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那时候，带头的见证人全都被逮捕了，但国安会仍决心要除掉剩下的每一个见证人。他们在1951年4月1日清晨采取行动。当局非常精心地策划这个行动，爱沙尼亚全境（也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都同时成为攻击的目标。

在很短时间内，差不多所有见证人、他们的一些近亲，甚至那些对圣经感兴趣的人也被逐出家园，一批批地被带到几个不同的火车站，赶进棚车里去。由于财物全被充公，他们只可以带走一些食物和个人物品。那一天，差不多有300个人被押走。这些人事前并没有受到审判，而当局也没有给他们任何解释。他们从爱沙尼亚坐火车到西伯利亚，大部分人都是去托木斯克，这个地区离爱沙尼亚约5000公里（3000英里）。

勇敢的年轻人

当时，17岁的科琳娜·恩尼卡和13岁的妹妹埃娜去了探望亲戚，不在家。她们回到家，看见屋子被关闭了，妈妈也不见了。试想想，她们是感到多么的悲痛。不过，当她们知道妈妈被逮捕后，却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呢？

科琳娜说：“至少她还活着！我们知道其他人也可能被捕了，心想，妈妈至少跟耶和华的子民在一起。耶和华的确大大扶持我们，也让我们享有内心的安宁。我没有哭，埃娜也没有，尽管她在感情上比较脆弱，挺容易受到伤害。星期一，我们照常上学，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妈妈被捕的事。”

后来，科琳娜和埃娜也被警察带走，可是她们依然保持平静。科琳娜说：“在火车上，每个人都很平静。有个姊妹安慰我们说，耶和华不会让我们忍受苦难，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又说，既然耶和华承诺会帮助我们，我们就要信赖他。”六年多后，这两个女孩才跟妈妈重聚。

迫害者无缘无故地憎恨见证人。以下事例可以说明这点。在政府的档案里，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孩被驱逐到异地。罪名是什么？“国家的敌人”。

这次被驱逐的经历非常痛苦。被驱逐的人受到百般羞辱。每天早晚，他们可以下车上厕所，尽管下车的地方没有厕所。一个姊妹说：“当局的做法完全违反人性尊严。人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如厕，男女无别。如厕时，其他人从我们身边走过，那些守卫也站在周围盯着我们。”

西伯利亚的生活和死亡

被放逐的人在火车上经过两个星期艰苦的路程，终于到达目的地。他们拿着简单的行李走出车厢，外面冰天雪地。附近集体农场的工头来挑选最好的工人，就像地主在奴隶市场购买工人一样。

很多住在西伯利亚的人本身也是被放逐的，因此很同情新来的人。弟兄姊妹同舟共济，友善的当地人也给予援手。因此，被放逐的弟兄不久就安顿了下来，有些人还能过正常的生活。一小部分人的身体也意想不到地变好了。例如，有两个爱沙尼亚姊妹本来有结核病，但来到气候比较干爽的西伯利亚后，就痊愈了。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这么侥幸。至少有一个男孩死在车上。另有一个年老弟兄由于抵受不住艰苦的环境和精神创伤而死去。有些弟兄由于得不到适当的治疗或工作过劳而变成残疾人。有些人则要忍受恶劣的生活环境、营养不良、疾病、意外和严寒的天气。另外，还有许多人要忍受精神上的折磨，被迫跟家人分开多年，而且从来都没有收过家人的来信。

蒂娜·克鲁瑟说：“我们家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和年轻的妇女，所以被派到一个贫困的集体农场。公社里的人自己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就更不用说了。新来的人都吃松树皮、树根，喝荨麻做的汤。”

西伯利亚的冬天既漫长又严寒，许多被放逐的爱沙尼亚人都不习惯这种气候。像种马铃薯这样普通的事也不容易成功。在被流放的第一年，大多数人都要长期挨饥抵饿，日子一点也不好过。

希西·伦贝尔说：“气温只有摄氏零下50度（华氏零下60度）。由于天气寒冷，我们把鸡笼放在床下，以免母鸡冻死。有些牛主甚至把刚出生的小牛留在屋里。”

国家付费，前往新地区！

多年前，威廉·戴伊曾说：“如果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弟兄就有广大的传道地区了。情况果然被他说中了。苏联政府把见证人放逐到西伯利亚和其他偏远地区，这的确有助于他们扩大传道地区。虽然耶和华让他的子民遭受考验，不过许多没有听过上帝名字的人却得以认识真理。

连比特·特雷利就是一个例子。他由于参加反政府活动而被逮捕。他认识真理的经过很特别。他是在塔尔图的一间牢房里接触到真理的，那年是1948年。跟他同囚的有个俄罗斯军官，曾在另一间牢房遇到见证人。军官向连比特略略地提及见证人所教的道理，说只有上帝的王国才能解决世上的种种难题，又说上帝不久就会统治地球。这番话引起了连比特的兴趣。

后来，连比特被押到沃尔库塔的一个拘禁营。这个拘禁营位于西伯利亚偏远的北部，接近北冰洋。在那里，连比特听到一群见证人在谈圣经，于是走近他们。他听到见证人所谈的话跟那个军官所说的一样，就跟他们谈了起来。

见证人问连比特：“你为什么坐牢？”

他答道：“我是为争取正义而入狱的。”

另一个见证人就问：“那你成功了吗？”

答案很明显，连比特回答说：“没有。”

弟兄指着连比特说：“你看，你站错阵线了！你应该站在正确的阵线上。”然后，他们就开始谈到圣经所说的属灵战争。连比特听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已经找到真理，也越觉得有必要参与这场属灵的战争，站在上帝这一边。

获释后，连比特回到爱沙尼亚，开始打这场属灵战争。现在，他是正规先驱。他的妻子梅芒也在监狱里认识真理，不过使她对圣经感兴趣的却不是见证人。

有些弟兄姊妹不太会说俄语。对他们来讲，传道工作并不容易。由于词汇有限，他们传道时通常会先谈谈自己为什么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来，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跟人攀谈起来。这种传道方式帮助他们更能掌握非正式见证的技巧。另外，他们也有很多机会用母语跟那些被放逐的爱沙尼亚人作见证。一个在西伯利亚生活过的姊妹估计，有15到20个爱沙尼亚人以及好几个俄国人和立陶宛人都是在营中认识真理的。

如何获得灵粮

有些见证人被囚在监里，有些则被放逐到偏远的地区。组织用很多方法，把圣经和灵粮偷偷地带给他们。一个弟兄说：“我们收到装着猪油或动物油脂的罐子，里面藏着一些纸张。在冷天，油脂会变成白色，纸张不容易看见。纸张被紧紧地压在罐子的内侧，官员把刀子插进罐子时，很难发现那些纸张。”用这个方法把宝贵的灵粮藏在食物的罐子里，很多时都能瞒过官员的检查。

细小的纸张可以缝在手袋或衣服里，被藏在肥皂盒里，或塞进挖空的肥皂里。爱拉·托姆说：“我可以把四本《守望台》的纸张塞进一个装在盒子的肥皂里。”

信件都要通过检查，但见证人学会在信里，用日常生活的用语来谈及圣经真理和属灵的事情。例如，一个姊妹在信里说：“父亲给我们很好的照顾。我们也有一条绳连到水井。”“父亲”就是耶和华，他在灵性上照顾他们。“水井”就是耶和华的组织。他们可以跟组织联系，得到圣经书刊，也就是给人生命的真理之水。

很多书刊都是手抄的，不过也有些是用简单的印刷方法印制的。见证人要抄写书刊时，就很希望自己会由于传道的缘故而被单独监禁。为什么？一个翻译书刊的姊妹说：“被单独监禁是好的。这样，我就可以在监狱里专心地翻译《守望台》，不会常常受到打扰。”这件事说明，敌人千方百计打击见证人却不能成功。很多时候，他们的奸计反而有助于推广王国事务。（以赛亚书54:17）

珍视聚会

见证人不能常常参加聚会，跟弟兄姊妹相聚，所以很珍视聚会。科琳娜·恩尼卡跟一个姊妹在农场工作。有一次，她们鼓起勇气，私自离开农场几天去参加聚会。科琳娜谈到事情的经过说：“我们在晚上离开农场，徒步走到25公里（15英里）外的火车站。火车在凌晨两点钟开出。我们坐了六个小时火车，再步行10公里（6英里）才来到聚会的地方。我们找到举行聚会的屋子，正打算该由谁来说出暗语时，一个弟兄就从屋里出来。他认出我们是姊妹后，就兴高采烈地说：‘你们找对地方了。请进！’我们讨论《守望台》文章，也唱王国诗歌。这次聚会的确鼓舞人心，使我们的信心大受强化。”三天后，她们回到农场，发现管理人根本不知道她们离开过农场，不禁松了一口气。耶和华的忠心仆人秘密地参加聚会，信心因而大受强化，也有更大的勇气。

又有一次，一群弟兄在牢房里举行聚会，警卫突然来搜查圣经书刊。一个弟兄手上刚好拿着一些圣经书刊的纸张，他立刻抓来一把扫帚，扫起地来。警卫搜查过后，什么也找不到，就离开了。当时，弟兄的手正紧紧地抓住扫帚，在勤奋地扫地。那几页纸就紧握在他的手心中！

基督徒真挚的爱大有力量

阿道夫·科塞说：“我有五年的时间都在地下煤矿工作。这个煤矿位于北极圈以北的地方。在那里，冬天是看不见日光的。我们轮班工作，上到地面时，天已经黑了。所以，我们有几个月都看不见阳光。另外，食物的分配也不够。我的记忆力和时间感都变差了。由于工作很费力，再加上食物短缺、疲劳过度，我们都没什么精力，一次只可以闲聊几分钟。不过，一谈到王国的真理，我们却可以聊上几个小时也不累。”

在艰难的日子，耶和华的子民学会彼此相爱，表现自我牺牲的精神。科塞弟兄说：“不管得到什么，我们都把得到的东西拿出来，平均地分给大家。每个人都需要帮助，所以我们都学会跟大家凡物共享。”（约翰一书4:21）

就连警卫也知道见证人总是守望相助的。当艾诺·埃特玛从一个营房调到另一个营房时，她连汤匙和碗这些营房的必需品也没有。

营房的主管说：“没问题。你的姊妹会给你所需要的东西。”他没有言过其实。基督徒经常表现真爱，为耶和华的名增光。

基督徒在忠贞方面仍不断受到考验。例如，虽然埃特玛姊妹已经被囚在拘禁营一段时间了，但警卫还是不断问她：“你还是不肯跟我们合作吗？”当然，他所指的合作就是要姊妹提供耶和华见证人的机密。

埃特玛总是回答说：“你们把我拘禁在监狱，我爸妈也是因为你们而死去，我怎会跟你们合作呢？”

虽然被囚，被放逐的见证人还是继续向人表现基督徒的爱，一有机会就向人传讲王国的好消息。不过，他们可以向谁传道呢？苏联政府流放精英分子和非共产党居民，这个政策反而为见证人打开了“传道之门”。许多弟兄姊妹得以跟那些被流放的知识分子谈论王国的信息，展开愉快的交谈。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没有被流放，他们也许没那么容易听见王国的信息，并作出响应。（歌罗西书4:2-4）

科塞弟兄说：“后来，我们被调到不同的拘禁营。在每个牢房里，弟兄姊妹都很努力传道。我从没试过能够向那么多人作见证。”

在那些被流放的年头，耶和华见证人受到无情的攻击。当局抢去他们的财物、剥夺他们的自由，百般地羞辱他们。但是，敌人却不能挫败见证人的士气、破坏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

回到爱沙尼亚

1953年，约瑟夫·斯大林去世，他的许多忠贞支持者都感到非常悲痛。当时，爱拉·托姆和另外六个姊妹被关在一间牢房里。警卫哭着进来，命令她们起立，向斯大林致敬，可是她们都勇敢地拒绝了。

斯大林死后，政治气氛也随之改变。从1956年到1957年，全球各地的耶和华见证人为被流放的弟兄写了几百封请愿信给苏联政府。被流放的弟兄一个接一个地得到特赦。被囚的获释，被流放的获准回家。有些见证人在斯大林去世不久就获释，而另一些人却还要等一段时间。图曼一家在1951年被流放，却等到1965年才获准回家。弟兄姊妹虽然可以返回爱沙尼亚，不过还要找地方居住，因为被流放时，他们的财产都被充公了。

回顾过去

见证人受到威吓和残忍的对待，又做苦工，又在监狱里忍受恶劣的环境，这一切考验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绝大部分人都在属灵方面保持强壮，忠贞不二，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也在所不惜。至少27个爱沙尼亚见证人在坐牢或流放期间去世，包括阿图尔·因杜斯在内。他在被驱逐前，曾在爱沙尼亚的传道委员会服务。弗里德里克·阿尔珀雷显然由于工作过劳，也在获释后不久去世。在西伯利亚，耶和华的仆人在信心上面对严峻的考验，不过他们却受益良多，并始终保持忠义。经过猛烈的攻击，他们有更强的信心和更大的忍耐力。（雅各书1:2-4）

维尔亚尔德·卡尔纳说：“所有负有职责的弟兄都被关在拘禁营里，所以我们可以保持联系。在西伯利亚时，我们经常可以得到书刊，在灵性上保持强壮。可是在爱沙尼亚，要经常得到灵粮就困难多了。我想，如果我们留在爱沙尼亚，灵性就不会那么壮健了。”

许多被流放的人由于遭受苦难，心里就充满怨恨。但耶和华见证人却视这个经历为磨炼，结果他们在属灵方面得到强化。

科琳娜·恩尼卡说：“在逆境下，我们学会服从。我们从没有因信赖耶和华而感到后悔。其实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并不多。当时在床底下，我和妹妹埃娜只有一个小提箱和一个盒子。现在，每当想要更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回想这个经历。我们在西伯利亚度过了17到23岁的黄金岁月。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没有被流放的话，我们的灵性会不会这么强壮呢？我觉得，当时西伯利亚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地方。”

另一个姊妹说：“不久，我就把西伯利亚的日子忘记了。那五年过得很快，就像看了一出两个小时的电影一样。”

艾诺·埃特玛回想说：“我永不会忘记北极光那千变万化的色彩。在结霜的日子，一团团的雾气从海面和河面升上来，色彩斑斓。在极昼，有两个星期太阳都不会落下；而在极夜，有两个星期太阳都不会升起。我还记得，在短短的夏天里，绿色的草莓成熟了。北极地区的野禽在小树幼细的枝条上觅食。在西伯利亚，虽然生活艰苦，我却觉得自己像在旅行一样。尽管身处当地，我们有耶和华，还是可以感到快乐的。”

［第202页的附栏或图片］

手工书

海尔米·莱克

出生年份 1908年

受浸年份 1945年

去世年份 1998年

简介 被监禁和流放到西伯利亚

◼ 海尔米由于是个耶和华见证人而被逮捕及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她为自己的笔记簿做了个小袋子，还在袋子上绣了一节安慰人心的经文：“谁能隔断基督对我们的爱呢？难道是患难吗？是苦痛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马书8:35）

海尔米找到一些棕色的纸张，做了一本笔记簿。她在簿子上写下一些富于鼓励的经文。当时，由于印刷的书刊供不应求，很多弟兄只好用手抄写他们所得到的书刊。

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海尔米告诉官员说：“我很感谢你们把我送到西伯利亚，让我看到那里美丽的崇山峻岭，我自己是不会有钱去那么远的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