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台》1956年4月1日刊（英语版）报道，在1951年4月1日、7日和8日，耶和华见证人惨遭“大清洗”。《守望台》 继续指出：“俄罗斯的耶和华见证人对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毕生难忘。在这三天，乌克兰以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所有耶和华见证人——共计七千多名男女，被当局用车运到火车站，然后用运牛车押送到遥远的地方去。”

1951年4月8日，内子、我们那八个月大的儿子、家父、家母、弟弟，还有其他许多的见证人，被赶离乌克兰捷尔诺波尔及一带的家园。他们被关进运牛车里，走了大约两个星期的路程，最后在贝加尔湖西面的西伯利亚泰加群落森林（亚北极区的林地）下车。

在那些日子，人拥有圣经刊物相当冒险，一旦被当局发现，当事人可能会被判25年徒刑。虽然这样，我却渴望拥有自己的圣经藏书。有一个邻居曾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由于怕受迫害，所以不再跟见证人来往，并把圣经刊物埋在花园里。后来，这个邻居愿意把书刊杂志通通掘出来，全都送给我，我为此多么感谢耶和华！我把圣经刊物藏在父亲的蜂箱里，相信谁也不敢搜查那里。

首次考验突然临到

1950年4月16日，我从帕德吉特西小镇回家，一些士兵突然拦截我的去路，并搜出我打算带给研究班的圣经书刊。我当场被捕。在拘留期间的最初几天，他们用棍殴打我，既不许我吃东西，也不许我睡觉。他们又命令我双手放在头上，然后反复蹲下起来一百下。我极度疲惫，体力不支，因此无法完成。后来，他们把我关进一个又冷又湿的地下室里24小时。

他们这样虐待我，无非是要削弱我的抵抗力，好较容易从我口中得着情报。他们不断追问我：“你是从哪里得着这些书刊的？你打算把书刊带给谁？”然而，我却不肯泄露半点口风。后来，他们把对我适用的法律读给我听。法律声明，凡分发及藏有反苏联刊物的人，可被判处死刑或监禁25年。

“你喜欢哪一样刑罚？”他们问道。

“两样都不喜欢，”我答道，“但我信赖耶和华；凭着他的帮助，我甘愿接受他所容许的任何事。”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在七天后把我释放。这次经历使我体验到耶和华的应许多么真确：“我决不离弃你，决不撇弃你。”——希伯来书13:5。

我回家后，身体十分虚弱。爸爸带我去看医生，不久我就康复过来了。爸爸虽然没有接受我们的信仰，却在崇拜方面支持我们。

入狱及放逐

几个月后，当局召我入伍。我于是向当局解释，由于良心的缘故，我无法遵命。（以赛亚书2:4）结果，我在1951年2月被判四年刑期，然后给关进捷尔诺波尔的监狱里。后来，我被转送到利沃夫一所监狱去。利沃夫是个较大的城市，离捷尔诺波尔120公里。在利沃夫的监狱里，我获悉有许多见证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

1951年夏季，我们当中有些人被送到西伯利亚以外，直到远东的地方。我们走了一个月的路程，全长1万1000公里，横过了11个时区！我们乘火车走了两个多星期后，卫兵才准许我们下车沐浴一次。地点是西伯利亚的新西伯利亚一个公众大浴室。

在大群囚犯当中，有人喊道：“这里有属于约拿达家族的人没有？”当时“约拿达”一词代表有希望在地上享永生的人。（列王纪下10:15-17；诗篇37:11,29）几个囚犯迅速表明自己是见证人。这次聚首令我们雀跃不已！

监狱里的属灵活动

在新西伯利亚，我们协定一旦抵达目的地，就借着一个秘密口令彼此相认。后来，我们全都被送到日本海同一所监狱营去，这个地方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远。在那里，我们经常聚集起来研读圣经。有些较年长的弟兄被判处较长的刑期；我能够跟这些成熟的弟兄交往，使我的灵性受到很大强化。他们轮流主持聚会，资料根据他们以往从《守望台》读过的经文和有关论点。

在聚会期间，主持的弟兄提出问题，其他弟兄于是就问题作答。有些弟兄从空的水泥袋剪下些纸来，以便作点笔记。我们把笔记纸保存起来，束作一捆，用作个人参考。几个月后，刑期较长的弟兄被解往西伯利亚北面老远的监狱营去。我们三个较年轻的弟兄则被转送到附近的纳霍德卡，离日本不到650公里。我在那里被关了两年。

我们有时会获得一本《守望台》，在随后几个月内，这本《守望台》就成了我们的主要灵粮。后来，我们也收到一些信件。我收到第一封家书时不禁潸然泪下（当时家人正被放逐）。家书透露，当局闯进见证人的家里，下令他们两小时后就得离开。文章起头提到的那期《守望台》也有报道这件事。

与家人团圆

我虽被判四年徒刑，但服满了两年刑期后，就在1952年12月获释。我的家人被放逐到加达利伊这个小村子去；这个村子在西伯利亚的图伦附近，我于是前往那里与他们团聚。能够再次跟他们见面令我欣喜不已。那时儿子伊万已差不多三岁，女儿安娜也快两岁。然而，我的自由相当有限。当局不但没收了我的护照，还密切监视我的行动，不许我到住所3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后来，当局许我骑马到图伦的市场。我在那里设法跟当地的见证人取得接触，却小心避开当局的注意。

那时我们有两个女儿（安娜和纳迪亚）和两个儿子（伊万和科利亚）。到1958年，我们生了另一个儿子，名叫沃洛佳；后来在1961年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加利亚。

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时拘留和盘问我。他们的目的不但要从我口中探知会众的资料，还试图造成一种假象，仿佛我正跟他们合作似的。他们有时会把我带到一家上等餐馆去，并试图拍些照片，看起来我跟他们有说有笑似的。我看出他们的意图，于是刻意摆出一副愁眉不展的面孔。我每次受到拘留后，总把实情告知弟兄。因此，弟兄从没有怀疑我的忠诚。

接触营里的弟兄

多年以来，有数以百计的见证人被关进监狱营去。在这段期间，我们经常设法接触这些被囚的弟兄，把圣经刊物带给他们。通过什么方法？有些获释的弟兄姊妹透露，虽然监狱的守卫相当森严，我们却可以用什么方法把书刊偷运进去。就这样，大约有十年时间，我们把从波兰和其他国家运来的杂志和书刊供应给营里的弟兄。

不少基督徒姊妹夜以继日地用蝇头小字抄写这些刊物。通过这个方法，甚至整本杂志也能藏进小如火柴盒的东西里！1991年，我们的活动获得解禁，后来，我们还收到以四色印刷的精美杂志。当时一位曾抄写杂志的姊妹说：“我们将要被遗忘了。”她其实错了。即使人忘记她们，耶和华也决不会忘记这些忠贞姊妹的辛劳！——希伯来书6:10。

移居和悲剧

1967年年终，当局突袭弟弟在伊尔库茨克的住所，搜出有关圣经的影片和刊物。结果，弟弟被判三年徒刑。当局也搜查我家，却一无所获。然而，他们认定我们有分参与其事，因此强迫我们迁离当地。我们搬到高加索的涅温诺梅斯克以西5000公里左右。在那里，我们积极从事非正式的见证工作。

悲剧在1969年6月学校假期的头一天发生。我们那12岁的儿子科利亚走到高电压的变压器附近，为要取回皮球，结果触电重伤。他身上有百分之70的皮肤都给烧伤。在医院里，他转过头来问我：“我们会再次一块儿到那个海岛去吗？”（他所指的是我们以往时常去游玩的海岛。）“科利亚，这个当然嘛，”我答道，“我们会再次到那个海岛去的。耶稣基督把你复活后，我们一定会到那个岛走走。”科利亚半昏迷时还哼着他所喜爱的王国诗歌；在会众的乐队里，他最喜欢用喇叭吹奏那首诗歌。三天后，科利亚终于不治。然而，他对复活的希望坚信不疑。

次年，我们那20岁的儿子伊万被召入伍。由于他拒绝遵命，结果被捕入狱三年。1971年，当局也召我入伍，由于我同样拒绝，他们再次恐吓要把我投入狱中。我的案件拖延了好几个月。在那段期间，妻子患了癌症，需要我悉心照料。由于这缘故，当局搁置了我的案件。玛丽在1972年去世。她是我的忠心爱侣，至死对耶和华保持忠诚。

家人散居各地

1973年，我跟尼娜结为夫妇。尼娜的父亲反对她成为见证人，在1960年把她赶出家门。尼娜是个热心的传道员，曾辛勤参与抄写杂志的工作，供应营里的弟兄。我的儿女也爱她。

当局对于我们在涅温诺梅斯克的活动感到不安，于是强迫我们迁离当地。1975年，我和妻子女儿搬到格鲁吉亚的高加索南区。与此同时，儿子伊万和沃洛佳则搬到哈萨克斯坦南部边界的贾姆布尔。

耶和华见证人在格鲁吉亚的活动只是刚开始。我们在黑海沿岸的加格拉和苏呼米及一带作非正式见证。一年后，有十名传道员在山上一条河里受浸成为见证人。过了不久，当局坚持要我们离开当地，我们惟有再度搬家，迁到格鲁吉亚东部居住。在那里，我们努力寻找绵羊般的人，耶和华也大大祝福我们的工作。

我们以小组形式聚集起来。不过，语言是个颇令人头痛的问题。我们对格鲁吉亚语一窍不通，有些格鲁吉亚人又不大懂俄语。起初，我们只能跟俄罗斯人讨论圣经。然而，过了不久，传道员开始习惯用格鲁吉亚语传道教人；现在格鲁吉亚有数以千计的王国宣扬者。

1979年，我的雇主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他施压，告诉我格鲁吉亚不再有我立足的地方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女儿纳迪亚和她年幼的女儿在一宗车祸中丧生。在此之前一年，母亲在涅温诺梅斯克去世，她至死都忠于耶和华。父亲和弟弟需要人照顾，因此我们决定返回涅温诺梅斯克。

坚忍带来奖赏

在涅温诺梅斯克，我们继续暗中印制圣经书刊。80年代中叶，有一回当局把我召去问话。我告诉他们我梦见自己把杂志收藏起来。他们不禁笑起来。我离开时，其中一个人说：“但愿你不再梦见自己要把书刊收藏起来。”他最后说：“不用多久，你会把书刊公开放在书架上，手拿着圣经，跟太太挽着手去参加聚会了。”

1989年，女儿安娜的脑部长了一个动脉瘤，最后不幸病逝，令我们悲痛不已。当时她才38岁。同年8月，涅温诺梅斯克的见证人租了一辆火车，前往波兰华沙参加国际大会。大会的出席人数高达6万零366人，其中有数以千计的代表是来自苏联的。我们简直像做梦一样！一年多后，在1991年3月27日，我有荣幸跟另外四位在苏联年资较深的长老，在莫斯科签署一份历史性的文件，表明耶和华见证人的宗教团体已取得法律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