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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尔多维亚一个劳动营的所有弟兄，被囚在这个营里时都没有错过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我们会分组来见你们”

弟兄时常祈求耶和华赐予智慧，好让他们知道该怎样善用当前的处境，努力推广王国的工作。尼古拉接着说：“我们听说不久我们就会被转送到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那里离莫斯科不远。我们离开之前，营里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我们想不到，看守耶和华见证人多年的某些官员和警卫对我们说：‘我们想听你们唱诗歌和谈论你们的信仰。我们会分组来见你们，每次有10人、20人，也许更多人。’

“他们担心如果其他人知道，可能对他们对我们都不利，于是说会安排人在会面的地方望风。我们说，既然在这方面我们更有经验，所以也会安排自己的人把风。他们把风的方法跟我们的一样，在警卫室和会面地点之间，每隔相当距离就有士兵站岗。你能想象这样的情景吗？一群耶和华见证人唱诗歌给一群官员和警卫听，之后一个弟兄发表简短的圣经演讲，这情景就好像耶和华见证人在王国聚会所举行聚会一样！我们就这样跟几群感兴趣的人举行聚会。我们亲身体验到，耶和华不仅照顾我们，也照顾那些诚恳的人。”

尼古拉又说：“我们从这个劳动营带了很多杂志到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很多见证人关押在那里。弟兄给我一个手提箱，里面有个暗格可以放书刊。弟兄想方设法，尽量使手提箱在检查时不会引起警卫的注意。在莫尔多维亚劳动营，我们受到非常仔细的检查。一个警卫拿起我的手提箱，大声说：‘这么重！里面一定有珍宝！’出乎意料的是，他把我的手提箱和其他东西放在一旁，开始检查其他人的物品。检查完后，另一个警卫说：‘拿起你的东西，走！’我的箱子没有被检查，于是我能够带着新的灵粮进入营房，那里的弟兄非常需要这些灵粮。

“还有，我好几次把手抄的传单藏在靴子里。因为我双脚很大，靴子可以藏很多传单。我把传单藏在鞋垫下面，故意在靴子上涂上厚厚的润滑油。这种润滑油很难闻又很滑，所以警卫都不走近我，要远离我和我的靴子。”

“警卫看守我们，而我就看守警卫”

尼古拉继续说：“在莫尔多维亚劳动营，弟兄派我督导复制圣经书刊的工作。我其中一个职责是要留意那些警卫，如果他们出现，就要让抄写书刊的弟兄有时间藏好所有的东西。警卫看守我们，而我就看守警卫。有些警卫决心要撞见我们抄写书刊，所以经常突然冲进营房。要留意这些人的行踪真不容易。其他警卫只是一天来营房一次，这些人比较宽容，不会为难我们。

“在这段日子，我们以书刊为底本来抄写，然后将底本藏在安全的地方。有些藏在炉子里，有些甚至藏在劳动营主管的办公室的炉子里。打扫主管办公室的弟兄在炉子里造了一个特别的小格子，许多珍贵的《守望台》底本就是藏在那里。无论警卫搜查得多么仔细，底本还是安安全全地放在主管的办公室。”

弟兄很善于收藏书刊。窗台是藏书的好地方。弟兄甚至学会把书刊藏在牙膏管内。只有两三个弟兄知道书刊的底本藏在哪里，如有需要，一个弟兄会拿出底本，抄写后又放回原处。这样，底本一直都藏在安全的地方。大部分弟兄都认为抄写书刊是一项殊荣，即使给人发现后会被单独监禁15天。维克托·古特什米特说：“在劳动营的10年，大约有3年我被单独监禁。”

用蜘蛛丝般纤细的字体抄写《守望台》

弟兄看出，劳动营的官员已想出特别的方法，来搜查并没收见证人的圣经书刊。有些官员尤其热中这样做。伊万·克利姆科讲述：“有一次，带着猎犬的士兵把莫尔多维亚19号劳动营的弟兄带到劳动营外面，进行彻底的搜查。每个见证人都脱光衣服，甚至脚上穿着的破布也要脱下。但弟兄已把抄写了书刊资料的几页纸贴在脚底，所以士兵搜不到。还有，他们制了迷你册子，可以夹在手指中间。当警卫命令他们举起手来的时候，册子就藏在手指中间，于是有些册子就不致落在警卫的手中。”

弟兄还有其他方法保存灵粮。阿列克谢·涅波恰托夫说：“有些弟兄能写像蜘蛛丝般纤细的字体。他们用笔头削得很尖的钢笔，在方格纸的每行抄写三四行的字。用蜘蛛丝般纤细的字体抄写杂志，一个火柴盒可容纳五六份《守望台》抄本。抄写的人要有非常好的视力，也要有强壮的体魄。晚上，所有的灯都关掉，人人入睡之后，这些弟兄才躲在毯子下面抄写书刊。唯一的照明来自营房门口那个昏暗的灯泡。弟兄连续几个月这样抄写，视力就受到损坏。偶然有个警卫留意到弟兄在抄写书刊，要是他对我们有好感，就会说：‘还在写写……什么时候睡觉啊？’”

克利姆科弟兄忆述：“有一次，我们损失了很多书刊和一本圣经。这些书刊都藏在一个弟兄的假肢内。警卫强迫弟兄脱下假肢，然后把假肢摔碎。纸张散落在地上，他们拍了照，刊登在劳动营的报章上。然而，这个报道仍然对见证人有利，因为让许多人知道耶和华见证人只会致力于宗教活动。这件事过后，劳动营主管得意洋洋，对弟兄说：‘你们的哈米吉多顿到了，你们还能做什么！’可是，到了第二天，有人向他报告，耶和华见证人像往常一样举行聚会，唱歌和看书刊。”

跟检察长谈话

1961年年底，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检察长来到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当他在营里视察时，走进了见证人的营房。检察长允许弟兄发问。维克托·古特什米特回忆说：“我问他：‘你认为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真的对苏联很危险吗？’

“检察长说：‘不，我认为不是。’后来跟见证人谈话时，他无意中说：‘单在1959年，伊尔库茨克州获政府拨款500万卢布，用来应付耶和华见证人。’

“他言下之意是，既然政府花了500万卢布的国家刑事基金，来查清楚耶和华见证人这个组织，所以政府当局对见证人了如指掌。500万卢布是许多金钱。那个时候，5000卢布就可以买到一辆很好的汽车或一所舒适的房子。所以，莫斯科当局一定清楚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不是危险人物。

“检察长接着说：‘假如我们任由苏联的人民对待见证人，他们会将你们全都杀掉。’他的意思是，苏联社会以整体而言，对见证人都没有好感。他这番话使我们意识到，千百万苏联人都受到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所影响。

“我们回答：‘他们真的会杀掉我们吗？当见证人在全苏联，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行大会的时候，就会真相大白。’

“他说：‘那时也许会有50万人站在你们那边，但其他人仍会留在我们这边。’

“我们跟检察长的谈话到此为止。他差不多说中了，今天在前苏联境内，超过70万人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他们聆听圣经真理的纯洁语言，而不是误导人的宣传。”

“你们把劳动营改建成耶和华见证人的度假酒店”

维克托接着说：“劳动营的官员带检察长去看看见证人所种植的花草树木，还有他们收到的包裹，包裹的东西依然放在他们的营房里，没有被人偷窃。检察长看着这一切，掩饰不住惊奇的神色。但是后来我们得知，他命令劳动营的主管砍下所有花草树木，并告诉主管：‘你们把劳动营改建成耶和华见证人的度假酒店。’他禁止见证人接收包裹，也关闭了售卖食物的亭子，不准见证人购买额外的食物。

“可是，令弟兄高兴的是，主管没有执行所有的命令。举例说，姊妹依然可以种花。秋天的时候，她们摘下花朵，扎成花束，送给劳动营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孩子。孩子在劳动营门口等着爸妈，拿到鲜花后就蹦蹦跳跳地上学去，笑脸像鲜花一样灿烂，这情景真感人。劳动营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孩子都很喜欢见证人。”

维克托说：“1964年年初的一天，一个警卫告诉我们，他的兄弟在国安会工作，说苏联政府正计划一个反耶和华见证人的大型运动。可是那年年底，国家元首赫鲁晓夫突然被迫下台，迫害的浪潮随后也减退了。”

在戒备森严的劳役营里唱王国诗歌

20世纪60年代，莫尔多维亚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劳役营容许囚犯一年可以接收一次包裹，作为“特别的奖励”。警卫经常搜查见证人。如果抓到任何人有抄着经文的纸条，就会将他单独监禁10天。此外，劳役营的食物配给比劳动营的更少。在戒备森严的劳役营里，所做的工作也更艰辛，见证人要挖树墩，而这些树墩都是又粗又大的。阿列克谢·涅波恰托夫说：“我们经常都筋疲力竭，但我们仍然时刻警醒，坚忍下去。弟兄保持喜乐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唱王国诗歌。我们组成男声合唱团，以几个声部重唱，即使没有女声和唱，歌声也美妙无比。唱诗歌不仅令见证人精神振作，也使那些官员很开心，他们要求弟兄工作时唱诗歌。有一次我们砍树的时候，卡车队长来对我们说：‘唱几支歌吧，是地区的主管吩咐的。’

“地区的主管多次听过弟兄唱王国诗歌。他这个要求来得正是合时，因为我们累得体力不支了。我们开始唱歌，欢欢喜喜地用我们的歌声荣耀耶和华。通常我们在劳动营唱歌的时候，官员的家眷会从邻近的房子走出来，站在门廊，留心聆听，一听就是很长时间。她们特别喜欢旧诗歌集的第六首诗歌《让大地荣耀上帝》。这首歌歌词动人，旋律优美。”

“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有时候，见证人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机会，可以让人看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维克托·古特什米特回忆说：“辛勤工作了一周，周末快到了，我们坐在劳役营的院子里歇一歇。就在那时，有些非常昂贵的电器运到来。负责运送货物的司机不是见证人，而是我们营里的一个囚犯，跟他一起的是来自另一个劳动营的采购经理。当时储物室已经关门，负责人在休假，于是，他们俩就叫见证人点收货物和卸货。

“我们卸下电器，堆放在储物室旁，那地方离我们的营房不远。由于储物室的负责人不在，所以没有人签收货物，经理很不放心。但是司机向他保证：‘不要怕，没有人会偷东西的。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不管劳役营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在这里你大可以脱下手表，放在任何地方，明天回来，手表仍会在原处。’可是，经理仍然不放心，因为货物的币值高达50万卢布，不能没拿到签好的收据就离去。

“一会儿劳役营的主管人员来到，吩咐司机把卡车开走。一个主管人员叫经理把收据留下，明天早上才回来取。经理勉强同意。第二天他回来，要求进营取收据，但出乎他意料，守卫手上已有签好的收据，并交给他。

“后来，守卫告诉我们，那经理顿时愣住了。他站在劳役营的大门口有半小时，看看大门又看看收据，转身离去，又转回来再看看。也许他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他把贵重的货物送到目的地，签署收据时他不在场，然而没有人尝试欺骗他。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戒备森严的劳役营里，关在这里的都是‘特别危险的罪犯’。没错，不管传媒对见证人作怎样的负面报道，一旦有这样的事发生，其他人都能清楚看出耶和华见证人是怎样的人。”

“现在他们又再向人传道了”

1960年，许多弟兄被转送到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见证人齐集在1号劳动营，过了几天，超过100个见证人被挑选出来，关在位于乌达尔内村附近的10号劳动营。在这个特别的营里，当局拿见证人来做“实验”，试图改造他们的思想。被囚的人要像纳粹集中营的囚犯一样，穿着有条纹的囚衣。他们要做不同的工作，还要在森林里挖掘巨大的树墩，每人规定每天至少要挖11-12个树墩。可是，有时候，就算一组弟兄合力工作了整天，也不能将一棵橡树的粗大树墩挖出来。弟兄经常唱王国诗歌来互相鼓励。劳动营的主官听到他们的歌声，有时会大叫：“耶和华见证人，你们唱歌？今晚休想有东西吃，看你们还唱不唱歌。我要让你们明白什么叫劳动！”一个弟兄忆述：“耶和华一直扶持我们。尽管处境艰难，我们仍能时刻警醒，保持灵性坚强。我们经常互相打气，彼此提醒，在宇宙至高统治权的争议上大家都已经表明立场，站在耶和华这边。”（箴言27:11）

监狱里有几个“教官”，另外，每个囚房也各自有教官，他们是上尉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军官。教官的工作是要使见证人放弃信仰。任何见证人要是屈服，放弃信仰，就可以获释。教官每个月都为见证人写品行报告，然后给几个监狱的工作人员签字。在见证人的报告上，每次教官都写着：“不接受改造，仍坚守信仰。”伊万·克利姆科说：“我十年的刑期，有六年在这个监狱里渡过。我跟其他弟兄一起被列为‘特别危险，屡犯不改’。教官告诉我们，当局特别为难见证人，就是想看看我们会怎样做。”

约夫·安德罗尼克被关押在这个监狱五年。有一次，他问劳动营的指挥官：“我们会被关多久？”指挥官指着森林回答：“直到你们所有人死去，都埋在森林里为止。”约夫说：“他们不想我们向其他人传道，于是将我们隔离。他们密切监视我们。即使有一个见证人要到劳动营的其他地方，都会有警卫尾随。几年后，我们被转送到戒备不甚严密的劳动营去，一些不是见证人的囚犯告诉劳动营的主管：‘耶和华见证人胜利了。你们把他们隔离，可是现在他们又再向人传道了。’”

一个官员认出自己的圣经

要把书刊带进10号劳动营是极度困难的，带圣经入营就更不用说了。对弟兄来说，将圣经带进这个劳动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这里关押了几年的一个弟兄说：“在耶和华，凡事都可能。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让囚禁在这里的100个见证人至少拥有一本圣经，可是，我们却有了两本！”（马太福音19:26）怎样来的呢？

一个上校获派做监狱的教官。可是，一个没有任何圣经知识的人怎么能够“教育”见证人呢？他不知怎的找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休假前，他叫囚犯中一个年长的浸信会教徒把圣经重新装订好，并事先吩咐警卫不要没收他的圣经。那个浸信会教徒向见证人夸口他得到一本圣经，还答应借给他们看看。弟兄一拿到这本珍贵的圣经，就马上将圣经拆开来，分给营中所有见证人抄写。在以后的几天，每个见证人都在囚房里忙碌抄写，将每页圣经抄写两遍。一个弟兄回忆说：“我们将所有纸张收集起来，就有了三套圣经书页！上校拿回他那本装订好的圣经，而我们则有两套抄本。一套用来研读，一套放在‘安全’的地方。我们在有高压电缆的管道里，找到藏书的好地方，警卫不喜欢走近这些管道，所以从不会有人到那里搜查。这样一来，看守我们书刊的，竟是这些高压电缆。”

可是，在一次搜查中，上校找到一页手抄的经文。当他明白到发生了什么回事时，就懊恨不已，大声叫道：“这些经文是我带进来的啊！”

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

弟兄每年都设法在劳动营里举行主的受难纪念聚会。在莫尔多维亚一个劳动营的所有弟兄，被囚在这个营时都没有错过这个聚会。劳动营的主管当然想阻止弟兄举行这个聚会。他们知道耶稣受难纪念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每当这日来到，他们就下令所有警卫要提高警惕，保持戒备。可是，由于没有人知道举行聚会的地点和时间，警卫整天都要严密监视见证人，到了晚上，大部分警卫都已疲惫不堪。

弟兄总会设法得到红酒和无酵饼。有一次，在耶稣受难纪念日那天，警卫队发现抽屉里藏有酒和饼，于是没收了。后来，另一个警卫队来接班。一个弟兄打扫指挥官的办公室时，趁着没有人看见，就把酒和饼拿了回来，交给弟兄。那天晚上，在第三个警卫队守卫时，弟兄举行了受难纪念聚会。他们有酒有饼，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晚有一个弟兄领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