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在哪里？

《儆醒！》杂志驻西班牙通讯员报道

“宗教的致命伤莫过于冷淡。”

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

西班牙北部当风的平原上有个称为卡莱鲁埃加的小镇。在这个中世纪的小镇里，有一座巍峨的罗马式女修道院。这座建筑物已有700年的历史，是为了记念多明我会的始创人多明戈·德古斯曼而兴建的。卡莱鲁埃加正是德古斯曼诞生的故乡。在过去七个世纪以来，女修道院的修女甘愿过着平静、隐居的生活。

女修道院的屋顶满是漏洞，古旧的墙垣日久失修，残破不堪。然而，修道院女院长最担心的却是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破落现象——宗教本身日渐式微。她说，“我在差不多30年前加入了女修道院，当时这里有40个修女；可是现在只有16个，没有一个是年轻的。看来神职工作似乎已经过时了。”

除了卡莱鲁埃加以外，欧洲大部分地区也出现类似的宗教冷淡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是由什么反宗教的浪潮所促成，一般人只是对宗教日渐漠不关心、淡然置之而已。欧洲若干著名的大教堂成了旅游胜地，而不是当地“教徒”喜欢前往的地方。教会——不论是基督新教还是天主教——势力一度非常庞大，但现正被宗教冷淡所淹没。人民的生活集中在各种属世而不是属灵的事物之上。教会发言人把这种趋势描述为世俗化。人民不再把宗教放在心上。欧洲的宗教气候是否预示到，类似的没落现象也快将横扫世界的其他角落？

有多少人参加教堂的崇拜？

在北欧，宗教的冷淡现象并不稀奇。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只有百分之5的路德会教徒经常上教堂。在英国，自称是圣公会信徒的人当中也只有百分之3的人做礼拜。现在，欧洲南部的天主教徒看来跟北欧国家的信徒也不遑多让。

法国虽然主要是个天主教国家，可是现在每10名市民只有1名每周上教堂一次。25年前，百分之83的西班牙人自称是“活跃的天主教徒”，可是这个比率现在却跌至百分之31。1992年，西班牙大主教拉蒙·托雷利亚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西班牙已不再是个天主教国家；人民虽然出席复活节前的游行和圣诞节的弥撒，可是他们却不愿意每星期都［望弥撒］。”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93年探访马德里时指出，“西班牙需要重新在基督的信仰里扎根。”

教士和平信徒均受到这种漠视宗教的态度所影响。1988年，法国新任命的教士降至140名（比1970年少一半有多）；至于西班牙，8000名教士为了要结婚而放弃教士工作。另一方面，那些继续从事神职工作的教士对于自己所传的信息也满腹疑团。在瑞典，只有百分之24的路德会教士认为自己能够“怀着清白的良心”传讲天堂地狱的道理；此外，法国有四分之一的教士甚至怀疑耶稣有否实际复活。

把个人玩乐和喜好置于敬虔之先

宗教究竟给什么取代了呢？许多家庭都让娱乐置于崇拜之先。每逢星期日，整家人不是到海滩游玩，便是登高旅行，他们甚少到教堂望弥撒。胡安是个典型的西班牙青年，他耸耸肩说，“上教堂闷得要命。”足球赛事或流行音乐会则大受欢迎；每逢这些场合，运动场均会座无虚席。宗教活动的受欢迎程度实在望尘莫及。

参加教堂崇拜的人数下降并不是宗教没落的惟一明证。不少欧洲人均喜欢按着自己的好恶，去选择信奉些什么宗教道理。现今，人们的信念跟他们所属教会的官方教条也许并不一样。大部分欧洲人——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新教徒——不再相信灵魂不死的道理；此外，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逾百分之50的天主教徒并不相信奇迹。

宗教信仰上的混乱现象日益严重，教会的统治阶层也苦无对策。这种混乱情况从教会的反节育运动便足以见之。1990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呼吁天主教的药剂师不要售卖避孕药物。他声称这些药物“违反了自然律则，并且贬损了人的尊严”。《天主教要理问答》同样也强调，“夫妇间的爱意附带着双重的义务，就是忠贞和生育。”

教会虽然制定了这些严格的规定，可是，以一般而言，天主教夫妇却依然我行我素，把教会的规定置之不理。在欧洲南部的天主教国家里，养育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相当罕有；在西班牙，避孕套在二十年前差不多是一种黑市产品，可是现今电视广告却加以大肆宣传；此外，法国只有百分之3的天主教妇女声称遵守教会就节育所作的规定。

欧洲人显然对教会和教会规定置若罔闻。乔治·卡雷是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就教会这种情况作出生动的描述：“我们正大量出血，奄奄一息。这是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加以正视。”

自宗教改革运动引起的种种剧变以来，欧洲庞大的宗教势力从未有过像现今这种摇摇欲坠的情况。何以这么多欧洲人对宗教缺乏热忱呢？宗教的前景将会如何？

教会何以失去影响力？

“每位斯多葛派学者都是个不折不扣的斯多葛派学者；可是，在基督教国里，基督徒在哪里呢？”

19世纪的美国作家和诗人爱默生。

一位年轻的母亲说，“我是个名义上的天主教徒。”另一位青年说，“我并不把宗教放在心上。”以上的评论是欧洲年轻一代对宗教的典型看法。他们的父母——甚或祖父母——也许仍是教徒，可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并没有世代相传。

欧洲人世世代代对于宗教传统推崇备至，那么，他们现在何以会把宗教弃若敝屣？

不再惧怕

多个世纪以来，地狱永火和炼狱的道理对欧洲人影响深远。宗教布道煽人情绪，描绘永火地狱的图画恐怖骇人；平信徒就此认为，惟有虔诚的教徒才能避免下地狱的厄运。《天主教要理问答》进一步指出，“教会规定信徒‘必须参与星期日和节日期间的礼拜仪式’。”a对于住在郊区的人来说，社会压力也相当巨大，因为人人都期望别人会在星期日上教堂。

然而，时代改变了。现今人们想做就去做，他们再不受惧怕之心所影响。教会对于地狱的道理逐渐避而不谈，反正欧洲大多数天主教徒都不相信这个道理。

事实上，教会不再把教友在星期日弥撒中缺席视为“大罪”。西班牙马德里的天主教教士蒂尔索·巴克罗承认：“如果有一个天主教徒没有在星期日望弥撒，那么，我们真为他难过，这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因为他错过了跟天主和弟兄沟通的时刻。缺席本身只属次要。”

不错，惧怕之心不再能促使人成为虔诚的教徒。那么，教会的道德权威和教会领袖又如何？信众会顺服教会领袖，乐于对他们表现忠诚吗？

权威危机

随着人们消除了宗教方面的恐惧，教会在道德方面的表现也大不如前。意大利历史家焦尔达诺·布鲁诺·格里埋怨说，“多个世纪以来，我们有……许许多多向人讲授道德观念的教师，可是有道德的教师却少得可怜。”两次世界大战使基督教国元气大伤。在两场大战里，教会在道德方面欠缺承担和没有负起领导责任，教会在这方面的软弱无能显露无遗。欧洲各教会未能阻止属下信徒全情投入血腥的战争中。更糟的是，交战双方的教会均积极参与战事。

历史家保罗·约翰逊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一场内战，这场内战为基督教展开了一段可悲可耻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基督教会的道德情况造成更大的损害，程度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严重。大战把德国——宗教改革的摇篮——各教会的空虚状况，以及教廷的怯懦和自私尽显无遗。”

梵蒂冈与某些政权订立协约也损害了教会的道德声望；这些政权包括希特勒的纳粹政府、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以及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教会虽然看风使帆，与政治结盟，可是最终却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政教关系决裂

在20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最后均终止了政教之间的紧密关系。事实上，现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并不承认天主教是它们的国教。

某些主要的教会虽然仍然由国家资助，可是它们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了。并非所有教士都接受这个现实。西班牙著名的耶稣会会士迭斯－阿莱格里亚认为，“［天主教］教会的领袖相信——他们当中不少人甚至诚恳地相信——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他们根本无法履行教士的职务。”

然而，政府不再是教会的后盾。西班牙便是一例。自1975年以来，该国不再是个“天主教国家”。近年来，西班牙的天主教统治阶层为了教会的经费资助问题，跟社会主义政府展开了一场持续的斗争。西班牙特鲁埃尔的主教最近向堂区教友诉苦，描述自己“是个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因为西班牙政府并没有向教会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

1990年，西班牙的主教宣布，一场“良心及道德上的重大危机”正影响西班牙社会。他们把这场‘道德危机’归咎于谁呢？主教声称，“公共行政机构［西班牙政府］时常鼓吹一种模棱两可的意识形态”，这正是导致危机的原因之一。主教显然期望政府不但鼓吹天主教的理念，同时又向教会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教士言行一致吗？

对于那些在贫困堂区工作的教士来说，天主教会的巨量财富一直都令他们尴尬不安。然而，令他们更为难堪的是，梵蒂冈银行涉及一宗经济丑闻，《时代》杂志把这宗丑闻描述为“意大利在战后最骇人听闻的经济丑闻”。1987年，意大利的裁判官发出拘捕令，缉拿一名大主教和两名梵蒂冈的银行职员。然而，鉴于梵蒂冈的特殊统治地位，受检控的教士得以免受拘捕。梵蒂冈银行强调教会并没有涉及任何讹骗罪行，可是，他们却无法消除教会言行不一的印象。——请参看马太福音23:3。

传媒大肆报道神职人员的性丑闻，这尤其大大损害教会的声誉。爱尔兰一位主教虽然立下了人所共知的独身愿，可是，在1992年5月，他恳求教区教友“原谅他”，并“为他祈祷”。后来大众发现他原来已有一个17岁的儿子，并且挪用教会基金去支付儿子的教育费，他因而被迫辞职。在此之前的一个月，一名天主教教士在德国电视屏幕上出现，与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女友”和他们两个孩子。他表示希望就许多教士现正暗中维持的秘密关系“发表一下讲话”。

无可避免的是，这些丑闻为教会留下污点。历史家圭里在他所著的《在天主教会管辖下的意大利人》一书中强烈表示，“多个世纪以来，教会的表现一直使意大利人的道德观念大受损害。”他指出恶果之一是，“反教权主义的声音四起，这种情况甚至在信徒当中出现。”愤怒的天主教徒也许想向教士提出使徒保罗曾向罗马人提出的同一问题：“你宣讲‘不可偷窃’，自己竟偷窃吗？你说‘不可通奸’，自己竟通奸吗？”——罗马书2:21,22。

教士与平信徒之间的裂痕

教士与平信徒之间的裂痕虽不算太明显，却能大大削弱教会的影响力。主教发出的牧函不但没有给堂区居民指导，反而令他们反感。据西班牙的一项调查透露，只有百分之28受访问的人“同意主教的话”。另外也有百分之28的人表示“对主教的话毫不理会”。此外，百分之18的人指出，他们“根本不明白［主教］说些什么”。西班牙马霍卡的大主教乌韦达承认：“在非基督教化的过程上，我们身为主教的也必须负上一部分责任——非基督教化是个事实。”

教会由于没有传讲清晰的圣经信息，这进一步使平信徒对宗教缺乏热忱。《天主教先驱报》指出，“［法国］有许多教士纷纷介入政治事务，以期在社会的事务上担当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是，堂区教友却宁愿教士把精神专注于属灵事务之上。意大利的教士兼社会学家西尔瓦诺·布加拉西承认：“他们［年轻人］可能是看见了我们的坏榜样，才跟天主疏远的。我们给他们的是妥协、宗教和生意、自私和掺混的‘大杂烩’。”难怪教士的社会地位正大为下降。西班牙的天主教徒时常说，“我是个天主教徒，但我并不相信教士。”

有些天主教徒觉得自己很难信任教士，另一些教徒则对教会的教义深表怀疑，尤以那些看来不合理、不切实际的教训为然。

难以理解的教义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天主教所提倡的地狱道理。《天主教要理问答》写道：“教会的道理强调，地狱是存在和永恒的。”然而，最近的调查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法国天主教徒，以及三分之一的西班牙天主教徒相信地狱实际存在。

在道德的问题上，欧洲人同样也倾向于做个“我行我素的基督徒”。米米是个信奉路德会的女孩，她认为道德方面的问题——例如养育私生子——纯属“个人决定的事情”。大多数法国的天主教徒也同意她的观点。在面对人生的重大决定时，百分之80的天主教徒表示，他们宁愿凭良心行事过于跟从教会的指引。

以往教会的权威足以遏制任何持不同意见的声音。从梵蒂冈的观点来看，情况并没有改变。《天主教要理问答》肯确地声明，“在解释经义方面，教会操有最终的决定权。”然而，这种专制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赢得信徒的支持。西班牙一位研究政治的教授安东尼奥·埃洛萨埋怨说，“这个关乎释经权的争论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教会喜欢为自己筑起围墙，显示它那历史悠久的传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在这道“围墙”以外，教会的影响力及权力正不断减弱。

除了属灵上的衰落以外，某些社会现象也是促成人们对宗教态度冷淡的重要因素。消费者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享受和娱乐，大多数欧洲人对于享乐趋之若鹜，想出各种消遣的方法。比较起来，在星期日早上到教堂去就显得沉闷得多了。况且教会似乎未能真正了解及满足人民的灵性需要。

在欧洲大陆，传统宗教对信众所操的影响力看来风光难再。宗教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力量，注定永远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