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手术——一位医生的看法

我作外科医生已有三十多年，所经历的见闻自然不少。可是，我在1970年八月十一日早晨所见的景象却令我不寒而栗。这是纽约州医生获准施行堕胎手术之后我前往布洛克林医院工作的第一天。

当我行近手术套房打算施行当日预定的手术时，我首先留意到套房外的大堂上排列着医院的四轮搬运车。每架车上有一名年青的女病人，服了手术前的镇静剂而恹恹欲睡;她们正在轮候接受堕胎手术。在套房的三个手术室里，很显然每个人——医生、看护、麻醉师、杂役及其他助手——都十分紧张地照料堕胎的手术。这种手术的速率大约每十五分钟施行一次。

医院人员的反感

在查看当日手术秩序时，我留意到那日仅有一宗手术是“正当的”——其余的二十四宗全是堕胎。手术人员显然对这种情形十分不满。当时我说我感觉有点格格不入，因为我所负责施行的乃是当日唯一的正当手术;一位我不认识的麻醉医师走上前来抓住我的手紧紧一握，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我认为他这样行是表示与我有同感;他也对所见的情形深感厌恶。

在手术进行之际，我们对堕胎问题作了相当长的讨论。有几位护士和助理护士表示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使她们深感厌恶，因此她们想调往手术室以外担任其他工作。有些甚至谈到要辞去护士不干。

既然纽约州法律所许可的堕胎包括已怀了二十四周的胎儿在内。当日的二十四宗堕胎手术中有几宗的妇人看来怀孕已相当久。在这种情形之下，堕胎手术可不像通常对怀孕四至六星期的孕妇所施的那么简单。要中止二十四个星期的妊娠差不多总要用到子宫切开术。这意味到要从腹部剖开子宫，将胎取出;这与剖腹取子术并无二致。有一位照料过多宗这种病例的护士秘密告诉我她们将“取出的婴儿丢在桶里任其死去。”

当然，经过二十四周妊娠期的胎儿已长成人形，各肢体部分均清楚可见。它已能够动、出声及有些少呼吸。因此胎儿至此已被认为有成人的可能。

一位手术室杂役告诉我，他拒绝扫除施行堕胎的手术室，因为这种活动使他感觉良心不安。他说有一次他清扫手术室时在地上发现了胎儿的一条断腿，手术套房里其他的人也确证其言不虚。从此以后他决定拒绝在此类手术房工作。事实上，他打算辞去医院工作另行在工厂觅职。甚至手术套房的副管理员也告诉我她打算辞职另谋高就。

一位正在接受外科手术训练的菲律宾青年医生协助我施行手术，他表示未能获得各科医药训练而感觉失望，因为他的时间大部分用在堕胎手术上。他同时感觉遗憾的是美国医生企图以抑制人口爆炸为借口为他们的行动辩护。在他看来，这是仅求达到目标而不择手段的一个例证。

“健康的”病人

在我施行的手术完毕之后，我到疗养室探访我的病人。她的周围有几个睡着了的过气母亲;她们醒了之后会从手术室移往病房逗留数小时，然后便出院了。我在离开医院时不禁留意到入院登记室的情形颇为异样，一排看来很健康的少妇正等候办理入院手续。收银处窗口的行列看来也差不多;日前在此堕胎的人正办理出院手续。

医院门外有许多少女和少妇出出入入。间中也有看来是母亲的年长女人同行。我想起一本医药刊物的报导（《医药世界新闻》，1970年八月廿一日）描述纽约市立医院积压着5,000份堕胎申请书，有些医院申请者要等候六至八星期之久。

其咎在谁？

在驾车离开医院时，我觉得大为不安。有好几个问题浮上脑海里要求解答。这种情形究竟其咎在谁呢？人会采取下一个什么步骤去试图解决某些社会难题或抑制人口的继续增加呢？

我想到许多医生为自己辩护，说他们仅是想帮助一些不幸的女性而已。但这是他们真正和唯一的动机吗？他们岂不也想增加自己的收入吗？当然，有许多医生拒绝参加这种勾当。其他的医生则显然正成为堕胎“专家，”虽然仅在数星期前这种手术仍被视为犯罪和败德的行为。

我也想到使堕胎合法化的政客。可是，他们只能负部分罪咎，因为他们仅是将民意——他们所代表的民众——反映出来而已。

我也想到基督教国的各教会及其教士。虽然别人无疑要负相当大的罪咎，在我看来教士们显然是罪魁。以道德原则教导民众和助人养成对生命的尊重其实并不是医生的特权、学校教师的责任和立法者的职责。反之这些是带有宗教性质的事，许今年来均一直由教士们负责。

在我近日所见，要求堕胎的青年妇女中，有多少是因为她们未听过教士说婚前的性交是圣经所谴责的恶行？有多少已婚女子在教会中享有良好地位，但对她前那未出生的婴儿的生命却毫不尊重？

有些宗教团体对堕胎表示抗议，可是这种呼号在当前的现实中却毫无力量。那些施行堕胎的人，通过堕胎法案的立法者，私生子的父亲和要求堕胎的妇女，大多数均出自宗教家庭，其中许多现时正是社会上大受尊敬的教会分子！

我确信各教会已经失败了。教士们并没有负起导师、顾问、道德支持者和生命爱护者的责任。在我看来，各教会无疑是未能将一项基本真理灌输到会众的脑中和心中，这项基本真理便是，生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产之一！——外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