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我的生活方式

那是个快乐，兴奋和稍微紧张的时刻。我在东欧一间国立美术馆所开的音乐会的开场时刻已来到。所有艺员在开始登台时都会经历到紧张，甚至有经验的职业艺员也不例外。这种感觉在我并不是新鲜的。那末，为什么我会如此兴奋和快乐呢？因为我的儿子，一位熟练的钢琴家，初次为我伴奏；我们都希望有良好的演出。

在指定的登台时刻，美术馆的主事人介绍我和我的儿子。在台边的灯光中我清楚看见灯火通明的堂座听众的面孔。听众当中有和美术馆交往的教授以及熟请音乐的人士。他们懂得我所要唱出的德语，可以听懂歌词和音乐。他们的视线集中在我们身上。

我开始唱出布拉姆斯、舒伯特和莫札特的歌曲。我和我的儿子合奏得很和谐。几分钟之后紧张消失了，我感到我已和听众建立起默契和接触。一曲既终，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在音乐会终场时赢得更大的掌声和要求重唱。回到后台时有许多访客前来道贺。

那次音乐会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但在我十五年的职业歌唱生涯中记忆犹新。1971年七月在华盛顿举行的音乐会也留下愉快的记忆。在那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我发现音乐爱好者欣赏音乐和歌手作出正确演绎的能力，虽然他们也许听不懂我所唱的外国语歌辞。

作为一个抒情女高音，我特别擅于唱古典和轻型歌剧。这些歌曲对嗓子的要求甚高，并需要熟练的技术和长年练习才行。可是，歌唱已是我的生活方式，而且为我带来了极大的喜乐和愉快。

我的童年在德国南方近法国斯特拉斯堡之处渡过。在我所能记忆的早年，我已爱好歌唱。我终日在唱。母亲发觉我天生一副好歌喉，于是加以鼓励。我的朋友亦然。我在十二岁时已在学校和教堂诗歌班演唱。同时，我喜爱在学校节目和圣诞戏剧中担任演唱角色。

多方的训练

我第一位导师是巴黎歌剧院的美斯坚太太。自1946年开始，有一年半时间我每周两次前往斯特拉斯堡从她学习。我们学生要学习许多新事，最重要的是学习正确呼吸。我们获悉运用横隔膜呼吸可以自由运气使发音产生最佳效果。

美斯坚太太提醒我们，狗在街上跑时呼吸与动作十分协调，因为它是从横隔膜呼吸的。此种方法极难控制。我们自以为懂得了，但后来才发觉仍未能充分控制呼吸。控制得法可以使人对各种唱法运用自如，例如唱出断音：“哈！哈！哈！哈！哈！”根据本身歌喉发展歌唱技术要练习两年至三年。

我们反复学习在钢琴伴奏下用“头声”歌唱。这是普通人所用的声音，不同之处是要使声音来自头的后部或鼻孔而非口腔。头声若修习得当，便会使声音响彻音乐厅和歌剧院而不需扩音器。在我们稍有进步时，便受命在美斯坚太太家里对宾客表演。这使我们获得经验和自信心。

我们要学习以多种姿势歌唱：站着、坐着、躬身，甚至俯卧。在一出歌剧中，垂死的女主角便是躺在舞台上唱出最后一曲的。

1948年，我开始在德国曼希姆音乐学院师事沙维德教授。这是较高级的训练。我们要特别致力于分辨音符。这对歌唱是十分重要的。我学习对音乐具有“音感”，以便较易听出乐曲和学习旋律或乐谱。此外还要努力学习歌词。

在师事沙维德教授的一年半期间，我获得更大进步。为了改良技术及与听众接触，我常在学校礼堂对朋友和同学演唱。后来才开始公开演唱。

我在1951年结婚。我的丈夫也欣赏音乐和我的歌喉。他鼓励我继续歌唱和深造以期成为职业声乐家。我也乐于这样行。不久便发现自己的天生歌喉若要成为训练有素的声乐家，还需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行。

获得声乐家的资格

在德国的科伦、杜塞道夫和喀尔斯曾任教的艾姆基教授是我的另一位导师。他帮助我获致声乐家的地位。他教我在歌唱时聆听自己的声音和加以分析。我学习以极强和极弱的声音唱出。

声乐家要唱出极强的音调并不难，但极弱的声响才真正困难。唱出时的声音要极之柔和，但却具有展延声而为全堂所听到。为要获得这样的技术，我们的练习变得愈来愈复杂和困难。

我们所选唱的歌曲以莫札特的歌曲要求最高。任何能唱莫札特歌曲的人都需有登峰造极的歌唱技术。有一段时期我以为自己无法做得到。但我锲而不舍。我虽然不能亲自求教于艾姆基教授，但我将录音寄给他批评和指教。经过六年之后，我终于获得毕业证书。

我继续在东欧深造三年才对发声控制和全部声乐技术修习完毕。罗马尼亚一位富于天才的作曲家命我作最困难的歌剧演唱，以期使我的歌喉发挥最大效果。我以往常唱的是抒情歌曲，但现在要学习演唱歌剧。这些练习需要我唱出歌剧如费加罗的干蒂沙和维尔迪的作品等。教授训练我演唱这些歌剧，直至他感到满意为止。最后我获得抒情歌曲、歌剧女高音等声乐家的资格，并获得声乐教师证书。

声乐家的生涯

在我接受训练和作为职业声乐家的多年期间，我丈夫的工作需要我们从一国迁至另一国。我们很少在一个国家逗留三年以上。我没有加入歌剧团或签订长时间合约，反之我集中于举行独唱音乐会。既然我无意积聚财富，因此公开演奏会以慈善性质居多。门票收入捐赠慈善机构，这使我为了有意义的目的工作而感到满足。

虽然我是个基督新教徒，我对于教堂或宗教却不甚感兴趣。我对圣经所知不多，但由于母亲和音乐的影响，感到与上帝颇为亲近。我选唱的歌曲多数是具有强烈宗教情感的人的作品。从这些歌曲我知道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例如，舒伯特作了一首题名为“耶和华是伟大的”乐曲。舒曼在“伯沙撒”一曲中也运用耶和华的名，史特杜拉在“裴特，沙奈利！”一曲中亦然。我因演唱这些歌曲而对上帝略有所知。

我的生活相当愉快，虽然我对人间的贫困和艰辛深感关怀，尤其以住在非洲的时候为然。但特别使我困扰的是另一件事。在我看来，死亡永远终结了地上生活似乎有点不合理。我与朋友和家人生活得这么愉快，这一切在不久便需被夺去使我感到不平。

获悉较好的生活

我对耶和华见证人所知甚少，虽然我住在德国时曾听到他们的名字。后来在1960年的一天，见证人上门探访，那时我住在锡兰，即现在的斯利兰加。虽然我的英语不甚流畅，但却与他们相谈甚欢。他们解释死亡并不意味到终止我们在地上的前途，因为上帝的不变旨意乃是要人类永远生活在地上乐园里。

这种思想真正合我心意！耶和华上帝定意使地球为公义的人类所居是这么合理。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第一对完美的男女，并将他们安置在地上一个乐园里吗？当见证人告诉我，这样的一个乐园行将恢复时，我是多么高兴！为了证明这点，他们读出圣经的启示录一书，第21章，3,4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是多么清楚易明！它指出就在这个地球上，无千无万为了亲人生病死亡而流泪伤心的事将会消逝！这使我满心喜乐地学习关于圣经对人在地上享永生所提出的应许，正如诗篇37:29所说：“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此后，我愈来愈希望能够成为这些可以永远住在地上乐园里的人之一。

终于为上帝的新规制而生活

有一位名叫哉丝的见证人开始与我研究一本名为《从乐园的失落到乐园的复得》的圣经辅助书籍。当我的丈夫对此稍感兴趣时，哉丝的丈夫遂加入主持研究。我们夫妇对见证人的热心与诚恳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利用轻型电单车从事工作，甚至在狂风暴雨的季节也不稍停。我们的研究很有进步，但不久我们又要离此他往，因为我的丈夫被调往挪威。

我抵步之后从电话簿找到见证人的地址。但我们遭遇到言语的难题，于是我们入大学三个月学习阅读和讲说挪威文。我们再次结识一对和蔼可亲的见证人夫妇，他们前来邀请我们参加聚会，有时气温在华氏零下三十度（摄氏-34.4°）也照常前来。可是，我的丈夫由于工作太忙而没有陪我参加，他甚至试图劝阻我。

他的态度开始对我有所影响。同时，我也热中于自己的歌唱生涯。我往来各地，在世界大都市如华盛顿、阿的斯亚贝巴、可伦坡、奥斯陆等地举行演唱会，并从所得的兴奋经验获得颇大乐趣。因此我有多年时间极少与耶和华见证人接触。但在这段时期内，上帝所应许的在新规制中的较好生活仍在我脑中萦回。

最后，在1970年，我们迁往美国，我结识了一位能说流畅德语的妇人。这时她作了安排与耶和华见证人研究圣经，我也加入研究。我于是在马利兰州的坚辛顿市再度参加见证人的聚会。

这时我意识到我若真的希望生活在上帝的新规制里，便要证明将上帝的服务置于生活的首位，甚至置于我对声乐的兴趣之先。我开始这样行。对于在未来演唱会所选唱的歌曲方面，基督徒长老给予我良好的劝告。我停止演唱含有伪宗教意味或国家主义的歌曲。最后，在1973年二月，我由耶和华见证人为我施浸以象征我献身事奉耶和华上帝。

1973年六月，我和丈夫迁往千里达，在那里有3,000位基督徒见证人同工。我继续为耶和华服务。由于充分信赖他的应许，我希望永远为上帝服务。我也热望我的丈夫和儿子会终于体会圣经的真理而进至呈献自己事奉我们的仁爱造物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