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生命危在旦夕！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从没有比在绑架事件发生时更为显著。亲属、朋友，有时甚至举国的人都为人质的生命提心吊胆。无可奈何和愤怒挫折的情绪到处蔓延。人们力图满足绑架者的要求。与人命的价值比较起来，金钱差不多变成全无意义。

《纽约时报》的社论发表这项典型看法说:“只要遇事者的生命在危险中，努力挽救他们是最重要的……首要的急务便是挽回无辜者的生命”。因此当局往往退居幕后以期避免危及微妙的释放人质交涉。遇事者一旦无恙归来，人们都松一口气和欢欣鼓舞。

在最近数年内，世界已陷入所谓“绑架时代中”。绑架和类似的事件——挟持人质——突然在普世盛行。阿根廷在1968年发生三十五年来的首次绑架。在1969年发生了两宗。但在1973年却平均每周十宗！在那年所付的赎金超过五千万美元。仅是一位被架走的美国商人便要付给绑匪一千四百万美元的赎款。

在满途荆棘的意大利经济情况中，“绑架业一枝独秀”，《时代杂志》讽刺地评论说。事实上，“绑架已成为一项巨利的企业”，意大利的一位议员说。“在已往五年内，绑匪已抓去了二千四百五十万美元，仅是1974年所获，就达八百万美元之巨。”

普世其他国家也经历到在国内愈来愈多绑架和挟持人质的事件;可是难题更伸展到国际间。现时绑匪差不多在世上任何地方横行无忌。他们何以要利用这种方法呢？

绑架的原因何在？

许多当局者长年恐惧的事已经发生了。寻求发言机会的失意政党发现绑架和挟持人质是理想的政治武器。他们发觉，当某些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时，家人或当局无不尽力挽救。现代社会将这些事当作世界新闻，举世亿万人在电视幕上可以看到。因此绑匪的主张在获得全球注意方面比任何平平无奇的场面更为收效。

最重要的是，政治过激分子认为此举很有功用。看来他们愈做得有声有色，世界就愈会讨论他们的不满，并向敌对的政党施予压力。新闻媒介传播他们的意见。一个政党的成功刺激其他地方的同类政党运用同一手段。“当戏剧化的恐怖事件成功时”，美国长岛《星期日快报》指出，“差不多必然会重演，连续反应现象于是发生”。

由于看出政治投机者的成功，普通罪犯——留意到这是容易赚钱而不大冒险的方法——遂相继效尤。“我们在两年来没有支付过银行的［盗］险赔偿”，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保险家说。“劫匪都转行作绑架了”。

为了遏止这种趋势，许多人认为绑架事件不应过度宣扬。“新闻媒介带头将这种意见放入［危险分子］的脑中”，美国一位警官声称。事实上此类事件经过广为宣扬和加以证实之后往往相继而来。但有些人却不敢运用任何含有抑制新闻自由的方法。“暴政手段最令人震惊的是压制新闻自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写道。

美国有人曾经提议将付给绑匪赎金列为国家罪行。“家人或任何人付出赎金仅是宣传绑架有利可图而已”，美国一位著名政府顾问声称。“他们在无意之间将无数的其他无辜者卷入恐怖的磨难中。”

但其他的人却说:想想这类措施的后果。倘若有这样的法律存在，则伤心的人质亲属肯去政府报案吗？他们岂不会自行处理以期拯救所爱的人而将当局置之度外吗？因此，有人认为法律手段可能更加行不通。

“精神恐慌”

政府在遏止犯罪和政治绑架浪潮方面的软弱无力已在绑架者的主要目标——富豪和外国商行代表——当中造成一种恐惧风气。绑匪们发现主管人所属的商行可以作为“代理家庭”，能够被迫付出比富豪自己家人所能付出的更高赎金。

可是绑匪也继续猎取当地的富豪。在墨西哥的蒙得勒市“当地社会有名气的许多富家中正弥漫着精神恐慌”，《纽约时报》报导说。他们已“悄悄地从社交界引退”。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已改变了。可能被绑架的人已不再能自由随意往来。日常生活时间表要变化多端，上班路线时刻不同，以避免任何引起绑匪注意的固定方式。意大利北部有些富人据报已差遣儿女到邻近瑞士的学校上学，希望在那里较为安全。

有些地方的住宅已装成好像堡垒一般，窗门用的是不碎玻璃，围墙顶上是有刺铁丝，泛光灯通夜照明和武装守卫巡逻，汽车装甲避弹，雇用的保镳携带最新型的自动手枪。驻阿根廷的一位美国商人说:“每一件事无不杯弓蛇影。我花在安全方面的时间多于业务方面。”另一人说:“仅是保护我和我的家人，公司每月要付出5,000美元。”

因此，除了直接付出赎金之外，绑架和挟持人质在有关的安全费用上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供应保镳和其他保护工作的私家安全服务社据报在普世的业务大增。绑架保险业兴旺非常。一间著名国际保险公司据报接受百万美元生命保险，每年保险费约为500美元，投保者若被绑架，则公司代表代付第一次的2,500美元赎金。当然，投保者均是绑匪的主要目标，他们的名字绝对保密一事便是明证。

受过特殊训练的反绑架警犬也大受欢迎。一位训练杀人警犬的意大利场主说:“我曾将受过训练的狼狗售给大公司主管人、工业家、演员和专业人士，但需求仍然日增。”这类警犬的身价从1,600至4,800美元不等。它们受训练攻击任何侵犯主子的人。据训练者说，侵犯者若不停止行动便会被其噬杀。美国加州一间公司已售出数百头警犬，每头价值2,500美元。

虽然有这么多的对策，一个人是否安全呢？奉派处理美国著名绑票案的一位警官作出真知灼见的评论说:“你必需知道的是，倘若有人真的想绑架一个人，则任何人都无法加以阻止。”

同样地，在墨西哥被绑架和赎出的美国外交家对美国一间国际商业管理学院的毕业生提出忠告说:“许多人探询关于携带武器防身等事。我认为这是愚拙和可笑的。在人数和武器都及不上对方时，这样的装备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政治活动家们似乎决心要尽量利用这种最有力的武器。一间国际安全服务社的代言人预言他的行业在将来会盛极一时，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未见过的暴乱形式和兽性行为将在我们的社会里出现”。不错，圣经预言人类会目击“不法的事增多”，这乃是整个失败的全球“事物制度”处于“末期”的标志。——马太福音24:3,12;提摩太后书3:1。

对生命的平衡看法

有些事情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人们对绑架遇事者或人质所受的生命威胁如此震惊，可是对每日无数人所受的死亡威胁却视若无睹，你会感到诧异吗？

想想数以百万计的人就在此刻濒于饿死，什么使他们的生命较少价值呢？堕胎继续杀害了许多小生命;全球每日发生的不仅是绑票，而且有许多凶杀事件。在以往遭受杀害以及目前战争中丧生的亿万人又如何呢？这些生命都无声无嗅地逝去了。

政治、犯罪和道德上的权宜之计已使人命变成非常轻贱，可是很讽刺地，某些人命受到威胁却引起极大的愤怒。正如有一位人士所说:“人们会付出百万元拯救一人的生命，但不肯付些少钱去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此等偏重一方的价值感岂不是表明产生这种观念的普世事物制度具有严重的缺陷吗？

因此只有上帝所应许的全球性彻底改变才能使人类对生命恢复平衡的看法。这种改变必须是如此广泛以致圣经可以称之为“新地”，一个在新政府治理下的新人类社会;那时“从前的地”及其对于生命的贱视将会“成为过去”。伟大的赐生命者所赋予的生命价值将受到公认，同时人类期待已久的情况——“不再有死亡”——将会成为现实。——启示录21:1-5;彼得后书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