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傳道工作

伊恩（約翰）·弗格森在贊比亞服務了許多年，他說：「海外傳道工作之所以叫人心滿意足，一是因為看見耶和華任用各種各樣的人，不論男女，去實現他的旨意；二是因為受教認識真理的人，都表現感激之心。」其他教會的傳教士常常捲入社會的爭論，忙於處理民生的問題。耶和華見證人的海外傳道員卻專注於使人做基督門徒的工作。這些海外傳道員努力執行上帝的命令，顯出了「無偽的愛心」。（哥林多後書6:6）

不少人懷有海外傳道員的這種精神，其中一位是威廉姆·約翰斯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幾年，他來到非洲南部，走遍這個地區。皮特·德雅格、帕里·威廉斯等人，則在1921年初抵達贊比亞的鄰國南羅得西亞（現在的津巴布韋）的首都索爾茲伯里（現稱哈拉雷）。喬治·菲利普斯、托馬斯·瓦爾德、威廉·道森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照料北羅得西亞地區。還有一些人生於北羅得西亞，到外地工作時接觸到聖經研究者，現在回來宣揚「美事的好消息」。（羅馬書10:15）馬納塞·恩科馬和奧利弗·卡本戈在那段日子都盡力參與宣揚好消息的工作。約瑟夫·穆倫瓦在贊比亞土生土長。他在津巴布韋北部的萬基（現稱萬蓋）煤礦接觸到真理，後來忠心地在贊比亞西部服務。弗雷德·卡邦博曾是那個地區的第一個分區監督。這些弟兄都是真正的拓荒者，他們到沒有人或很少人宣揚好消息的地區服務，為將來的發展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南非的查爾斯·霍利迪應開普敦辦事處的喬治·菲利普斯的邀請，探訪西部省對聖經感興趣的各個小組。霍利迪弟兄乘坐運木材的火車、獨木舟、手搖鐵路車探訪各地，一個本地的弟兄陪伴他探訪，充當翻譯。有一次，他們到維多利亞瀑布以北250公里的小鎮塞南加探訪，抵達時受到很多群眾歡迎。當中有些人為了聽這位訪客講解聖經真理，走了幾天才到達這裡。

基列學校畢業的海外傳道員抵達

1948年，哈利·阿諾特和伊恩·弗格森這兩位海外傳道員抵達贊比亞。他們經常探訪來開採銅礦的歐洲人。這些歐洲人的數目成千上萬。他們的反應是叫人鼓舞的。那一年，參與傳道的耶和華見證人增長了百分之61。

在許多地區，海外傳道員都不難找到想學習聖經的人，有時甚至多得應接不暇。後來，分部得到一輛有十年車齡的道奇牌貨車。兩位兼任分區監督的海外傳道員開著這輛貨車，到遠離工業區的地方探訪。分部的一個報告說：「有時，車子回來只剩下三個輪子；有時，車子幾乎跑不動了，它的確幫了不少忙。」

1951年，贊比亞有六個海外傳道員。1953年12月，另外六個海外傳道員抵達，瓦洛拉和約翰·邁爾斯在贊比亞服務六年後被派往津巴布韋，後來又被派到萊索托去。接著幾年，更多海外傳道員抵達：約瑟夫·霍呂盧克、約翰和伊恩·倫頓、尤金·基納舒克、保羅·翁德科、彼得·帕利澤和妻子薇拉、阿維絲·摩根。他們全都懷著愛心獻出自己，為了在這個重要的工作上結出果實，甘願作出調整，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

「他還是個小孩呢！」

偉恩·約翰遜曾獲派前往贊比亞服務。他回想當時的感覺，說：「我覺得這肯定是弄錯了。」偉恩是第36屆的基列畢業生。1962年，他和厄爾·阿奇博爾德一起到達贊比亞。現在，偉恩和妻子格蕾絲奉派探訪加拿大的會眾。他回想當年，說：「那時我才24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小。有一次，我在學習奇切瓦語，會眾的姊妹一見到我就低聲耳語：『加利瓦納』，意思是：『他還是個小孩呢！』」

偉恩說：「我深知要全心依靠耶和華及他的組織。我讓每個人都知道，我所懷的態度跟使徒行傳16:4是一致的，我只是傳達耶和華及他的組織所提供的資料和指引。我也盡量謹慎行事，以求受他們接納。回想過去，我仍覺得不可思議，竟然有榮幸作出這個服務。」

被驅逐出境！

20世紀60和70年代，形勢發生了變化，迫害的浪潮席捲全國。1964年，贊比亞獨立，弟兄們面對向國旗敬禮、唱國歌的壓力，困難就更多了。60年代末，有些政客認為海外傳道員推波助瀾，妨礙政府執行政策。分部的一個報告講述所發生的事：「1968年1月20日早晨，幾乎每個英語會眾的監督都打電話通知分部辦事處，各地的監督均接到驅逐令。被逐的不僅僅是外國來的耶和華見證人，還有贊比亞公民，其中兩位是喬治·莫頓和伊薩克·奇本古，令人啼笑皆非。」

事情來得很突然。早上10點，移民局的官員就來到分部辦事處，向五對海外傳道員夫婦發出通知。弗蘭克·劉易斯回憶說：「沒想到那麼快，他們就到了門口。我們之前已經決定，一旦禁令發出，辦事處的海外傳道員就從後門撤退，到一個弟兄家中安排應變策略。但是，我們當時猶豫不決，因為一個海外傳道員姊妹患了瘧疾，她在樓上，病得很厲害。本地的弟兄堅持讓我們離開，承諾一定好好照顧那個姊妹。我們知道他們一定會這樣做。

「《贊比亞時報》報導，守望台（他們這樣稱呼我們）現在被禁，『帶頭人』躲藏起來。我們讀到這樣的消息，心裡真不是滋味。我們的名字出現在報紙頭版，報章還說當局正在鎮上挨家逐戶搜捕我們！留在分部辦事處的本地弟兄處理得很好，他們把文件和書刊轉移到不同的地方。這一切工作完成後，我們回到分部辦事處，第二天就向當局『自首』。

「一個警察把守著分部辦事處。不久，驅逐令就傳達給被選中的海外傳道員和其他外國人。」劉易斯弟兄繼續說：「我們是最後一批離開的，我們不熟悉的一群姊妹帶著孩子從25公里外的加盧盧希趕來，就為了親口對我們說一聲再見，親自跟我們握握手！想到此情此景，我到現在還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第二波驅逐浪潮

時間飛逝，到了1975年。一天，警察突然來到分部。當時22歲的艾伯特·穆松達（現任贊比亞分部委員會成員）正在伯特利會計部工作。他回憶說：「他們叫海外傳道員在兩天內離開這個國家。」

約翰·雅松補充說：「1975年12月，移民局送來一封簡短的公函，命令我們在36小時內離開贊比亞。」弟兄們通過本地的一個律師上訴，申請把驅逐令延期執行，好容許海外傳道員收拾個人物品。「之後，我們不得不離開所深愛的贊比亞弟兄姊妹。」

艾伯特的妻子戴里絲回憶說：「我們陪弟兄們到南塘機場，跟他們道別。約翰·雅松飛往肯尼亞，伊恩·弗格森去了西班牙。」什麼原因掀起這第二波驅逐浪潮呢？

許多人認為，1975年的大會是導火線。約翰·雅松憶述：「那是政局不穩時期最大的一次大會，有四萬人參加。」湊巧的是，附近也在舉行政治集會。一些參加那個集會的人甚至疾呼，要用強硬手段對付耶和華見證人，因為耶和華見證人在政治上嚴守中立。雅松弟兄說，有人埋怨耶和華見證人舉行大會令他們集會人數偏低。

海外傳道員回來了

十年後，海外傳道員才獲准再次進入贊比亞。20世紀80年代，政局較為穩定，限制也減少了。1986年，愛德華·芬奇和妻子琳達從岡比亞來到贊比亞。後來，更多海外傳道員抵達，他們當中有艾爾弗雷德和海倫·凱希、迪特馬爾和薩比娜·施密特。

1987年9月，戴雷爾·夏普和妻子蘇珊從扎伊爾（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經南非到贊比亞。他們是1969年的基列畢業生，奉派探訪剛果各地的會眾。他們對非洲中部的生活已經相當熟悉。戴雷爾體格強壯，至今已從事特別全時服務超過40年。他說：「多年來，我們的海外傳道員之家就在盧本巴希邊境，我們經常到贊比亞去。」

蘇珊對那段日子記憶猶新，說：「20世紀70年代，剛果的糧食不夠吃，我們每隔幾個月就要到贊比亞去買糧。1987年，中央長老團請我們離開剛果，到一個新地區去。去哪裡？贊比亞！」由於剛果對傳道工作的限制越來越多，而贊比亞的弟兄們則享有更大的宗教自由，夏普夫婦很高興到贊比亞服務。

然而，無論是傳道方面還是分部工作都要作出一些調整。由於以往不能公開傳道，大部分弟兄只主持聖經研究，許多傳道員不懂得挨家逐戶地公開傳道，以這種方式傳道時，感到很不自在。但是，挨家逐戶傳道始終是耶和華見證人最主要的傳道方式，所以弟兄們受到鼓勵，要勇敢地從事逐戶傳道工作。主要原因是：國內的形勢緩和了，警察不再注意我們的活動。

勇往直前

20世紀70年代，傳道員的增長明顯停滯不前，分部委員會十分關注這種情況。由於受當地傳統的影響，弟兄們覺得很難教導自己的孩子學習聖經。逐戶傳道受禁以後，做父親的往往就讓別人來教自己的孩子學習聖經，自己則教導人家的孩子。是採取果敢行動的時候了。在接著的幾年裡，傳道員受到勸勉，不應該墨守不符合聖經的傳統和習俗。會眾作出響應，結果上帝賜福給他們：弟兄們努力使生活跟聖經原則一致，與普世的弟兄團體齊步向前。

1975年，海外傳道員被逐，接著的五年，傳達員的數目下降了大約百分之11。1986年，海外傳道員重返贊比亞，接著的五年，傳道員的數目增長了五成多。1986年以後，傳道員的數目又增加了一倍多。

西拉斯·奇為卡曾經奉派探訪各群會眾，他在給分部的信中說：「20世紀50年代以來，基列畢業的海外傳道員幫助了不少人達到成熟的地步。海外傳道員不但仁慈，也很有耐性，並且通情達理。他們跟傳道員經常來往，能夠留意到傳道員需要改善的地方。」海外傳道員真摯的關懷、仁愛的協助，直到今天依舊發揮作用，促進增長。

1948年： 首批基列畢業生到達。

1975年： 海外傳道員被當局驅逐出境。

1986年： 海外傳道員再度獲准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