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获释之后，我们决定迁往布拉瓦约，因为采矿业务前景不佳。伯特在铁路公司找了一份差事，我就做女缝工来帮补生计，这是我在狱中学得的新技能。

伯特在铁路公司做铆工，由于工作的性质举足轻重，所以他获准免服兵役。

战争过后，伯特向铁路公司申请调往莫桑比克边境一个风景优美的城镇，称为乌姆塔利（即现在的穆塔拉）工作，因为我们想前往需要较多王国宣扬者的地区服务，乌姆塔利似乎是个适合的地方，因为当地没有见证人。我们在那里只逗留了很短日子，但却帮助了霍尔茨肖塞家庭，包括五个儿子在内，都成了见证人。现在该城总共有13群会众。

1947年，我们开家庭会议，看看环境可以不可以容许伯特重投先驱工作。这时，莱尔刚从南非从事先驱工作回来，她全力支持这个建议，而多诺万就正在南非做先驱。然而，开普敦分社一获悉伯特有意重投先驱工作之后，就立即问伯特，可以不可以到布拉瓦约负责照管一个书仓。伯特于是毅然辞去铁路公司的工作，然后我们举家迁回布拉瓦约去。

迁往南罗得西亚

后来，伯特的哥哥杰克邀请我们一起到南罗得西亚菲拉布西附近采金矿。伯特和我于是携同当时年仅一岁的彼得同去，而妈妈就暂时替我们照顾莱尔和多诺万。

伯特和我锒铛下狱

那时候，我们每月一次前往约莫80公里以外的布拉瓦约市的银行出售黄金，而且每次也顺道到菲拉布西附近的一个小镇关达买粮食和向人传道。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南罗得西亚宣布禁止我们的传道活动。

不多久，我在关达传道的时候被拘捕。这时我再怀了孕，就是第三个孩子埃斯特雷利亚；所以我决定上诉。在等候裁决期间，伯特也因为传道被捕，最后被囚在离我们所住的地方超过300公里以外的索尔兹伯里。

到1950年，分社迁往南罗得西亚的首都索尔兹伯里，而我们也一起迁到该城去。在那里，我们买了一所宽敞的房子，住上了好几个年头。我们经常有先驱和访客到访，于是我家成了人所共知的麦勒基旅馆！

1953年，伯特和我出席在纽约市杨基运动场举行的国际大会。这简直是个难忘的盛会！五年之后，我们再携同莱尔、埃斯特雷利亚、琳赛和16个月大的杰里米一起出席一共八天，在杨基运动场和附近的马球场举行的1958年国际大会。

伯特在索尔兹伯里分社办事处以外住工作人员身份工作了大约十四年，然后我们决定前往有较大需要的地方塞舌尔群岛服务。

回国之路多崎岖

我们到了蒙巴萨，就往弟兄家里取回自己的旅行车，然后沿着岸边沙尘滚滚的公路朝南方进发。到了坦噶，车子的引擎发生了故障。但我们的金钱已经差不多用光了。幸好一个亲戚和另一个见证人慷慨地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我们在蒙巴萨的时候，一个弟兄答应，要是我们北上到索马里传道，他会在经济上支持我们。不过，我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还是决定返回南罗得西亚去。

我们从坦噶尼喀出发，横过尼亚萨兰，向下朝尼亚萨湖西部进发，即现在的马拉维湖。当时我病得很厉害，于是我叫伯特把我撇在路旁，任由我死去好了！这时我们已经接近利隆圭城，他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经注射吗啡之后，我才感到舒服一点。由于我已经无法再乘车上路，所以伯特和孩子惟有先行向400公里以外的布兰太尔进发，一个亲戚就安排我几天之后乘飞机前去跟他们会合。我在布兰太尔再乘飞机返回索尔兹伯里去，而伯特和孩子们就继续驱车回家。

抵达索尔兹伯里女儿保利娜和她丈夫的家之后，大家感到如释重负！1963年，我们最后一个儿子安德鲁出生。他由于肺功能衰竭，我们以为他活不成了，但他最终都能够逃过大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