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找到真正的自由！

根据我的证件，我是1924年出生的，出生的地点看来是位于俄罗斯最东边，靠近中国边境的一个村子，叫什马科夫卡。

一天，我爸爸和哥哥们被土匪抓走了，此后妈妈再没有见过他们。家里剩下妈妈和一屋子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妈妈没办法养活那么多孩子，一个邻居就对妈妈说，他可以把我们几个最年幼的带到俄罗斯东正教的孤儿院去，并对孤儿院的人说我们是被母亲遗弃的。

妈妈同意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和其他比较小的孩子肯定会饿死。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回想起来，我很感激妈妈当时那样做，不然我们可能真的会死去。但另一方面，她的这个决定多年来一直令我很难过。

1941年，我搬到韩国，后来嫁给一个心肠很好的俄罗斯男子，他叫伊万。1942年，我们的女儿奥莉娅在韩国的首尔出生。1945年，儿子科利亚出生，而小儿子卓拉则在1948年出生。我们开了一家商店，丈夫负责看店，我就帮人家修补衣服。当时首尔受日本统治，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就会说日语，但在家里我们还是说俄语。1950年之前，在首尔的苏联人、美国人和韩国人都和平相处，这些人都是我们店里的顾客。

被北韩军队俘虏

1950年，情势忽然完全改变。北韩军队在那年占领了首尔。我们来不及逃走，结果跟其他外国人一样被他们抓了。在接着的三年半里，我们跟其他的战俘，当中有英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和法国人，一起被押到北韩境内不同的地方。哪里稍微可以遮风挡雨，他们就让我们住在哪里，同时我们还常要躲避空袭。

偶尔，我们可以住进有供暖设备的房子里和得到足够的食物。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有小米吃，也要睡在寒冷的、已经没有人住的建筑物里。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和必需品而死去。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挨饿受冻，心里就会很担心。有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为了让孩子们暖和一点，我记得自己要整晚坐在火堆旁边，把石头烤热，然后放到他们的床铺下面。

天气转暖后，村子里的一些北韩人教我们怎样看哪些野生植物可以吃，于是我们到处找野菜、山莓、葡萄和蘑菇。那些村民不但对我们一点敌意都没有，反而很同情我们的处境。我也学会抓青蛙来补充营养。由于长期吃不饱，孩子们经常嚷着要吃青蛙，这令我十分心酸。

某一年的10月，军队命令我们徒步走到另一个地方，叫做晚浦，他们说会有牛车来载生病的人和年幼的孩子去。奥莉娅和我丈夫跟着大队先走路去，我和两个小儿子则等牛车来再上路。我们焦急地等了好几天，牛车才来到。

生病的战俘像一袋袋的谷物一样，被人叠放在牛车上。那个情景真可怕！我背着年幼的卓拉，想把科利亚放在牛车的一个角落上，他却放声大哭，嚷着说：“妈妈，妈妈，不要把我放在这儿！我要跟你在一起！”

科利亚在我后面，用一只小手紧拽着我的裙子，要半走半跑才能跟得上。我们一连走了好几天。一路上，士兵射杀了许多战俘，大群的乌鸦跟在我们后面，吃丢弃在地上的尸体。后来，我终于又跟丈夫和女儿重聚了，我们一家人哭着紧紧抱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又醒着，整夜不断地烤石头和把石头放在孩子的床铺下。现在所有的孩子 都在我身边，我心里感到很塌实。

1953年，我们被安置在分隔南北韩的三八线附近，生活稍稍得到改善。我们分配到干净的制服、鞋子、面包，甚至还有糖果。不久，英国籍的战俘被释放了，接着是法国籍的。但我们一家没有国籍，所以当最后的一批战俘也被释放后，就只剩下我们。我们绝望地哭，什么都吃不下。就是这时候，一个北韩官员对我们说了文章开头引述的那些刻薄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