的經濟支持使這個造反的大主教在法國、德國、意大利、阿根廷和美國等地建立多間神學院去訓練傳統派的天主教教士。1987年2月，法國的《費加羅報》報導當時這些神學院正在訓練260名學生。大主教利福百里每年任命40至50位來自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在內——的教士。

在南、北美洲、歐洲和非洲的18個國家中，大主教利福百里的「兄弟會」已建立了75間「小修道院」，有許多傳統派的教士在其中執行職務。教士為這些國家中的保守派天主教徒用拉丁語舉行彌撒。

傳統派的宗教儀式許多時在特別設立的小教堂中舉行。可是，現時已有越來越多的右翼天主教徒與正統天主教教廷進行鬥爭，希望取得權利在正規的天主教教堂內舉行禮拜，這種局面使許多誠懇的天主教徒深感不安。

爭用教會建築物

自教皇保祿六世在1969年引進用當地語言舉行的新式彌撒和其他革新以來，傳統派的天主教徒一直私自舉行採用古老拉丁儀式的彌撒。在法國巴黎，數百名傳統派天主教徒在凱旋門附近的瓦加拉姆堂聚集。既然當時教會已改用新的宗教儀式，當地的大主教遂拒絕讓他們使用教堂。

終於，在1977年2月27日，傳統派斷然採取強硬手段，在一名保守派的教士率領下強行佔據在拉丁區的聖尼古拉斯大教堂。正規的天主教教士和教徒反從自己的教堂被逐出。幾日之後，他們試圖在教堂之內舉行彌撒，結果兩派大打出手。一名教士受傷送院治療，其餘的人逃往附近的教士住宅暫避。

十年後的今日，儘管法庭兩次下令驅逐，聖尼古拉斯教堂仍然被傳統派的天主教徒所佔據。每個星期日大約有5000人參加5次用拉丁語舉行的彌撒儀式。儀式由大主教利福百里在艾康任命的教士主持，這位「造反派主教」也經常到這間教堂為傳統派的天主教兒童主持堅振禮。

聖尼古拉斯大教堂被傳統派佔據了幾個月之後，數百名進步派天主教徒集會抗議教堂被人強佔。索本神學院和巴黎天主教學院的幾位教士和天主教教授也參與其事。突然之間，一群傳統派天主教青年衝進禮堂，用鐵尺和煙幕彈搗亂集會。當時有幾個人受傷，一個天主教教授甚至要送院留醫。

法國東部斯特拉斯堡的天主教主教曾受到傳統派天主教徒所騷擾，因為他企圖進入一間被他們佔據來舉行拉丁語彌撒的教堂。在巴黎，傳統派天主教徒的「突擊隊」曾闖入多間天主教堂破壞儀式的進行。他們這樣行是因為在舉行彌撒時用女人朗誦福音或是教堂中有基督新教和正教的教士在場參與宗教儀式。

1987年3月，傳統派天主教徒和正規天主教徒在巴黎西部的馬利港幾乎發生打鬥，幸好被警方隔開。雙方所爭的是應由哪一方使用聖路易士天主教堂。次月，傳統派的天主教徒使用撞錘去撞破封閉的大門，在教堂裡舉行拉丁語的棕枝主日彌撒。英國倫敦的《泰晤士報》報導這件事時的大字標題是：「聖路易士之戰——法國造反派天主教徒重來爭奪教堂。」他們舉行的拉丁語彌撒由造反派大主教利福百里所任命的教士主持。

教會側翼受傷

天主教作家勒爾克寫道：「自［梵蒂岡］會議後的20多年來，傳統派離心分子一直是教會側翼的公開傷痕。」同時，普約(Jean Puyo)和范伊素(Patrice Van Eersel)在合著的《天主教會內部歷程》一書中說：「羅馬被大主教利福百里的活動弄得驚惶失措，原因是他提出一些基本問題。弗里堡和日內瓦的主教瑪米不得不譴責這位造反同工的活動，但他坦白地告訴我們說：『跟從他的信徒所懷的不平並不是沒有根據的。教會沿襲千年以來的教義正面臨淪亡的危險。』」

天主教會的內部分裂十分明顯，以致許多誠懇的天主教徒不禁與使徒保羅有同感；保羅對分黨結派的哥林多基督徒寫道：「你們常常意見分歧，各不相讓……難道基督是分成幾派的嗎？」——哥林多前書1:11,13，《當代聖經》。

許多觀察力敏銳的天主教徒充分意識到基督教不應「分裂」。天主教徒比其他許多自謂的基督徒更加關注真正基督教的合一。他們認為自己在天主教會中所信奉的正是這種團結的宗教。他們認為基督新教分成許多自相矛盾、彼此衝突的教派。在他們看來，天主教會代表穩定，最重要的是，代表團結。但現在他們卻大感惶惑。

分裂的原因何在？

天主教會分裂成左翼進步派、右翼傳統派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主流派。左翼自由派的天主教徒宣揚各種解放神學，贊同政治革命。他們的主張近乎馬克思主義，甚至贊成武裝叛變。可是，基督教的創立者告訴門徒說：「你們不屬於世界，而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若望福音15:19；18:36，《天主教聖經》。

傳統派維護人為的傳統和拉丁文的儀式；這些儀式並非溯源於聖經時代，因為基督教初期所用的語文是希臘語而非拉丁語。此外，由於他們不容異己、好勇鬥狠，這豈不是與他們自稱為基督徒一事背道而馳嗎？前任宗教專欄作家費斯郝(Henri Fesquet)在法國的《世界報》寫道：「基督徒［天主教徒］為了爭奪崇拜地方而互相諷刺爭吵，這樣的行動只能產生對他們不利的反效果而已。人的言行若彼此相背，奉福音之名去宣揚光明又有什麼用呢？」

耶穌告訴法利賽人說：「［你們］這種做法，簡直是用傳統來廢掉上帝的誡命。」（馬太福音15:6，《當代聖經》）對於現代的傳統主義者，許多誠懇的天主教徒都與耶穌有同感。

進步派和傳統派（為了相反理由）都認為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產生了大批優柔寡斷的主流派天主教徒。普約和范伊素兩位作家訪問過法國學會成員之一的法國天主教哲學家吉爾頓(Jean Guitton)。他們綜括他的感想如下：「天主教教條——教會的精髓——已分成了互相衝突的片段，信徒之中最熱心的致力於政治，年輕的［天主教徒］則旁若無人地攪婚前性關係，誰也不知道怎樣正確地奉行［梵蒂岡］會議的公布，天主的百姓茫然不知所措。」

可想而知，誠懇的天主教徒問道：「我的教會何以出現分裂？」答案是：因為教會的各派都沒有接納聖經為真正的權威，使真正的基督徒在凡事上有所適從。結果他們遂分裂為各種各樣的神學主張和傳統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