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基督教国的历史乃是一本仇恨和血腥的历史。古代和现代的十字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死者受到祝福和赦罪。例如，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强占阿比西尼亚（1935年），佛朗哥的‘十字军’参加西班牙内战（1936-39年）均受到天主教会的显要人物所祝福。

神学上的歧见曾经以把人缚在柱上焚烧作为解决方法。圣经翻译者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在1536年，他所译的英文《新约圣经》出版之后，被缚在柱上勒死，尸体被焚烧。较早时候，宗教权威人物徇教皇马丁五世之请，在复仇精神驱策之下，把死了44年的圣经翻译者威克里夫(Wycliffe)的骸骨掘出焚烧。在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和‘异端者’的财产悉数被夺、身受酷刑以及被缚在柱上活活烧死——这一切都是假基督之名而行的！西班牙神学家瑟维特(Michael Servetus)为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所恨，被新教的喀尔文(John Calvin)下令缚在柱上焚死。在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许多‘基督教’教士祝福军队，信奉国家主义的教士更鼓励军人杀敌。

非基督教各宗教的记录

可是，大巴比伦所包罗的不仅是基督教国各宗教而已。这个世界的各大宗教均要分担那声名狼藉的娼妓的流血罪。例如，对于日本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表现的狂热与残酷的精神，日本的神道教实在难辞其咎。历史家约翰逊(Paul Johnson)声称日本‘为了要在［受西欧行为准则所支配的］严酷、竞争的世界中巩固自己地位’，必须发明‘一个国家宗教和一套道德规律，称为神道教和武士道。……他们确立了天皇崇拜，尤以在军中为然，从1920年代开始，所有学校都要教授一套国家道德规律，称为“国民道德”。’结果如何？在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全面触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神道教……遂从原始、衰微的少数教派一变而为现代、独裁国家公认的宗教，尤其令人齿冷的是，本应作为阻遏现代恐怖行为的宗教，反而被用来吹捧恐怖行为。’

至于1947年的印度分立，宗教歧见乃是主要因素，历史家约翰逊说：‘有500至600万人向四面八方投奔。……估计当时的死者约达100至200万人。照现代计算至少也有20至60万人。’时至今日，由宗教策动的残杀和屈辱依然在印度社会里发生。以前为社会所弃，被称为不可触的“贱民”许多时成为富豪地主纠党凶杀的受害者。

此外，印度教与锡克教和印度教与回教都经常冲突。每个宗教在这些冲突中都助长了仇恨、斗争和凶杀。这是大巴比伦所结果子的另一面。

再者，关于战争、残杀和压迫的现代历史对犹太教也绝不称道。犹太教的哈西派成员对犹太教其他派别的信徒和非犹太教的教徒所施的暴行在上帝眼中也不蒙嘉许。

我们若研究普世伪宗教的历史，就很易看出至高审判者处决大巴比伦是有根有据的。‘其实，众先知、众圣民以至地上所有被杀戮的人的血，都在她里面找到了。’（启示录18:24）伪宗教对地域和世界战争的串谋已使她的罪大到在上帝眼中要为‘地上所有被杀戮的人的血’负责。

根据圣经的控诉，大巴比伦已被判罪有应得，为了与世界统治者犯属灵奸淫的历史记录、在战争方面的流血罪以及她的邪术行为而配受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