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英国的宗教
犹如暴风雨之下大海的波涛掀揭翻腾，变幻万千一般，十七世纪在英国的宗教舞台上出现了一幕前所未见的斗争景象。当时由彼此冲突的思想和行动所激起的漩涡中充满了仇恨、迫害和偏执。
在英皇雅各一世统治（1603-1625）的早期他便下令要译出一本崭新的英文圣经译本，结果产生了1611年的《钦订本》。这本圣经译本很快变成了最受人欢迎的一部译本。但当时的人民虽然可以阅读圣经，任何与英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信仰不合的思想均一律受到压制。自从炸药阴谋（Gunpowder Plot）被发现之后，在这方面的管制变得更为严紧。在查理士一世治下（1625-1649）性情暴烈的劳得（Laud）大主教所施行的铁腕政策促成了内战，长老派与独立派的兴起和对君主的神权的直接挑战。克隆威尔（Oliver Cromwell）的共和政府（1649-1660）表现了相当的宗教容忍，不过对圣公会教派则加以限制。当查理士二世恢复君主政体时（1660-1685），情形便立刻扭转过来了，清教徒开始受到猛烈的迫害。雅各二世（1685-1688）则企图以一种有系统的方式逐步将天主教在英国复兴，结果由于他所引起的恐惧以致丧失了皇位。于是宗教的容忍政策再度出现，而且这一次比以前都较宽大。
在这个变幻不定的宗教舞台上，清教徒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可是清教徒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不同的作者对其所下的定义并不一致，有些认为一个清教徒只是一个愁眉苦脸的疯子，有些人则不把贵格会和长老会包括在内，可是在其最广的意义上说来，清教徒包括一切怀持异议而不愿遵守英国教会信条的人。在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受人鄙视的名称，但不久清教徒便变成为这个名字感觉自傲了。
迫害与不容忍
今日我们可能很难了解十七世纪时代的生活和当时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何以会表现出如此偏激的不容忍。可是当时的教徒之所以是如此乃是因为他们并非真正的基督徒。“人道并不是它们的教训。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的宗教是与酷刑、受苦柱、焚毁的城镇、屠杀孺妇，永不消逝的仇恨，永远无法报复的恶行连结在一起的。”1
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巴杜鲁苗·李盖（Bartholomew Legate）在伦敦·史密菲镇被活活烧死的事件；他之所以受到这种酷刑仅是因为他不肯相信三位一体的道理和将他的见解告诉别人而已。在英国被绑在柱上活活烧死的最后一个人是艾德华·魏曼（Edward Wightman），时为1612年；但这件事激起了人民如此猛烈的愤激以致英皇决定将来处置异端信徒的方式还是让他们静静的瘦死在监狱里比较妥当。用来迫害异端信徒的刑具之一是枷，一种把犯人的头和双手都锁住的木制刑具。主要由于劳德大主教的唆使，皮利恩（Prynne），伯顿（Burton）和巴士威（Bastwick）三人由于散发攻击主教们的文章而被判每人罚款5,000英镑（14,000元美金）并且判处终身监禁的徒刑。由于大法官的建议，皮利恩的双颊被烙上“S.L.”两个英文字母，即代表煽动的诽谤者之意。在一群叹息悲号的群众之前，这三个不幸的人被套上枷和砍下耳朵。这仅是星房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所判的严刑之一而已。其敌手高等宗教法庭（The ecclesiastical Court of High Commission）亦极为武断残暴；他们时常不经过审讯便把人关禁在监牢里而不准保释。在整个十七世纪中，审讯多半是骗人的把戏而已，法庭时常传讯假见证人，被告往往不准为自己辩护，而且也很少有律师敢冒险为其辩护。
国会所颁布的条例都被用作迫害异己的工作。1661年制订的社团条例革除了所有清教徒的官职；秘密宗教集会条例则禁止一切非正统的宗教集会。五哩条例不准被教会开除的牧师停留在任何城镇的五哩范围之内，由此将他们和他们主要的听众隔离。甚至不上指定的教堂亦会带来很重的罚金，犯人若无力偿付罚金，法庭便会把罚金加在有钱的清教徒身上。这种数目大得令人咋舌的罚金的一个例证记载在1673年的记录上。雷弗努夏郡、纽阿克（Newark）城的乔治、麦斯威尔爵士（Sir George Maxwell）被判偿付以下的罚金:
在过去三年中每个安息日
不上乡村教堂作礼拜 31,200英镑 $87,360美元
每个安息日参加独立教派
的秘密集会 62,400英镑 $174,720美元
举行三次［不合法规的］
浸礼 1,200英镑 $2,360美元
总共 94,800英镑 $264,440美元 2
虽然如此，仍有许多人暗中在谷仓、酒窖和森林里秘密集会。这些秘密的宗教集会时常会遭受袭击，而当场被击毙的人都被认为是理所应得的。告密的人通常是一些来自社会最下层的罪犯、流氓和无赖，然而他们所编造出来的故事却受到热切的听信。参克劳夫（Sancroft）大主教曾企图为教会滥用这种人渣一事辩护说:“究竟在造船的时候，你总不能一点曲木也不用呀。”3
其他的刑罚包括把犯过者卖到海外的殖民地。有一次一艘载着二百名保守福音派（Covenanters）的教徒而准备将他们卖到巴比都（Barbados）为奴的船在苏格兰的北海岸遭遇风暴沉没时发生了一幕大悲剧。水手们将舱门钉牢使囚人无法逃出，结果他们当中大部分都被溺毙。不过最普遍的刑法仍是监禁，有一个时期英国全境总共有12,000名贵格会的教徒和其他不信奉国教的人被囚禁在肮脏，黑暗和瘟疫流行的监狱里。难怪在1665年和1666年当猛烈的瘟疫和伦敦大火相继发生时，许多人都将其视为上帝所降的惩罚。当时那些惊慌地逃离伦敦的牧师们所留下的空讲坛很快地便被不信奉国教的传教士所填满。
争取宗教自由的奋斗
这些加诸人民的宗教思想之上的沉重枷锁引发了一场争取宗教自由的艰久奋斗。当时的报章和教堂的讲坛都处于严格的审查之下。国王通过坎特伯利大主教和伦敦主教控制了一切的印刷业，并且以星房法庭来执行所有的印刷条例。所有能让清教徒发泄感情的漏洞都被堵塞住。传道必须有执照才行，而劳德主教将所有教士的名字列成一张名单，以“O”字注在一些正统派（Orthodox）的教士的名字上，至于一些需要注意的教士则注以“P”字，意即清教徒（Puritan）。劳德看来极力想实施雅各王对清教徒所作的威胁“把他们迫出国土之外。”来自欧洲大陆的卡尔文派（Calvinist）书籍一律被禁入口；到1628年人民甚至不准讨论自由意志和宿命论，当时最主要的争论之一。一位著名的教会历史家评论当时的情况说:“教会的规条管束到当时尚未能适应接受它的世代的生活每一方面。它干涉到人民处理他们的家庭、生意、娱乐、宗教生活和宗教义务的方式。它若变成为不道德，不谨慎和洁身自爱的人所一致深恶痛绝又何足怪呢？”4
在他们争取自由的奋斗中，许多人开始归咎于主教们所拥有的权柄。因此有15,000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彻底废除教会监督们的权力。他们的要求是如此彻底以致后人将其称为“连根铲除的请愿书”（Root and Branch Petition）当时的情势是英国教会在一边，长老派在另一边，而国会则力图使两者彼此协和，但终于无法避免内战。
这种严格的管制和排除异己的行动激起了思想和文学上的一项发展。在牢狱中和紧锁着的家门后，人们反复思索着他们个人所面对的种种难题。他们悄悄地与朋友和邻人讨论。当一位勇敢的传道者大胆地说出他们的思想时，他们便拥护他为领袖。由此乔治·霍士（George Fox）的声名逐渐远播，而跟从他的一群贵格会教徒不久亦因为他们宣扬受自由的良心所指引的道理赢得众人的尊重。这些贵格会教徒忍受种种讥嘲辱骂；他们在法庭上被法官下令将装满了水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以致引起哄堂大笑，但他们却屹然不为所动。为了良心的缘故贵格会的教徒不肯除下他们的帽子，虽然其中的水沿着他们的颈项和背脊流下而使他们痒得难受。
如今主要以诗词为人所知的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当日曾领导一批文人为清教徒的理想写了大量的单张和宣传小册。他的口号是:“让真理与虚假搏斗吧。谁曾见过真理在一场自由而公开的争斗中被击败呢？”但是在一切清教徒文学中最伟大的著作无疑是约翰·本杨（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这部书写成于贝德福监狱中，他曾因为不肯遵从正统派的标准传道而在那里渡过十二年的岁月。书中所述的朝圣者的故事乃是他自己在那时代中的一项经历。本杨手中最贵重的珍宝是他的圣经，这部书曾给予当时许多人争取自由所需的力量。因此在1960年当一本三百年前的古旧圣经被人发现隐藏在肯特郡罗坛（Wrotham）镇一家茅舍的墙内时，它有力地提醒我们当面临着猛烈的宗教迫害时人们是多么珍视圣经。
宗教态度的反复变更
十七世纪充满了剧烈的变更。事态的改变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在劳德大主教的管辖下，人民只准用祈祷书，但在克隆威尔掌政时祈祷书却是禁书。双方在掌权期间都互逐教士。1604年英王雅各驱除了大约三百名教士，后来这些教士被人称为“沉默的弟兄”派（Silenced brethren）。1643年则轮到英国教会的教士倒霉，他们当中有二千人被革职而失去了生计；这在当时是一项很严重的打击。到1662年英国教会再度得势，于是在划一条例之下有2,000名不信奉国教的教士被剥夺了生计。
一本叫做《运动手册》（Book of sports）的宣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宗教态度。这本手册容许人在星期日作户外运动，假若他们已参加过教堂的礼拜的话。清教徒则极力反对这点，虽然当时的法律规定人每次在教堂缺席便须缴纳罚金十二便士，这仍然不能平息他们的反对。女仆们甚至拒绝在星期日洗碟。
接着局势扭转了。清教徒开始掌握政权。国会在1647年下令废除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和诸圣节。他们所提出的理由表明他们如何强烈地渴望恢复纯真的基督教道理。马庭（Hugh Martin）表明这点说:“我们不应该忽视清教徒所提出的一项真确的论据，即这些节日的许多习俗是起源于异教而非基督教的，虽然我们认为有时我们也可以向异教学习。圣经中并没有庆祝这些节日的根据；在使徒时代教会长老的著作中亦从未提及这些节日，而许多早期的基督教作家，诸如克利疏士腾（Chrysostom），历史家苏格拉底（Socrates）和奥利经（Origen）等对于遵守这些节日都大加评击。我们有相当充分的证据知道有许多基督教的节日都是故意加在原有的异教节日之上的。”5
圣餐桌的摆设位置也反映出宗教态度的改变。它较长的一边应该是由南至北抑或是从东至西呢？劳德坚持要将其摆设从南至北或“倒转过来。”可是当劳德倒台之后，人们便大为欢喜地把这些餐桌摆回原来的位置。为了报复劳德的行动，民众捣毁了许多教堂。娜威治的教堂内部全部被捣毁，里面的风琴管、僧袍、袈裟、白法衣和礼拜手册等都被扔在街市中用火焚烧，而礼拜堂本身则被改为一间酒馆。
在长老派掌权的一段短暂时期中订立了严肃联盟与合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为了获得苏格兰的兵援，英国国会同意改革英国的宗教，并且设立一种长老会形式的教会政府。他们召开了著名的威斯敏斯德会议（Westminster Assembly）以解决所有的细节，但实际并没有施行什么改革，而长老会在英国亦始终未能获得很大的势力。反之独立派却在克隆威尔执政期间奠定了一个根基使他们能够存留许多世纪而不致灭亡。
时至今日，克隆威尔仍然是英国历史上最引起争论的人物之一。他在统治的期间对宗教的纠纷和异论表现了较宽容的态度。克隆威尔认为他的一切行动都受上帝所指挥，而这也是当时许多人所持有的态度。这种信念使他有时说出一些不幸的话。在攻陷爱尔兰的德罗希达（Drogheda）城时，克隆威尔下令执行了一次最可怖的大屠杀，但他为其辩护说，“我深信这是上帝加于这些野蛮的贱民身上的一种公义审判。”6在描写克隆威尔与笃信宗教的苏格兰人相会的邓巴（Dunbar）战役时，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颇有见地地评论说:“双方均充满自信地向耶和华祈求；至高者即发现两者的信心与热诚均不相上下，无疑决定让纯粹军事的因素来决定其胜负。”7
当皇室夺回政权之后，英国教会又再度得势而在许多地方重燃起对清教徒的猛烈迫害。但如今不奉国教者的势力已较壮大，对其本身的见解和目标亦更肯定。查理士二世一死，钟摆便迅速地荡向另一边，因为英皇雅各在每一个地方都极力培植罗马天主教的势力。为了自私的缘因他努力想将不奉国教者赢过来而把他们驱向英国国教的阵营中。但他的阴谋太明显了，因此他终于在奥伦治之威廉（William of Orange）被邀请登陆英伦时逃亡到法国去。
威廉表明若无崇拜自由便不愿统治。1689年的容忍法案终止了许多为宗教良心而遭受的痛苦，虽然仍有少数的孤立例子，例如三年后的格兰口（Glencoe）大屠杀事件，显露出各派系之间的仇恨和宿怨。
在整个十七世纪中，英国政府与人民的宗教钟摆从未有一次指向真正的基督教。这乃是一个充满了恐惧，顽固，迫害，腐败和偏爱的世纪。教会与国家的联合为许多人的自由带来了极大的限制，并且为了制止不奉国教者的发展而不断地制订了许多新的法规。如此一页血腥的历史可以作为今日的一项鉴戒；我们若跟从当日那种途径便与使徒在十九世纪之前所作的忠告正好背道而驰了，因为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5:22,23。
参考资料
1 England Under the Stuarts, by G. M. Trevelyan, page 28.
2 The Scottish Covenanters, by J. Barr, page 98.
3 A Collection of the Sufferings of the People Called Quakers, by J. Besse, 1753, Volume I, page 460.
4 The Church and the Puritans, by H. O. Wakeman page 133.
5 Puritanism and Richard Baxter, by H. Martin page 111.
6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 by T. Carlyle, Letter 98, September 17, 1649.
7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by W. S. Churchill, Volume 2, page 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