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我返回斯图加特，我在那里找到一份俗世工作。可是，我的实际工作开始于1939年3月，任务是要将满载在多个行李箱内的《守望台》杂志复印本在斯图加特及邻近的地区分发出去。其他见证人亦无畏地分担这项任务。

这时，赛勒内克弟兄除了东北部之外，他已做遍国内的所有地区。由于见证人的住宅都受到监视，他必须谨慎行事，有时甚至要在树林里过夜。他不时乘坐特别快车到斯图加特来，向我口述一些有关我们在德国情况的特别报告。然后我会写一些普通书信，将信息用隐形的墨水写在书信行间的空隙里，再用一个假冒的地址，寄往荷兰的伯特利。

令人遗憾的是，有另一位弟兄由于想逃避监禁而背叛。一年之后，他向盖世太保告密，出卖在斯图加特及其他地方的见证人。

他永不舍弃他的朋友

安娜和我，以及其他一些忠信的姊妹均被送入斯图加特监狱。我在那里不时听到囚犯被殴打。单独监禁而无所事事确实是个可怕的经验。幸而我们在以往从没有错过任何基督徒聚会，加上我们尚属年轻，因此，我们可以记得差不多所有《守望台》杂志的文章。结果，我们的信心得以保持坚强而能够忍耐到底。

有一天，两位盖世太保从德累斯顿前来，将我的监狱同伴格特鲁·菲斯特里（现在是伍尔）和我带去认人。

斯图加特的盖世太保以他们所逮捕的人为荣，所以要求他们在德累斯顿的同僚在1940年5月将我们带返原地。我们的案件在德国的南部审讯。但由于南北两路的盖世太保似乎有点不和，所以德累斯顿当局拒绝将我们放走，因此，斯图加特的盖世太保唯有亲自到来将我们强行带走。后来有什么事发生？我们乘车沿易北河畔前往火车站，这的确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旅程，因为我们在狱中已多年没有见过青葱的树木、蔚蓝的天空了。像先前一样，有一卡预留的空车厢接载我们，我们获准在车厢内唱王国诗歌。中途转车时，我们更可以在车站餐厅内用膳。在早上我们只得一块干面包充饥，但现在竟有一顿丰富的膳食，试想像当时我们有什么感受！

我的案件在1940年9月17日在斯图加特开庭聆讯。由于我负责书写及发出赛勒内克弟兄的信件，将我们的地下活动及所受的迫害通知住在国外的人，这是一项会招致死刑的严重叛国罪。但结果却有如奇迹一般，纵然我在斯图加特是主要的被告人，竟仅被判单独监禁三年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