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被判到西伯利亚的劳动营去服刑十年。我们一行多人，给押送到北极圈以上，离家遥遥数千公里以外的劳动营去。那儿气候严寒，生活环境恶劣，工作教人不胜负荷，个中苦况实在不足为外人道。容我先解释一下事情的始末，以及我们所吃的苦为何绝非徒然。

1944年6月，苏联再度占领爱沙尼亚。几个月之后，我得以重返家园，帮忙打点农务。可是，在同年11月，也就是回家后不久，我却接获命令要向苏军报到。我大无畏地向征兵委员会的人作见证。征兵委员会的人对我说，苏联政府对我的宗教信仰不感兴趣，而且不管怎样，每个人都得当兵。不过，至战事结束为止，我一直得保自由，同时能够尽力为见证人同工供应圣经书刊。

战后活动

1945年5月，战争终于结束。因良心缘故而拒绝参与战争的人获得特赦，于是我又重返校园，继续学业。1946年初，由于苏联政府以一切集体化取代私营化制度，我看出在爱沙尼亚经营农场，实在没有前途可言。于是，我决定辍学，开始全力参与宣扬王国的工作。

在苏联的统治下，我们不再可以像从前一样，公开地从事传道工作了。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爱沙尼亚的见证人就已经跟守望台社失去联系。因此，我利用一部古老的蜡纸油印机，协助弟兄把保存下来的书刊加以复制。此外，我们也尽可能举行基督徒聚会。

1948年8月，苏联国家安全部（后来改称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向耶和华见证人发动迫害。五个在传道工作上带头的弟兄迅速被捕下狱。我们不久就看出，国安会根本没打算放过任何见证人。于是，我跟另外三个弟兄组成一个委员会，继续组织传道工作、鼓励基督徒弟兄和协助系身囹圄的同工。由于我仍享有相当自由可以四处走动，我也负责跟其他见证人同工保持联系。

1948年9月22日，爱沙尼亚的见证人向派驻国内的苏联官员发出一份正式的抗议书。抗议书陈述见证人的组织和工作宗旨，同时要求政府当局释放被囚的信徒同工。当局有什么反应？他们变本加厉，对见证人加紧追捕。1948年12月16日，我们向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送交另一份的抗议宣言，要求当局撤销对弟兄的控罪和释放他们。时至今日，你仍可以在塔林市的档案馆里，找着这份抗议书和其他请愿书的副本。

由于我们得不着合法的旅游证件，要四处走动其实相当危险。即使这样，凭着一辆购自苏联军官的摩托车和附在车旁的边车，我们得以探访在阿拉韦特村、奥泰佩、塔林、塔尔图和沃鲁镇的基督徒会众。这部摩托车外置四汽缸发动机，马力强劲，我们把它昵称为战车。

向斯大林致抗议书

1949年6月1日，我们向爱沙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机关，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秘书尼古拉·什维尔尼克，致另一封请愿书。后来，我们从塔林的档案馆取回这份文件的副本。文件上有尼古拉·什维尔尼克的印章，显示他确曾收到这封信，还把信的副本呈交苏联主席斯大林。请愿书的最后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要求政府释放被囚的耶和华见证人，并且终止迫害他们。此外，政府该批准耶和华上帝所任用的守望台圣经书社，自由地向苏联境内所有居民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

“我们谨以耶和华上帝、他属天王国的君王耶稣基督，以及所有被囚的信徒同工的名义，提出以上要求。

“签署：爱沙尼亚的耶和华见证人（1949年6月1日）。”

迫害变本加厉

1950年初，我们从一个自德国旅游归来的人获得三期《守望台》杂志。为了使所有基督徒弟兄都能够从这些灵粮得益，我们决定于1950年7月24日，在奥泰佩村附近一个圣经学生存放干草的仓库召开大会。可是，国安会不知从哪里获悉这个计划，更准备把我们一网打尽。

当天，两辆满载士兵的货车驻守在帕卢佩拉镇的火车站，打算在弟兄下车时立即拘捕他们。在奥泰佩跟帕卢佩拉交界的路上，即距离举行大会的地点不远的地方，也有个配备无线电发报机的士兵在守候着。由于有些我们预期早到的弟兄没有依时抵达，我们猜想计划也许是给国安会发现了。

于是，我跟见证人同工埃拉·基卡斯立时跳上摩托车，风驰电掣地赶到帕卢佩拉以前的第二个火车站去。我们抵达火车站时，列车刚好到站，于是埃拉和我即时登上头尾车厢，以相反方向走遍整列火车，高声叫所有人下车。弟兄都下了车之后，我们就作出安排，把大会推迟一天，改在另一个谷场举行。因此，国安会预期可以大规模捉拿见证人的行动终告失败。

不过，在大会后两个月，政府当局对见证人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捕行动。1950年9月22日，负责督导爱沙尼亚传道工作的委员会的三个弟兄和我，都一一被当局召见、盘问。结果，我们在塔林市帕加里街的国安会监狱里坐了八个月牢。后来，我们给转送到卡尔达街又名电池的普通监狱，给囚在那里三个月。在国安会监狱时，我们是囚在地下室里的。要是把两所监狱相比，这所位于波罗的海的监狱倒像个度假胜地呢。

西伯利亚的艰苦岁月

不久，哈利·恩尼卡、亚历山大·黑尔姆、阿尔贝特·科塞、莱昂哈德·克里比和我，给判到西伯利亚的诺里尔斯克附近的劳动营服刑，刑期长达十年。诺里尔斯克位于西伯利亚北部，而劳动营比诺里尔斯克还要远。在那个地方，夏季时太阳有整整两个月时间都维持在地平线以上。冬季则刚刚相反，人们有两个月都看不见一丝阳光。

1951年8月，我们在塔林乘坐火车，展开前往诺里尔斯克劳动营的漫长旅程。火车载着我们，走了约莫6000公里，沿途经过普斯科夫、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彼尔姆、叶卡捷琳堡（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以及在叶尼塞河河畔的克拉斯洛亚尔斯克。同年10月初，我们在克拉斯洛亚尔斯克登上一艘平底驳船，然后给向北拖行了逾1600公里。两星期后，我们抵达远在北极圈以上的杜金卡镇。我们从那儿转乘火车，又走了120公里的路，才来到诺里尔斯克。下车之后，我们在漫天风雪下走完全程最后的15公里，终于抵达镇外的劳动营。

早在乘坐驳船时，我的御寒衣物已经给人偷光了，因此身上仅余的衣物，就只有一件夏季穿的外套、鸭舌帽和凉鞋。我们从塔林起行，多周以来舟车劳顿，又常常食不果腹，身体早已变得虚弱不堪。结果，有些囚犯终于不支晕倒。于是，我们也就协助照料他们，直至人们把马儿带来，才把他们放在由马儿拖行的雪橇上。

一抵达劳动营，我们就向有关方面报到。洗过澡后，我们接获配给的粮食。营房十分温暖，我不久就沉睡了。可是，由于耳朵发炎，我半夜痛得醒了过来。第二天清早，我看了医生，也得以豁免不用工作。可是，我也因而触怒了劳动营的官员，给他们打了一顿。他们说我“破坏了劳动营的规矩”，把我单独监禁了一个月。幸好，我可以继续到诊疗所求医，使我在单独监禁期间得以康复过来。

在劳动营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最是难受。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露天的镍矿场工作。工作辛苦之余，获配给的食物却又少又糟。不少劳工犯陆续患上坏血病，结果，我们都给注射维生素C以减轻病情。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营里遇上许多来自摩尔多瓦（现称摩尔达维亚）、波兰和乌克兰的见证人同工。

监狱生涯的改变

1952年春季，劳工犯开始可以支取微薄的工资，好用来买点食物，以补充日常食用的不足。不但这样，人们也可以把食物送到营里来。于是，有些人把圣经书刊藏在食物箱子的底部，送给营中的见证人。有一次，一个来自摩尔多瓦的见证人收到一罐猪油。他把猪油用光之后，发现罐的底部藏着猪的胃壁。他打开一看，里面竟然藏着三期《守望台》呢！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营里的生活顿起巨变。起初，部分劳工犯要求释放，不时罢工或引起骚乱，于是军队被差到营中来加以镇压。在诺里尔斯克的劳动营，120个劳工犯在一场暴乱中丧生。由于见证人没有参与其事，因此没有一个见证人被杀或受伤。1953年夏季，镍矿场停工两个星期。之后，营里的日子就变得较为好过了。有些劳工犯重获自由，其余劳工犯的服刑时间则缩短了。

忠贞不二的见证人

连番扰攘之后，我被转送到南部伊尔库茨克省泰舍特市附近的劳动营去。那里，我有幸跟最初教导我学习圣经的阿图尔·因杜斯弟兄重逢。因杜斯弟兄拒绝在营中当医生，反而选择做吃力的苦工。他解释说：“有些身体健康、被委以重任的劳工犯要我批准他们请病假，而害病的反倒要工作，我的良心实在不容许我这样做。”

由于因杜斯弟兄从前没怎样做过苦工，结果身体日渐消瘦，后来更不支病倒。虽然这样，因杜斯弟兄却告诉我，他觉得这些经历倒使他在灵性方面得到锻炼。我们在劳动营共处了约莫三个月。然后，因杜斯弟兄给送到营里的医院去，并于1954年1月在医院里病逝。因杜斯弟兄给埋葬在亚北极区无边无际的森林的某个角落。因杜斯弟兄至死保持忠贞，正静候着复活的日子来临。

获得释放，踏上归途

1956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会的特派团来到我们的劳动营，复查囚犯的档案。我被召见时，特派专员问我：“你获释之后打算做什么？”

“到时才算罢。”我回答说。

他们就叫我离去了。后来，他们再次召见我。专员对我说：“你这个思想犯，简直是苏联政府的死对头！”然而他说：“我们打算释放你，但我们会派人跟踪你。”1956年7月26日，我终于重获自由。

随后两天，我探访了苏耶季哈的乌克兰见证人。苏耶季哈是泰舍特附近的一条乡村，1951年乌克兰的弟兄曾被放逐到泰舍特去。之后，我在托木斯克区逗留了四天，而母亲给放逐的地方就在附近。我从火车站走了20公里路，来到一条叫做格里戈里耶夫卡的村落。我发现那儿的情况竟然比我们的劳动营还要糟！较早时候，姐姐莉伊达从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获释，几个月前已经来到这里跟母亲作伴。可是，她的护照给充公了，因此还未能回到爱沙尼亚去。

在爱沙尼亚饱受压力

我回到爱沙尼亚之后，立时朝着双亲一度经营的农场直奔。早在西伯利亚时，我已经听到传闻，说政府把所有建筑物都夷为平地。我到达农场时，发现建筑物的确已经夷平了！几天之后，我感染了脑灰质炎。结果，我花了一段颇长的时间留院治疗，离开医院后还得继续接受诊治。时至今天，我走路时还是一拐一拐的。

不久，我在莱赫采泥炭公司找到一份差事。我在1943年时也曾为这家公司打过暑期工。公司给我安排了一个公寓房间。1956年12月，母亲和姐姐流放回来，跟我一起住在莱赫采。

1957年11月，我跟埃拉·基卡斯共谐连理。当时，埃拉刚从西伯利亚的集中营获释归来。两个月后，我们在塔尔图一幢私人房子中找着地方，于是迁到那儿去。此外，我也在塔尔图的区域消费合作社里当司机。

在西伯利亚时，我曾经把十篇《守望台》研读文章从俄语翻译成爱沙尼亚语，还把它们带回家中。后来，我们收到一本书，叫做《从乐园的失落到乐园的复得》，也把它翻译成爱沙尼亚语。翻译完毕后，我们就着手把译本用打字机打出来，加以复制。其间，国安会仍然一直监视着我们。不过，由于熟知他们的跟踪方法，我们都像正在给捕猎的动物一样，总是小心翼翼、步步为营。

国安会的攻击对象

60年代初期，国安会开始向耶和华见证人发动攻击，对我们大加诽谤。埃拉和我是他们主要的攻击对象。报章开始登载毁谤见证人的文章，电台和电视节目也不时猛烈抨击见证人。国安会两度在我的工作地点举行公开集会。在塔林市的爱沙尼亚剧场，更上演由专业演员演出、讽刺我的喜剧。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势，使我不禁想起大卫以下的话：“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诗篇69:12。

国安会毫不间断地诬蔑见证人。1965年，塔尔图的工人公共卫生大楼举行了一个集会。场内有国安会的代表，埃拉和我双双出席，还有满场的市民列席旁听。埃拉被盘问时，在场的人好几次鼓掌支持她。显然，人们都是站在我们一方的。事情的结局出乎意外，使国安会的代表既失望，又愤怒。结果，国安会羞辱见证人的行动就随这件事而告一段落了。

满足灵性需要

共产党试图阻止我们的书刊流通，可是大概在1965年之后，我们已经可以向基督徒弟兄供应相当充足的灵粮。但是，要在暗地里翻译杂志，然后在僻静的地方印刷，都得花不少时间和精神。有一次，国安会的代表跟我说：“托姆，你总是有办法瞒天过海，掩人耳目的。”他所指的，就是我们的地下活动和偷运书刊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聚会自然得以小群的形式暗中举行，而传道工作也只限于非正式的见证。由于弟兄的家可能给人突击搜查，他们都得时刻准备妥当。守望台社出版的书刊一定要小心收藏。不过，即使形势不甚有利，我们依然找着许多爱好真理、拥护王国的人。

在80年代，苏联总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我们在事奉上帝方面获得更大自由。1991年，苏联解体，爱沙尼亚的耶和华见证人获得法律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