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耶和华不会救你出来的”

彼得·克里沃库尔斯克忆起1945年的夏天，说：“弟兄经审讯后，就被关进不同的劳动营。在我身处的劳动营里，很多囚犯态度诚恳，对真理很感兴趣。有一个囚犯是牧师，很快就看出所听到的是真理，于是采取立场拥护耶和华。

“劳动营的情况非常恶劣。有一次，我被囚禁在一个非常细小的牢房里，牢房细小得我差点儿站不起来。这种牢房被称为‘跳蚤室’，房内到处都是跳蚤，多到可以把人体内的血液吸干。狱长站在牢房前，告诉我：‘你的耶和华不会救你出来的。’我每天的粮食配给是300克的面包和一杯水。室内空气不足，我只好贴着像发丝般细小的门缝，拼命吸入从门缝渗进来的空气。我感觉到跳蚤吸食我的血液。关在‘跳蚤室’的十天，我不断祈求耶和华赐我力量，使我能够坚忍下去。（耶利米书15:15）最后，牢房的门打开时，我却晕倒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另一个牢房。

“之后，劳动营的法庭判我到戒备森严的刑事劳役营里服刑10年，原因是我‘煽动人反对苏联政权，并进行反政府的宣传’。在刑事劳役营里，人不会收到信件，也不准寄出信件。关在那里的通常都是犯暴力罪行的人，如杀人犯。有人告诉我，如果不放弃信仰，这些罪犯会听从命令恶待我。我的体重只有36公斤，举步维艰。可是，甚至在那里，我也找到诚恳的人，他们的心受圣经真理吸引。

“有一次我在灌木丛中躺下来，向上帝祷告，一个老人走到我跟前，问我：‘你因什么事来到这个鬼地方？’他知道我是耶和华见证人后，也坐下来，拥抱我和亲切地吻我。然后他说：‘孩子，我很久以前已想学习圣经！你可以教我吗？’我高兴得无法形容。我曾把福音书几片残页缝进我的破衣服里，于是我立即掏出来。老人的眼睛充满泪水，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他告诉我他在劳役营里的食堂做事，可以供给我食物。我们做了朋友。他在灵性上不断进步，而我逐渐得到力气。我相信这是耶和华的安排。几个月后，他被释放，我就被送到戈尔基州的劳动营去。

“在那里，情况好得多了。不过最令我高兴的是，有四个囚犯跟我学习圣经。1952年，劳动营的工头查出我们有圣经书刊。我们等候审讯期间，受到盘问。我被关在一个密封的箱子里，当我呼吸有困难时，他们就打开箱子让我吸几口空气，然后又把箱子关上。他们想迫我放弃信仰。我们全都被判有罪。宣判刑罚时，我的圣经学生没有一个惊惶失措，我是多么的高兴啊！他们四人全都被判关押在劳动营25年。我的刑罚更重，不过后来被改为在戒备森严的劳役营里再服刑25年，之后就遭流放10年。听完宣判后，我们感谢耶和华，因为他扶持我们。狱警很惊奇，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这么高兴。我的圣经学生被送到不同的劳动营里服刑，而我就被送到在沃尔库塔戒备森严的刑事劳役营那里。”

紧守基督徒中立，因而得救

劳动营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许多不是见证人的囚犯都熬不过艰苦，因而自杀。伊万·克雷洛夫回忆说：“我从戒备严密的牢房出来后，在不同煤矿遇上服劳役的弟兄姊妹，并帮助他们彼此联系。凡抄写过杂志文章的人，都会把抄本传给其他人。见证人在每个劳动营里都向人传道，不少人很感兴趣。他们获释后，有些人在沃尔库塔河受浸。

“我们对耶和华和他的王国的信心不断受到考验。1948年，在沃尔库塔的劳动营里，一些囚犯策划一场动乱。带头造反的人告诉其他囚犯，如果他们按照国籍或宗教分为小组，动乱就很可能会成功。那时营里有15个见证人。我们告诉造反的囚犯，耶和华见证人是基督徒，不会参与动乱。我们向他们解释，早期基督徒都没有参与反罗马政府的叛乱。当然，很多人对我们的立场感到意外，可是我们坚定不移。”

这场动乱带来可悲的结果。武装士兵镇压了反抗行动，把造反的囚犯关进别的营房。他们往营房浇上汽油，然后放火烧了，里面的人差不多全都烧死。士兵却没有伤害到弟兄。

伊万接着说：“1948年12月，我在一个劳动营见到8个弟兄，他们被判监25年。那年的冬天非常寒冷，在煤矿工作又十分艰辛，可是我从弟兄的眼神看出，他们怀有坚强的信心和希望。他们乐观的态度甚至激励了那些不是见证人的囚犯。”

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尽管要面对政府残酷的迫害，见证人依然热心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这使莫斯科中央政府很不高兴，国安会尤其恼怒。1951年2月19日，国安会在写给斯大林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为了镇压耶和华教派反苏联政府的地下活动，苏联国安部［国家安全部，后来的国安会］认为，已知的耶和华教派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必须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州和托木斯克州。”国安会知道谁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请求斯大林批准把苏联6个共和国内的8576个见证人，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请求得到准许。

玛格达林娜·别洛希茨凯亚忆述：“1951年4月8日星期天，凌晨2点我们从睡中惊醒，有人砰砰地敲门。妈妈立即起来去开门。一个官员站在门前，他大声宣告说：‘你们因为信奉上帝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你们有两个小时收拾一切，可以带走房里的任何东西，但是不许带谷物、面粉和麦片。家具、木制品和缝纫机也不可带走。院子里的东西一律不准带。收拾好被褥、衣物、行李后就到外面去。’

“早些时候我们从书刊里读到，国家东部有许多传道工作要做，我们知道现在是时候去那里工作了。

“我们当中没有人号啕大哭或低声抽泣。那个官员很惊讶，说：‘你们居然连一滴眼泪也不掉。’我们告诉他，从1948年起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们请求他让我们至少带一只活鸡上路，但是他拒绝了。那些官员当着我们的面把鸡分给自己，这个五只，那个六只，又有一个分得三四只。笼子里只剩下两只，官员下令把鸡杀了，然后交给我们。

“我那八个月大的女儿睡在木造的摇篮里，我们请求把摇篮带走，官员却下令将摇篮劈开，只把托着婴孩的那部分交给我们。

“很快我们的邻居知道我们被政府流放。有人拿了一袋烤脆的面包，我们要走的时候，他把面包扔到车上，看守我们的士兵发觉了，又把面包扔回去。我们总共六个人：我、妈妈、两个弟弟、我丈夫和八个月大的女儿。出了村子，我们立即转乘一辆汽车。到了地区中心后，我们填妥文件，然后由卡车送到火车站去。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火车站人山人海，有被流放的人，也有来观看的人。卡车把我们直接送到火车车厢前，我们的弟兄已经在那里了。车厢满了后，士兵来一一点名。我们的车厢共有52个人。火车开行之前，站上送行的人开始哭，有的甚至啜泣起来。此情此景令我们很惊讶，因为我们跟其中好些人素不相识。但他们知道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现在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火车发出响亮的鸣笛声，弟兄姊妹就开始用乌克兰语唱了一首歌：‘愿基督的爱与你们同在。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的王国里再相见。’我们大多数人都满怀信心和希望，坚信耶和华不会离弃我们。我们唱了几段诗歌，场面非常感人，一些士兵也禁不住掉下泪来。火车就这样开行了。”

“事与愿违”

圣彼得堡赫尔岑大学的教授戈尔季延科博士在他的书里，谈到政府的迫害得到什么结果。他写道：“结果事与愿违，他们原本是要削弱耶和华见证人的组织在苏联的力量，但事实上，他们反而使这个组织更加坚强。耶和华见证人到了新的地区居住，那里的人从未听过他们的宗教，于是见证人努力传道，用他们的信心和忠贞不渝的精神来感染当地人。”

许多见证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一些人数不多的会众建立起来，并获分派传道地区。尼古拉·卡利巴巴说：“在西伯利亚有一段时期，我们挨家逐户传道，或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做完一家，走过两三家，到下一家传道。可是，这样做很危险。我们是怎么传道的呢？第一次探访后，过了大约一个月，我们设法再去续访。初次探访时，我们会这样打开话题，问对方：‘你们售卖鸡、山羊或牛吗？’然后，我们渐渐把话题转到王国之上。过了不久，国安会知道了这件事，很快报纸就登出一篇文章，警告当地居民不要跟耶和华见证人谈话。文章说见证人挨家逐户向人要山羊、牛和鸡，但其实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绵羊’！”

加夫里尔·利维叙述：“虽然弟兄受国安会严密监视，但仍然努力传道。苏联的人民要是觉得有人想跟他们谈论宗教的话题，就马上报警。尽管这样，我们继续传道，虽然起初没有什么成果。但是，随着时间过去，真理发挥作用，一些当地人开始改变了。举例说，一个俄罗斯男子喝酒喝得很厉害，他学了真理后，使生活跟圣经原则一致，成为一个热心的见证人。后来，国安会的官员把他叫去，对他说：‘你整天跟谁在一起？那些见证人是乌克兰人。’

“这个弟兄回答：‘过去我喝得醉醺醺，醉倒街头，你们也不管我。现在我改变了，做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你们倒说不喜欢。虽然很多乌克兰籍的见证人离开西伯利亚，但接受上帝教导、学习怎样生活的西伯利亚人却会留在这里。’”

几年后，伊尔库茨克的官员写信给莫斯科说：“这里的几个工人声称，所有［耶和华见证人］都应当被送到北方的一个地区，叫他们与世隔绝，使他们的思想受到改造。”西伯利亚当局也好，莫斯科当局也好，都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叫耶和华见证人噤口不言。

“都会把你们所有人枪毙”

1957年年初，当局采取新的策略，对付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派人跟踪弟兄，又搜查他们的家。维克托·古特什米特回忆说：“有一次，我传道后回家，看见屋内所有东西都翻得凌乱不堪，原来国安会来找我们的书刊。他们逮捕了我，盘问了两个月。那时，我们的小女儿尤利娅才11个月大，大女儿就只有两岁。

“负责盘问的官员问我：‘你不是德国人吗？’那时候，许多人认为德国人相信法西斯主义，因此他们憎恨德国人。

“我说：‘我并不热衷于国家主义，但如果你所说的德国人，是指被纳粹党关在集中营里的那群德国人，那么我就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在以往称为圣经研究者，现在叫耶和华见证人。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没有见证人发射过一颗子弹或大炮，伤害过任何人。这些德国人令我感到骄傲！’

“负责盘问的官员一言不发，我接着说：‘我深信，没有耶和华见证人参与任何叛乱或暴动。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就算受到禁止，他们还是坚忍不拔地崇拜上帝。见证人也承认政府的权柄，只要政府的法律跟造物主的要求没有抵触，见证人都会顺服政府。’

“这时，官员出乎意料地打断我的话，说：‘我们从没有这么仔细地研究过任何团体，像我们研究见证人和他们的活动那样。我们要是找到任何对你们不利的记录，哪怕是流过别人一滴血，都会把你们所有人枪毙。’

“我想：‘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勇敢无畏地事奉耶和华，他们的好行为救了苏联弟兄姊妹的性命。所以，我们在苏联忠心事奉上帝，也许对其他地区的弟兄姊妹有所帮助。’这个想法增添了我的力量，使我决心遵行耶和华的道。”

见证人被囚在五十多个劳动营里

苏联的耶和华见证人严守中立、热心传道，激怒了当权的政府。（马可福音13:10；约翰福音17:16）很多时候，由于弟兄立场坚定、忠贞不渝，结果受到不公正的刑罚，被监禁许多年。

1956年6月至1957年2月，在全球举行的199个大会里，46万2936个出席大会的代表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后来这项决议提交给莫斯科的苏联部长理事会。以下是决议的节录：“耶和华见证人被囚在五十多个劳动营里，有的在苏联辖下的欧洲地区，有的在西伯利亚，还有的在北冰洋的地区，甚至远达北极的新地岛。……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耶和华见证人被人指为共产党员；可是在共产党国家，他们则被视为帝国主义者……共产党政府指控他们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判处他们长达20年的监禁。但他们却从没有参与任何颠覆活动。”遗憾的是，这项决议并没有使苏联的耶和华见证人的境况得到改善。

在苏联做父母的耶和华见证人，尤其在养育儿女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弗拉基米尔·索斯宁来自莫斯科，有三个儿子。他说：“苏联政府规定，孩子必须上学。老师和其他学生向我们的孩子施加压力，要孩子加入倡导共产思想的组织。我们固然希望孩子接受所需的教育，并且从旁辅导他们的功课。可是，学校提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孩子养成爱耶和华的心，确实不容易。所以，父母要格外耐心，并坚忍地教导孩子。”

被诬告割下女儿的耳朵

家在西伯利亚的谢苗·科斯特列夫和达里娅有三个孩子。谢苗说：“那个时候，人们认为耶和华见证人是狂热的教徒。1961年，我们的二女安拉上一年级。有一天她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有个孩子不小心弄伤了她的耳朵。第二天，老师问她怎么回事，安拉没有回答，因为她不想说出是那个孩子做的。老师知道我们是见证人，于是断定我们打她，强迫她按照圣经原则生活。学校向公诉官员报告这件事。我工作的地方也获悉这事。调查持续了约一年，最后于1962年10月开庭审讯。

“审讯前两周，在文化宫大楼外悬挂着这样一幅标语：‘危险的耶和华教派即将受审’。我和妻子被指控的罪名是：按照圣经养育孩子和残暴不仁。法庭声称我们强迫女儿祷告，而且用铁桶的边割下她的耳朵！这件案的唯一证人就是安拉，可是她已被送进了基廉斯克的孤儿院，就在我们居住的伊尔库茨克以北约700公里。

“法庭里挤满了共青团员，当法庭退庭商议时，群众骚动起来。我们被人推挤，受人咒骂，有些人要我们脱下‘苏维埃’的衣服。人人都呼喊说，‘杀死他们’，有些人甚至想即时把我们杀掉。群众越来越激愤，可是法官还没有露面。退庭商议持续了一个小时。当人群涌上来的时候，一个姊妹和她不信主的丈夫就站在我们面前挡住人群，恳求他们不要伤害我们，这对夫妇设法向群众解释，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全靠他们，我们才得以死里逃生。

“最后，一个法官和人民法庭的判事顾问走了出来，宣读判决：我们失去做父母的权利。我被拘留，然后被送到劳动营监禁两年，接受改造。我们的大女儿获知，她要住进孤儿院里，因为她的父母属于一个危险教派，会危害她的成长。

“我们的儿子因为只有三岁，获准跟达里娅一起生活。刑满后我回到家。我们跟以往一样继续做非正式见证。”

“我们为孩子感到骄傲”

“安拉13岁时离开孤儿院，回家跟我们一起生活。1969年，我们看见她受浸象征献身给耶和华，心里乐开了花！大约这个时候，市内的文化宫举办一系列关于宗教的演说。我们决定去听听他们会怎样说。一如既往，他们谈得最多的，总是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团体。有个发表演说的人举起一本《守望台》，说：‘这本杂志既有害又危险，也破坏我们祖国的团结。’然后他举了个例子：‘这个教派的成员强迫他们的孩子读这些杂志和祷告。有一个家庭的小女孩不想读这本杂志，耳朵就被爸爸割了下来。’安拉非常震惊，因为她就坐在听众中聆听演说，两只耳朵还好好的。她没有吭声，因为担心会再次失去爸妈。

“我们的儿子鲍里斯13岁时，献身给耶和华并受了浸。有一次，他跟几个年龄差不多的见证人一起在街上传道，那时我们的活动仍然受到禁止。他们没有带圣经，也没有圣经书刊。突然，一辆汽车开过来，所有孩子都被带到民兵站。民兵审问他们，并搜查一番，却没有发现什么，只找到一张写了几节经文的纸条。孩子都获准回家。鲍里斯回到家里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和其他弟兄怎样为耶和华的名受到迫害。我们为孩子感到骄傲，在考验的时候，耶和华扶持了他们。这事以后，有好几次国安会传唤了我和达里娅。一个官员说：‘你们的孩子应该被送到少年刑事营去，不过很可惜他们还不到14岁。’结果，由于儿子传道，我们要付罚款。

他们认为圣经含有反苏维埃的思想

有时候，弟兄只是因为拥有圣经就会被控和受审。娜杰日达·维什尼亚克说：“我和丈夫那时还没有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但真理已经深深打动我们的心。有一次，警察来到我工作的地方，我还穿着工作衣服就已被他们带走。我的丈夫彼得也在上班的地方被警察带走。在这之前，警察搜查过我们的家，搜出一本圣经和《渡过哈米吉多顿，进入上帝的新世界》册子。彼得没想到他们把我也逮捕了，因为我已有七个月的身孕。

“当局指控我们反对苏联政府。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相信圣经，并相信上帝的权力高过苏联的政权。

“我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想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

“最后我们受审，这离我的产期只有两周。法官容许听审期间有小休的时间，好让我在武装士兵陪同下，到外面走动走动。有一次，士兵问我犯了什么罪，这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向他做见证。

“法官宣布，从我们家里没收的圣经和书刊含有‘反苏维埃’的思想。能够跟书刊甚至圣经一同被控是反苏联的，我感到很荣幸！法官问我们在什么地方认识耶和华见证人，我们说在沃尔库塔的一个劳动营，法官就很气愤的喊道：‘我们的劳动营竟容许这样的事发生！’我们两人都被定罪，判在劳动营里关押10年，接受改造。

“彼得被送到俄罗斯中部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但我却被单独监禁起来。1958年3月，我生下儿子。在那些艰难的日子，耶和华是我最好的朋友，常常给我帮助。我母亲接了孩子到她的家并照顾他。我则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克麦罗沃，关押在一个劳动营里。

“八年以后，我刑期未满就被释放了。我记得营房的女警卫向众人大声宣布，指出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反苏联’的话，我们的书刊纯属宗教性质。重获自由后，我在1966年受浸。”

在监狱和劳动营里，圣经和圣经书刊尤其珍贵。1958年，在莫尔多维亚的劳动营里，弟兄定期举行聚会。一群人讨论《守望台》的时候，为了避免给劳动营的警卫撞过正着，几个弟兄会把风，这些弟兄彼此的距离不远，可以听到对方说话。如果弟兄一看见警卫出现，就会对不远的弟兄说“来了”。弟兄一个传一个，传到正在聚会的小群人。他们马上散开，把杂志收藏起来。但很多时候，警卫是不知道从哪里走出来的。

有一次弟兄被警卫撞见了，鲍里斯·克雷利佐夫决定分散警卫的注意力，不让他看见他们的杂志，于是抓起一本书就跑出营房。警卫紧追不放，追了很久终于追上了他，才发现他手里的书是列宁的著作。虽然他被单独监禁了七天，但是他很高兴杂志没有落在警卫的手中。

在莫斯科撒播真理的种子

起初，只有一小群人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热心宣扬王国的好消息，鲍里斯·克雷利佐夫就是其中一个。他忆述：“我在建筑工地做监工。我和一小群弟兄姊妹设法向人作非正式见证。国安会获悉我向人传道，就在1957年4月搜查我的家，找到圣经书刊，立即逮捕了我。督察盘问我的时候告诉我，耶和华见证人是国内最危险的一群。他说：‘如果我们释放你们，很多苏联公民就会加入你们的阵营。所以，我们认为你们严重威胁国家的安全。’

“我说：‘圣经教我们要奉公守法。但圣经也说我们必须先追求王国和上帝的正义。真基督徒从不会参与任何颠覆活动。’

“督察问：‘我们搜出来的书刊，你是怎样得到的？’

“我问他：‘书刊有什么问题？书刊只谈论圣经的预言，没谈到任何政治话题。’

“他回答：‘你说得没错，但书刊却是外国出版的。’

“后来，我被关押在弗拉基米尔市戒备森严的劳役营里。我虽然被彻底搜身，但还能把抄写在薄纸上的四期《守望台》带进营里，这真叫我感到意外。显然耶和华帮助了我。在我的囚房，我将这四期《守望台》重抄一遍。我知道还有其他见证人在营里，他们已经七年没有收到任何灵粮了。我通过一个负责清洁楼梯间的姊妹，把这些杂志抄本传给其他人。

“可是，有个跟弟兄们来往的人向狱长告密，说有人在传递圣经书刊。他们马上搜查每个人，把杂志拿走。一会儿，他们来到我的囚房，在床垫下找到四本杂志。我被单独监禁了85天。尽管这样，耶和华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