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徒，你们可以阅读圣经
“不知圣经的内容就是不认识基督。”1十四、十五世纪间的拉丁“教父，”天主教的“圣者”耶隆这样说；这位圣者曾被教皇庇护十二世誉为“最伟大的圣经教学博士。”2耶隆对于研究圣经的重要性是如此肯确以致他亦写道:“若说世上有任何的东西能使明智的人在世界的忧患和动荡中仍保有平静的心灵，我深信最首要的就是深思圣经和其中的知识。”3
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项独一无二的见解，我们可以引用一部为天主教会认许的天主教作品中的话:“我们发现早期所有的教父都是尊重圣经的。为了圣经置入忠心信徒的手中而译成的无数译本，以及特别由奥利根和圣耶隆那时起所作的繁重校勘工作均证实了在最初数世纪中盛行的文字活动，并无可否认地指明了圣经在基督徒的思想中占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再者，教父们大部分的作品皆属训戒性的圣经评注。”4
既然早期的“教父”均一致地公认圣经的价值，那么何以在许多国家天主教徒仍然将圣经视作一本“基督新教的书，”而禁止读它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温习一下几页教会的历史。
活的语言中的圣经
人们通常称为旧约而在圣经中占大部份篇幅的那部分，原来是以希伯来文间或夹杂着一些亚拉美文写成的。当希伯来文已成过去，不再是人们常用的活言语时，那些只会讲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使之普遍通行的通俗希腊语的犹太人遂感觉有需要将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当日的国际语言。为了迎合他们的需求，希腊文《七十人译本》遂在基督前二、三世纪产生。这本译成当时通俗和国际性的言语的译本就是后来基督的使徒和门徒所使用和引用的。他们后来更用这种普遍通用的语言来写作，写成了通常所谓的新约。
由此可见，没有一种言语可说是圣经专用的，圣洁的或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主教教会也承认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一本天主教的著作这样说:“天特会议宣布整本圣经都是圣典和正典，由于是圣灵感示人写成的，上帝乃是它的作者。”5因此，罗马的教会也承认上帝自己曾屡次感示人以活的文字写成他的道。既然使徒们在感示之下曾引用希伯来文圣经的希腊文《七十人译本》由此可以证明上帝也赞成人将他的道由死的或少用的文字翻译成活的或普遍通用的文字。
过了相当时候，通俗希腊文本身亦不足以使一般的平民明白上帝的道了。虽然在地中海沿岸有许多地方的人民都讲希腊语，但是在内地的人民则仍然讲他们的方言土语。当基督教传播开来的时候，这些人要求将圣经译成他们所通晓的语言。因此，在基督之后数世纪圣经的叙利亚文，苛普文及其他埃及的方言，高尔文，哥德文，以及各地不同方言的译本均纷纷出现。另一种新兴的重要语言在圣经中亦曾提及过，它就是在耶稣被钉死时头上牌上所用的三种文字之一，圣经的记载说它是“用希伯来话，希腊话，拉丁话写成的。”——约翰福音19:20，《新经》。
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国语，它被罗马军队传播到所有被他们征服的地方。那些军团并不是讲古典或后期的拉丁语，而是讲大众化的，白话体的通俗拉丁语。当这些被征服的居民和罗马人均学习到关于基督的教训时，他们需要一本他们自己通晓的语言的圣经译本。于是在第二、第三、第四世纪中有许多不同的拉丁文译本遂应时而生。一本天主教参考书论及这些“古拉丁文圣经”说:“两种［非洲的和欧洲的］均用同样通俗的拉丁语，以及其语汇的各种特色，拼音和句子结构，和它不正确，通俗，甚至是粗鲁的辞句。”6它们显然是为了普通平民而译成的通俗译本。
至第四世纪的末叶，第一位采用Pontifex Maximus（罗马教皇，这衔头原来为异教的罗马皇帝所拥有）这名号的罗马主教达马萨鼓励耶隆首先着手修订《古拉丁文圣经》，然后将全本圣经直接由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他的工作大约在公元404或405年完成。虽然耶隆译本的拉丁文比古代拉丁文圣经的文字更好，它却是以一种为一般民众所通晓的文字写成的。这件事实可由这部译本最后为人知晓的名称——“通俗译本”反映出来。
这部由教皇达马萨一世赞助的通俗语言圣经译本面世的完全意义可以从以下一部天主教的著作中摘录下来的一段文字中窥见一斑，它说:“希腊语是教会原来使用的言语:第一、二世纪的基督徒都以希腊语传道。新约这本书以希腊文写成。使徒教父和辩教者均以希腊文写作，祈祷文最初用的言语是希腊文，宗教集会，及神圣写作均用希腊语……罗马教会直至第三世纪中叶仍在使用希腊文。”7我们还可以补充的就是迟至约在公元325年召开的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亦不是用拉丁语，而是用希腊语，同时被称为天主教徒信心“不可动摇的根基”8的尼西信条亦是以希腊文颁布出来，而不是用拉丁文。
一件为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是早期的许多“教父”认为将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希腊文《七十人译本》的译者亦是受上帝所默示的而新约则当然更不用说是以希腊文着手写成的。所以基督徒若要说有任何一种语言是祷告文和圣经专用的神圣文字则该是希腊文而不是拉丁文。但是上帝和早期的基督徒并没有将任何一种言语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早期的“教父”则有功劳因为他们追随着时代而将圣经译为一种活的文字:拉丁文，使说讲和阅读拉丁文的平民能够阅读。
很有趣地一本天主教的参考书指出法利赛人乃是反对把圣经译成通俗或普通语言的人，这本书说:“早在第二世纪法利赛人已为犹太教设立了一种孤立文化的系统。他们开始对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予以一种在我们看来是夸张炫耀的尊敬，他们忽视了诸如《智慧书》等原先以希腊文写成的书；他们甚至认为律法被以希腊文写成［译成］的日子乃是邪恶黑暗的。”9另一本天主教著作对文士亦曾作类似的指责:“文士决心要维护《他拉经》的律法书。为求达到目的他们孜孜不倦而热心地努力依照犹太大会堂的长老的建议筑成一度‘樊篱围绕’着它。（Pirgé Aboth, I, I）……以色列人以之为豪的摩西律法遂被他们自私地紧执着它的钥匙，而几乎成为了他们独有的领域。”10
以上表明了:第一、上帝自己默示他的执笔者以他们当代的活文字写作；第二、早期的“教父”忠实地将圣经译成他们当代通俗或普遍用的文字而使它成为一部活的书；第三、《拉丁语圣经》最初并不是一部为教士所专用的死文字的圣经而是当时所流行的语言的通俗版本；第四、反对翻译圣经而希望使圣经成为教士专用的书，乃是文士及法利赛派所共有的特点。然则，何以罗马天主教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禁止人用任何“通俗的言语”阅读圣经而只准许人以一种死的文字拉丁文来阅读它呢？
圣经怎样变成了一本“禁书”
罗马天主教教会当局之所以改变了他们对于将圣经译成普通人通晓的活语言这事的态度，以及许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限定圣经只许由教士阅读，其中的确有很多原因。
原因之一是在第四世纪，罗马与君士坦丁堡开始酝酿的竞争冲突，以致到公元1054年罗马天主教与东方正教之间造成了大分裂。一本权威性的天主教参考书解释这次分裂的起因如下:“它的起因是由于旧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新罗马争取管辖权；后者在330年被君士坦丁立为他的首都。由于这缘故，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请求于381年在这城召开会议，要求将他的职位赐予特别的荣誉，仅次于罗马的主教；这次会议所订的第3条教规给于了他这种荣誉。”11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这项褒扬为基督教国东、西教会播下了斗争的种子，终于造成分裂的后果。
就在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相争之际，当时的罗马主教达马萨鼓励耶隆（在383年）修订《古拉丁文圣经》并译制一本拉丁文圣经标准译本。东方教会用希腊文作祈祷，并且拥有整本的希腊文圣经，即包括“旧约”的《七十人译本》和原来以希腊文写成的“新约。”这对西方教会是不利的，因为她的祈祷文是以拉丁文写的。在五年前曾荣获教皇头衔的达马萨急于辩正他的这个头衔同时显然感觉有需要译制出一本足以使他可以与君士坦丁堡的竞敌所用的希腊文圣经相抗衡的圣经译本。
固然，《拉丁语圣经》并没有立即便成为普遍化，甚至在继任的几个罗马主教统治时代亦是如此，许多年过去了以后，它才在整个西方教会的领域中被承认为正式的圣经译本。无论如何，历史事实表明了它是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两个主教开始相争之后两年才孕育制成的。罗马后来的主教之所以采纳《拉丁语圣经》为天主教教会的官方圣经，又坚持使用拉丁文为祈祷文的圣洁语言而那时拉丁文早已在数世纪以前便成为了死的文字，其前因后果可以由东方教会（希腊）和西方教会（拉丁）之间的纠纷中只得着较清楚的了解。
历史家唐恩比在《历史的探究》一书中评论到早期基督教国中两派在使用言语方面的分裂争论说:“在应付各地想在祈祷崇拜仪式方面以本地方言代替拉丁文的潮流，罗马教会曾让步准许巨哥期拉夫人将祈祷文译成他们自己的方言，这大概是由于在这个的边疆地区罗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她那东方正教对手的竞争，后者并不坚持要她的非希腊籍信徒接受希腊文为他们宗教仪式所用的文字，反而表现出一种圆滑有策略的宽大态度，将她所用的祈祷文译成了许多种方言。”在另一方面，罗马则坚持在她整个广袤的宗教帝国内使用拉丁语，由此存心要在其东方劲敌之上维护她的至尊地位。
天主教崇尚拉丁文和防止普通人民以他们日常用的方言阅读圣经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她企望将她在灵性上的权力施展在西方基督教国内的“忠心信徒”之上。她若承认圣经包含了关于上帝旨意和目的的全部启示，而又继续容许那些“忠心的信徒”以他们自己的方言阅读圣经，她便有失去对教徒的控制的危险。为了消除这种危险，罗马教会的权威当局宣称上帝曾把补充神圣启示的圣洁传统交托在他们手中。一个耶稣教团的作者用以下的话将这项宣称概述出来:“在圣经里所表达的神圣启示已被委托给一个忠心的团体，活的教会；这引起了关于圣经，传统与教会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这种［在圣经里］加添的光一旦赐下后便与传统的宝藏相连并使之成为完整。……默示人写圣经的同一圣灵也驻在那些负责忠心地传达神圣启示的人身上。因此圣经是完全依赖传统的。［作者用另一种字体］。”12
另一部天主教著作更清楚地论到这件事说:“传统是将敬虔的教训传达给人类的最正确途径。新约圣经到后来才被使用。它并不包含全部的委托，一切的信仰，而它的使用是不必要的。”13既然这些传统中有许多（例如，崇拜处女马利亚，向“圣者”祷告，崇拜圣徒遗物，赎罪卷，炼狱等等）均从没有在圣经的任何地方出现过，一般普通的人民若被容许阅读圣经显然会是一件危险的事。
这些不同的因素帮助我们了解以下罗马教会官方所发表的正式言论:
公元1229年:“我们禁止普通信徒自己拥有新旧约圣经中的任何一本经书；《诗篇集》及其中《每日祈祷书》或《处女的时刻》所包含的部份则例外；我们极严格地禁止人以通俗方言阅读甚至这些著作。”——土鲁斯会议，教规第14条。
公元1246年:“你应当负责使用一切正当和合法的方法阻止普通的信徒自己拥有神学方面的书，甚至是拉丁文亦不可，而教士则不得拥有这些书的通俗语言版本。”——培齐埃会议，教规第36条。
公元1562年:“圣书若被准许不分皂白地译成通俗的方言，那么只有害多于利。”——“关于禁书的十诫，”由天特会议下令拟订。
公元1816年:“经验证明，由于人的鲁莽，以普通人通晓的言语印刷圣经，其害处比益处更多。”——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话。
天主教作家兼法国学会会员但以理·罗将这个情形归纳如下:“由于恢复圣经的尊荣和声望，路得和其他的‘宗教改革者’犯了无可补偿的错误，将圣经和维护它并对其了解大有贡献的传统分了开来。圣经若一旦成为了信心及人类灵性生命的唯一源由，它便给了人不必倚靠教会，她的社会组织，传统及教阶组织的工具。天主教会曾衡量过基督教信息在历史上进化过程中这种分裂和信仰独立的危险。她通过天特会议的卫护措施采取行动，其中包括了禁止忠心的信徒以普通的言语阅读圣经，除非它们获得教会的赞许并包含有天主教相符的注释……如今人们时常说‘圣经是在禁书之列’和‘一个天主教徒不应该读圣经。’”可是同一位作者在1955年却写道:“‘读圣经！’乃是天主教现在叫她的信徒去做的事。”14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研读圣经在天主教中复兴
在十九世纪初，教皇利奥十二世在敕书中向爱尔兰的天主教教士说:“圣洁的弟兄，这对你们说来已不是秘密了，就是有某一个社团，通常称为圣经社，正在毫无忌惮地扩展到全世界……这个圣经社已集中它一切的力量，用各种方法以求达到一个目的:——将圣经翻译，或歪曲成为各国的通俗言语。”
教皇格利哥里十六世（1831-1846）和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均对基督新教的各圣经社作过类似的指责。可是他们的严词谴责仍不能阻止数以百万计的圣经译本以几百万种文字纷纷出笼，所以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基督新教的圣经版本开始分发到甚至天主教徒当中，因为天主教所出版的通用文字圣经译本若非根本不存在就是价钱昂贵非常。鉴于这种情势，罗马开始发觉有出版和分发她自己的圣经译本的必要，这些圣经译本充满了注释以求使圣经能与天主教的教理和传统相合。
1893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了他研究圣经的通谕。1907年教皇庇护十世写信给圣耶隆会（一个天主教圣经的经销处）的会长，鼓励他“澄清这种以为教会反对人以通俗言语读圣经的偏见。”151920年在耶隆死后的1500周年纪念日教皇班尼狄十五世发表一篇通谕，在其中他劝诫说:“教会所有的子女，尤其是教士，要尊重圣经并虔诚地阅读它。”16
最后在1943年教皇庇护十二世发表他的通谕，这篇通谕被比利时那米尔的主教誉之为“一股新鲜的空气，暴风雨后令人振奋的一道气流。”17在文中教皇说:“愿主教们努力在交托在他们手中忠心的信徒之间促进及改善这种［对圣经］的尊重，借着鼓励一切充满使徒般热心的人所作的努力，这些人的可佩目标乃是要在天主教徒中造成和维持一种对圣经的知识和爱心。因此愿他们赞同及支持这些宗教的社团，因其目的在将圣经，特别是福音书，分发给忠心的信徒和竭力热心地鼓舞基督教家庭养成每天虔诚地研读圣经的习惯。”18
在同一封通谕中，庇护十二世表示了以下的愿望:“愿教士们……借着引证圣经的话来表明基督教教义的真实性。”19巴黎天主教学院的耶稣会的享利教授亦表示了同样的意思写道:“圣经在生活、崇拜、道德、教会的神圣教义方面是无可比拟的，［立下一个权威性的标准］。无可比拟的意思不是说上帝所显示的和愿望的均明确地载于圣经里，而是说教会所行或无可谬误地所教导的道理中绝不会有与圣经冲突的地方。”20
天主教徒们，以上所说的均表明了你们现在可以阅读圣经了！你们的教会首脑中有好几个曾在权威性的通谕中向全世界的主教们如此说过。你们的教会同时亦说，虽然她除了圣经之外还拥有传统，但她所教导的却没有与圣经相抵触，而你们的教士应该能够引用圣经来证实天主教教理的真确性。请将他们的这种宣称考验一下。去购得一本圣经。阅读它！研究它！提出问题！接受那些怀着可敬佩的目标要帮助你了解上帝旨意的热心男女的帮助。这些充满了使徒般热心的男女之一曾带给了你这本杂志。
参考资料*
* All these works carry the official “Imprimatur” of the ecclesiastical authorities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1 Comm. in Isaiam—Jerome, prologue, PL. XXIV, col. 17.
2 Encyclical “Divino afflante Spiritu”—Pius XII, Part I, §3.
3 Comm. in Ep． ad Ephesios—Jerome, prologue, PL. XXVI, col. 439.
4 Dictionnaire de la Bible—F． Vigouroux, 1926 edition, Preface, p. XLI.
5 Introduction à la Bible—Robert and Feuillet, 2d edition 1959, Vol. I, p. 31.
6 Initiation Biblique—Robert and Tricot, 3d edition 1954, p. 418.
7 Ibid．, p. 415.
8 Apologétique—Brillant and Nédoncelle, 1939 edition, p. 681.
9 Initiation Biblique—Robert and Tricot, 3d edition 1954, p. 405.
10 Introduction à la Bible—Robert and Feuillet, 2d edition 1959, Vol. II, p. 67.
11 Apologétique—Brillant and Nédoncelle, 1939 edition, p. 791.
12 Paul Henry, S. J., professor at the Paris Catholic Institute, writing in Initiation Biblique—Robert and Tricot, 3d edition 1954, pp. 963, 971.
13 Dictionnaire de la Bible—F. Vigouroux, under “Tradition.”
14 Qu’est-ce que la Bible？ （What Is the Bible？）—Daniel-Rops, 1955 edition, pp. 6, 7, 9.
15 Letter to Cardinal Cassetta, Qui piam, dated January 21, 1907: Pius X, Acta IV, pp. 23-25.
16 Encyclical “Spiritus Paraclitus”—Benedict XV, Acta Ap． Sedis XII （1920）, pp. 385-422.
17 Preface by Mgr. André—Marie Charue, bishop of Namur, to booklet Encyclique sur les études bibliques, 1945,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Brussels.
18 Encyclical “Divino afflante Spiritu”—Plus XII, Part II, § 5.
19 Ibid.
20 Initiation Biblique—Robert and Tricot, 3d edition 1954, p. 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