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的爱沙尼亚遭受考验

桑纳米埃斯姐妹俩让我和她们一起，为住在农场的家庭作裁缝。我们常常有机会跟这些人谈论圣经真理。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因为我不但学会了裁缝，而且传道经验也日益增长。除了做裁缝，我也找到了一份当数学家教的工作。1948年，当局开始逮捕见证人。

次年10月，我正在农场工作，恰巧得知当权者去了桑纳米埃斯的家，要逮捕我。我就逃到乌戈·萨西弟兄的农场，没想到，他也刚刚被捕。有一个妇女曾经是我的裁缝顾客，她邀请我到她家里去。后来，我辗转于农场之间，一面做裁缝，一面继续传道。

冬天的时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的人最终还是在塔尔图市琳达·米泰的家找到了我。琳达·米泰比我大几岁，是个热心的年轻姊妹。我被带到警察局问话。他们强迫我脱光衣服，让年轻的警员“一饱眼福”。我觉得羞耻极了，于是向耶和华祷告，内心才感到平静。

后来，我被关进了一个小牢房，那里小得连躺都躺不下。我只能在审讯的时候才可以离开那里。军官们会说：“我们不是要你否认上帝存在，只是要你不再这么愚蠢地传道，那么你的前途就光明了。”他们还会威胁说：“你想活下去，还是想和你的上帝一起死在西伯利亚旷野？”

一连三天的审讯，他们都不让我睡觉。我借着沉思圣经原则忍耐下去。最后，一个审讯官要我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表明我不会继续传道。我说：“我已经考虑得清清楚楚，与其让我获得自由而失去上帝的嘉许，不如让我留在监狱里，这样，我还能和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审讯官吼叫说：“你这个笨蛋！你们所有人统统要被逮捕，统统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出乎意料地获得自由

出乎我的意料，在将近午夜时分，审讯官叫我带着自己的东西离开。我知道自己会被跟踪，所以没有去基督徒同工的家，以免暴露他们的行藏。

我和琳达回到塔尔图后，才知道有更多见证人被逮捕了，其中包括琳达的妈妈。我们的大多数朋友都被捕了，包括桑纳米埃斯两姐妹。我们知道国安会的人正在找我们，就骑了两辆自行车继续到塔尔图城外传道。一天晚上，国安会的人在一个刚受浸的见证人艾尔玛·瓦杰的家里找到了我们，其中一个人查看了我的护照后大声叫道：“爱拉！我们正到处找你！”那天是1950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