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训练

1940年，勇敢的见证人阿瑟·温克勒首次探访我们一家，那时我只有十岁。父母发现圣经对基督教国所提倡的谬误道理的看法时，他们不禁吃了一惊。由于当时荷兰正被纳粹德国占领，耶和华见证人大受逼迫，我的父母必须作出决定，他们应否与一个受禁制的组织来往。他们决定继续这样行。

此后，妈妈的勇气，以及她甘愿冒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以忠于上帝，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她带着一个塞满圣经单张的袋，骑自行车走了11公里路，然后独自在漆黑中静静等候。一待社方指定开始一项特别运动的时间来到，她就拼命踩动自行车，不时伸手进袋里，把单张撒在街上。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从后追来，到赶上她时，喘着气大声喊道：“女士，女士，你丢了东西呀！”妈妈复述这件事时，我们也禁不住笑起来。

虽然当时我很年轻，我已深知要怎样运用自己的一生。在1942年中举行的一个聚会中，主持人问：“谁想在下次受浸？”我蓦地举手。父母互相交换疑虑的眼色，他们担心我不明白受浸是一项严肃的决定。可是虽然我只有12岁，我却清楚明白献身给上帝是什么意思。

在纳粹党追捕下，我们需要加倍谨慎去从事逐户传道。为了避免探访到那些可能会向纳粹党举报我们的人，我趁纳粹支持者在窗户张贴海报的日子，骑自行车到各处，把他们的地址一一记下来。有一次，一个男子留意到我的举动，就喊道：“做得好，孩子，把他们通通都记下来！”我虽然急切想做点事，但显然不够审慎！大战在1945年结束时，我们都为前头会有较大传道自由一事而欢欣鼓舞。

开始我的事业

1948年11月1日，我完成学业之后便接获第一份全时传道的委派而成为先驱。一个月后，温克勒弟兄探访我寄住的家庭。他来定是为了要看我的近况如何，因为在此之后不久，我便获邀到社方设于阿姆斯特丹的分社办事处服务。

稍后，社方派我以环务监督的身分探访耶和华见证人的各群会众。1952年的秋天，我接到邀请，前往纽约州的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第21届接受海外传道工作的训练。于是，1952年杪，我们一行八人在荷兰登上一艘大洋船“新阿姆斯特丹号”，起程前往美国。

后来，教我大失所望的是，我们半数来自荷兰的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都被派回荷兰去。虽然有点失意，但我没有感到不快。我但愿不用像古代的摩西一样要等候40年才接获一项海外委派就好了。——使徒行传7:23-30。

她在印度尼西亚从事海外传道服务五年之后，于1957年2月回来荷兰跟我结婚。在我以环务监督身分服务的期间，以及婚后多年以来，祖茜一直为了王国的缘故而甘愿作出若干个人的牺牲。

婚后我们继续探访荷兰境内不同地区的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