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各行其是？

托尼·莫顿在他的论文《科学界莫衷一是——论科学家的动机和工作方式》里说：“科学的宗旨是探求世界的真理，我们虽然不应该忽略这一点，但我们也要知道，基于心理和社会的因素，科学往往同它的宗旨背道而驰。”这确是实话。科学家的发现有时看来会受名利心，甚至是个人的政治取向所影响。

早在1873年，英国著名法学家杰塞尔勋爵指出，上述因素也影响到法庭审理的案件，情况令他十分担忧。他说： “［提供］专家证供或证据的人，往往是以提供证据或证供为生的。在所有案件中，这些人都由于出庭作证而获得报酬。这么一来，无论他为人有多诚实，他的心也自然会偏袒雇用他的一方；我们也实在看见有这种偏颇的情况出现。”

且以法医学为例。某上诉法院指出，法医学家也可能“认人不认理”。《寻求》杂志评论：“警方寻求法医学家的协助，可能令双方建立起一种关系。……受聘于政府的法医学家可能认为，他们的职责是协助警方。”爱尔兰共和军曾涉及英国的“马圭尔”（1989年）和“沃德”（1974年）炸弹袭击案。杂志以这宗案件为例，指这次诉讼“足以证明，一些经验丰富、颇有声誉的科学家，也可以故意舍弃不偏不倚的科学精神，还自觉有义务要协助控方”。

另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澳大利亚的“林迪·张伯伦案”（1981-1982年）。这个案件后来被改编为电影《夜里呼号》（A Cry in the Dark）。事件中，张伯伦太太被控谋杀自己亲生的婴儿阿扎赖亚。法医学专家提供的证供，明显对她十分不利。虽然她坚称杀死她女儿的其实是一头澳洲野犬，但她仍旧被定罪入狱。多年后，女婴死时所穿的肮脏血衣重见天日，经仔细调查后，先前的证据再站不住脚了。林迪最终沉冤得雪，从监里获释，并因被误判有罪而获发赔偿金。

每逢科学家之间起了纷争，他们的争议可以演变成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局面。数十年前，威廉·麦克布赖德医生指责某药物生产商生产萨立多胺，指这种本来用作舒缓孕妇晨吐的药物，可以引致胎儿肢体严重残缺。这件事当时是国际新闻，也令麦克布赖德医生一夜成名。可是，多年后，他在进行另一个医学研究的时候，一名曾当医生的记者却指控他窜改数据，结果令他被判触犯科学欺诈罪和违反专业操守罪，从澳大利亚的医生注册名单中除名。

科学的争论

电磁场是否威胁人畜的健康是个颇具争议的课题。有些证据指我们周遭正大受电磁波所污染，污染来源从高压电缆、个人电脑，到家用的微波烤炉不等。有些人更声称，长年使用手提无线电话会令脑部受损。还有一些人说，科学研究显示，电磁辐射可以导致癌症和死亡。例如，《澳大利亚人报》报道： “一名男童怀疑由于睡［床］接近高压电缆，结果患癌而死，英国某公营电力公司因此被起诉。”墨尔本的职业病医学顾问布鲁斯·古金医生发现，“在悉尼的主要电视塔方圆4公里居住的儿童，患上白血病的比率是这个范围外的儿童的两倍”。

环保人士大声疾呼电磁波的害处，不免令大企业和其他商业利益集团损失无数金钱。为了向他们所谓的“无端恐惧运动”反击，他们于是拉拢持另一派意见的科学家来支持自己。

我们再看看有关化学品污染的争论。有些人把二氧芑形容为“人类制造的最毒化学品”；迈克尔·富门托就说，它“几乎是生产某类除莠剂时必定产生的副产品”（《科学四面受敌》）。这种化学品也是“橙剂a的主要成分”。越南战争后，这种化学品的知名度攀上了最高峰。越战退伍军人和化学品制造商之间展开了连场激烈的诉讼，双方都各有一批科学专家做后盾。

跟环境有关的议题，例如全球气温上升、温室效应、臭氧层变得稀薄等，也同样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堪培拉时报》报道南极洲的环境隐忧时说：“在［南极洲］昂韦尔岛上的美国帕默科学基地，科学家的研究显示，浮游生物、软体动物等低等生物受到强烈的紫外线辐射所破坏，这种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可以从食物链扩散开去。”不过，也有不少科学家唱反调，声称臭氧层变得稀薄和全球气温上升都是不必忧虑的现象。

所以，到底谁是谁非呢？世上每一种说法，每一个论点，似乎都总可以找到一些科学家来证实，又总可找到一些科学家来推翻的。正如《范例的失落》指出：“除了理性和逻辑外，社会当时的风气也支配了什么是科学的真理。”迈克尔·富门托对二氧芑事件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我们都可能是受害者，至于是实际中毒，还是给完全虚假的消息骗倒而受害，就视乎我们听了哪一方的意见而定。”

不过，有些轰动一时的科学灾难，不是解释一两句话就可以了事的，科学界实在责无旁贷。

“极惨痛的灾难”

爱因斯坦在1948年8月29日发表了一篇宣言，题名为《向知识分子进一言》，其中就科学暗淡的一面作了发人深省的评论：“我们从痛苦的经历知道，本着理性的思考仍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的各样难题。深入的研究和埋头的科学工作，往往是人类灾难将至的先兆，……是为他们的自我大毁灭铺路。这种情况实在是极惨痛的灾难！”

最近美联社的一则报道说：“英国承认曾以人类测试辐射。”英国的国防部证实，政府在过去40年来一直对人类进行辐射实验。其中一次实验是5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南部马拉灵加的原子弹试爆场地进行的。

马拉灵加这个地名源自当地的土语，意思是“雷声”。这个地方人迹罕至，是英国进行科学实验的理想地点。第一次试爆后，人人都欣喜若狂。我们从墨尔本一份报章的报道读到：“［辐射］云一散去，一辆辆卡车和吉普车，载着英国的、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和新西兰的军人来到爆炸场地仅5英里外的地方。他们站在土坑里，面对着爆炸的场地，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像刚刚野餐回来似的。”

英国《每日快报》的科学专栏作家查普曼·平彻更作了一首歌，题名为：“想着念着蘑菇云”。这还不止，英国政府一名大臣还保证，试爆完全按计划进行，澳大利亚人不会受辐射威胁。不过，多年后，当年暴露在辐射下的军人纷纷死去，笑容不再复见，要求赔偿的声音却此起彼落。没有人再“想着念着蘑菇云”了！马拉灵加由于受辐射污染，  到今天仍然是禁区。

美国内华达州的核试也看来有相同的发展。有些人认为，事情是个政治把戏，而不是科学的错误。美国第一枚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试爆。当年参与研制工作的首席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说：“该不该使用氢弹，决定的责任不在科学家，而是在美国人民和他们所选择的代表身上。”

其他灾难

在医学界，输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标准疗法。科学界对输血大加赞许，宣称这种疗法不但可以救人，而且十分安全。可是，爱滋病令医学界从沾沾自喜中惊醒过来。忽然间，理应用来救命的液体有时竟变成了杀人凶手。澳大利亚悉尼一间大规模医院的管理人员告诉《儆醒！》：“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给病人输入一种我们也不大了解的东西。它所带有的某些疾病，我们更是毫不认识的。我们仍旧不知道我们输给别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无法彻底测试一种我们不认识的东西。”

利用生长激素治疗不育妇人是尤其可悲的事例。有些妇女希望生孩子，令生活得到更大满足，这种治疗对她们实在像天降甘霖一样。多年后，部分接受过这种治疗的妇人离奇死去，死前都患上令脑部退化的海绵状脑病。患上发育障碍的儿童接受过相同的激素治疗后，后来也纷纷死去。研究人员后来发现，科学家原来是从死人的垂体提取激素的。由于有些尸体带有海绵状脑病病毒，结果令其中几批激素受了感染。更糟的是，受过激素治疗的妇女中，有些在海绵状脑病的症状出现前捐过血。由于这种病的病毒是没法检验出来的，所以有些人恐怕，现时血库里有些血液可能带有病毒。

凡是科学都不免涉及冒险成分。难怪《科学超越常理》指出，科学“令人既欣赏又害怕；既代表着希望又代表着绝望；既被视为现代工业化社会种种祸害的根源，又被当作这些祸害的解救来源”。

可是，我们可以怎样避免身受其害呢？我们可以怎样持平地看科学呢？下一篇文章对我们很有帮助。

［脚注］

［第6页的精选语句］

一名政府官员说，没有核辐射的危险

［第7页的精选语句］

马拉灵加核试场受辐射污染

［第8页的精选语句］

“该不该使用氢弹，决定的责任不在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原子科学家

［鸣谢］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第9页的图片］

“我们从痛苦的经历知道，本着理性的思考仍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的各样难题。”——爱因斯坦，物理学家

［鸣谢］

U.S. National Archives photo

［第5页的图片鸣谢］

Richard T. Nowitz/Corbis

［第8,9页的图片鸣谢］

USAF 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