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上帝终于垂听我衷诚的祷告。我被调往东南面2000多公里一组规模较大的劳动营去，这组劳动营位于西伯利亚东部的新兴城市安加尔斯克。当局在那里正兴建一所庞大的化工厂，大部分工程都由囚犯去做。

我被派到13号营，距离工地不远。我很快就遇见那里的见证人了。他们把最近期的《守望台》和《公报》（《王国传道月报》的旧称）给我。我的灵性大得饱足！他们究竟怎样弄来这些刊物呢？

1951年4月，乌克兰数以千计的见证人放逐到西伯利亚，不少见证人的流放地离安加尔斯克不远。这些弟兄获得《守望台》和其他刊物之后，就秘密地加以复印，然后把复印本偷运到劳动营去。我们也弄来了一部圣经，并且把圣经分拆成几份，然后每人获取一部分。这样，万一有人搜查我们的物件，只有部分的圣经会被没收。我们甚至在营里举行《守望台》研究班和神治传道训练班呢！

1952年年终，我被调迁到8号营去。次年3月，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举行耶稣受难纪念，这个房间是给囚犯摆放个人物品的。当时只有12人出席——3个见证人，9个感兴趣人士。后来劳动营当局发现我们的聚会安排，结果，我被他们视为“捣乱分子”而给驱逐到12号处分营去。当时营里已有五位见证人，他们由于向其他囚犯传道而被处分。在那里，我们被迫在一个广大的工地上挖掘地基，但工具只有锄头和铲子罢了。

在12号营里，许多囚犯都是一些最顽劣的罪犯。劳动营职员把我们与这些罪犯关在一起，显然是要使我们意志消沉。然而，我们却向那些囚犯谈论上帝的王国，并在营房里高唱王国诗歌。有一回，我们唱完诗歌后，营房的头子深受感动，并走到一位见证人跟前，说：“如果有人胆敢欺负你们，我就把他干掉！”有些囚犯甚至学晓了我们的王国旋律，并跟我们一起哼唱！

1953年年中，许多见证人从其他劳动营转到1号营去。起初1号营有48位见证人，不到三年，数目却增至64人。不错，在这段时间，16人采取立场拥护圣经真理而受浸！虽然劳动营的官员常常监视我们，设法找着我们举行宗教活动的蛛丝马迹；但我们却能够在营里的公共浴室举行聚会和浸礼，因为负责管理浴室的也是个见证人。

重获自由，成家立室

1956年，营中大部分的见证人都获得释放，传扬好消息的人于是散布到苏联广大的地区去。我虽判监25年，刑期后来却减至10年，最后再减至6年半。因此，我在1957年2月重获自由。

我出狱后首先前往西伯利亚的比留辛斯克，就在安加尔斯克西北面大约600公里。许多来自乌克兰的见证人被驱逐到这个地区，我很高兴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他们，并从他们口中获悉大家都认识的弟兄的经历。

我们在那里一间小棚屋里住了大约六个月后，就到比留辛斯克跟放逐的基督徒同工一块儿工作。比留辛斯克大约有五百位见证人、五群会众，社方委派我在一群会众里当主持监督。女儿奥克萨纳在1959年出生；到1960年，我们又添了一个女儿，名叫玛丽安娜。自她们还是婴孩以来，我们就经常带她们出席聚会，因此，她们长大后也就很喜欢参与西伯利亚会众的各种属灵活动了。

西伯利亚当局较为宽容我们会众的活动，至少跟乌克兰比较是这样，因为乌克兰当局严厉禁制我们的工作。虽然这样，整群会众聚集起来也殊不容易。要是有丧礼举行，我们就有机会以人数较多的方式聚集起来，在这样的场合里，几位弟兄发表富于教导性的圣经演讲。可是，当局一旦注意到我们的活动，就会采取行动。例如有一回，当局人员中断我们的丧礼，强行把棺材带到墓地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