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我和艾尔玛一声不响地收拾了一些物品，然后坐下来吃一点东西。国安会的人很吃惊：“你们居然没哭，还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回答：“我们有新的委派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下顿饭吃。”我带了一条毛毯，后来用它做了厚袜子和手套。被关押了几个月后，1951年8月，我和爱沙尼亚的其他见证人一同被放逐了。c

我们给送上火车，从爱沙尼亚前往苏联的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再从那里被送到北极圈内，到了科米、沃尔库塔的臭名昭著的劳改营。在我们这一批人当中，只有三个耶和华见证人。我在中学的时候学过俄语，被捕以后就用得上了。我们抵达营地的时候，我的俄语已经可以说得相当流利了。

在沃尔库塔，我们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乌克兰女子，她是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成为见证人的。1945年，德国人让她和14个其他的见证人上了一艘船，并打算让船在波罗的海沉没。然而，船却安全地抵达了丹麦。后来，她回到苏联，因为传道而被捕，并被送到沃尔库塔。在那里，她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

我们还遇到两个女子，她们用乌克兰语问道：“这里谁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立刻认出她们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姊妹！她们鼓励我们并照顾我们的需要。其他的犯人说，好像在这里还有家人在等着我们到来似的。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和70年代，被放逐的见证人陆续回来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爱沙尼亚有超过700个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