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上帝的田地

艾斯图曼君（Otto Estelmann）自述

我在德国南部巴威利亚（Bavaria）的一个小农场中长大。我很喜欢利用马，牛和机器从事耕种的工作，但是当时我却从未想过我一生的工作会是耕耘一种与此大为不同的田地。

我的父母都是路得会的教友。在我们家里我们有一本很大的圣经。但是除了记录生日，婚嫁，死亡或其他特别的事情之外，我们从没有阅读或打开过这本圣经。此外我们还有一本祈祷文，在特别的场合母亲会将其读出来。虽然我上过主日学和一间农业学校，我却从没有学到任何关于上帝的旨意的知识。

在世界第一次大战爆发后的那年我刚好十九岁。我和千千万万的无辜的青年一同被征召入伍送上前线。当我们的队伍开过一些被炮火所毁的市镇和乡村时，看见遍地无人掩埋的死尸使我感觉非常痛心。我为无数的儿童，寡妇，未婚夫妻，战争新娘，和徒然等待所爱者的音讯的父母感到多么忧伤！

在一场战役中我受了伤，这使我离开前线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1918年11月11日，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战争已经结束了！”威廉大帝二世已逃往荷兰。德国发生了革命！这时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教士也不再公开地祈求“愿上帝保佑德王，愿你的慈爱维护德国”了。

撒下一粒宝贵的种籽

在1919年十一月的一个下午，一个万国圣经研究会的代表，当时耶和华见证人的名称，上门探访我的邻舍，他并且邀请我一同听他的演讲。我很留心地聆听他讲述关于邻近一个市镇的牧师的经验；当他和他的七个家人一同脱离路德会时，他的牧师对他们所作的最后忠告是:“但是，G先生，你和你的家人可以随便阅读罗素的书籍，你并不需要离开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要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呢？”但这个圣经学生看穿了牧师的虚伪忠告而毅然脱离了教会。

和耶和华见证人的这次会面使我深信宗教问题是有不同的两面的。一面是真理和生命，另一面则是谎言和死亡。借着撒下这颗王国真理的种籽，一个“瞎子复明”的奇迹发生了。由这时起我开始在守望台的刊物帮助之下对圣经作有系统的研究。有时我整晚不眠地研究，因为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在我参加第一个区务大会中，我见到数以千计的耶和华的子民到场参加。我听到一些年青的儿童回答一些当时我尚未能够回答的圣经问题。这种景象和次日所举行的盛大浸礼场面在我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结出果实

有一个宣扬好消息的传道员住在距我家大约四小时路程之遥，他答应我一同从事逐户的传道工作。这乃是我第一次参加传道。在约好的时间我便到预订的地点等候他。他应搭的火车到了，但是他却没有抵达。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在我的手提包中有一本圣经和一些书籍。在我的前面有几间住了人的房屋。唯一合理的作法便是向这几间房屋的人传道，即使我的导师没有来到。

我恳切地向耶和华作了一个祷告，因为他知道怎样将力量赐给软弱的人；随着我便鼓起勇气去敲第一家人的门。我的嘴唇震颤得如此厉害以致我怀疑究竟屋主是否能够听懂我的话。他叽咕地说了几句我听不清楚的话之后便将门关上了。现在又当如何呢？不要紧！我会到其他的门口去。

在第三家人的门口有一个妇人很留心地聆听，而且她的双眼充满了泪水。她告诉我她的独子在战争中阵亡了，所以现在她已再没有任何希望。我很高兴地翻开我的圣经将耶稣在约翰福音5:28,29所作的复活应许读给她听。随着我将记载于《上帝的竖琴》（The Harp of God）一书内的解释指给她看。她揩干了眼泪而面上露去笑容来，并且很高兴地付出这本书的捐款。

在我做了两小时的传道工作之后，我抬头一望而很高兴见到我的导师正吃力地踏着自行车来到。他虽然赶不上火车，却仍然遵守他的诺言。（现在他正忠心地在亚根廷的分社中工作。在那日我们一起消磨了几个快乐的小时；我们一同撒播王国的种籽和安慰了很多伤心的人，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带来了很大的满足。在1920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借着浸礼表示我同意永远遵行耶和华的旨意。

更大的活动

大约在1924年，在我生长的乡村和邻近的市镇中，有一个大约包括四十个传道员的小组建立起来了。在那年的春天我从分社收到一封出乎意料之外的信邀请我参加“朝圣者”的工作以全部时间探访其他的小组。此后我在德国渡过了忙碌的五年:训练新的传道员，强化新的及较软弱的小组和小心照料上帝的田地。——哥林多前书6:3-9。

在1929年我被派往捷克放映社方所拍制的“创世的影剧”，这部电影包括几卷影片，几百张色彩美丽的幻灯片和适当的解释。每次放映都分为四部份，每部份差不多要用三小时的时间。在放映影片之间的时间我们探访很多对真理感兴趣的人和主持家庭圣经研究。当我们看见电影的观众一晚比一晚多起来时，我们感到非常快乐。软弱的小组坚强起来了，而且有很多新的小组纷纷建立。当然，反对亦随着组织的增长而来到。1934年当我探访一个小组时，警察突然来到将我拘捕入狱。罪名是:“纳粹的间谍！”但是控告我的人却不能提出任何证据，因此在七个星期之后我便被释放了。

1938年的春天，纳粹攻占了捷克的一部份。那时我收到瑞士分社的电报吩咐我立即将捷克分社的各种记录带给他们。为了通过边界，我需要向业已在捷克建立起来的纳粹警察领取通行证。结果我成功地领到了通行证。于是我便利用这个机会顺道探访我的母亲和其他的亲友。我只逗留了一日便在同一晚继续往瑞士的旅程。在翌日即有一队秘密警察冲进我家翻天覆地的搜寻我。耶和华的确拯救我“脱离了捕鸟人的网罗。”——诗篇91:3。

往一个遥远的地区

1939年我被派往巴西，一个在大西洋彼岸的遥远地方。另外有三个捷克的弟兄和我一同到这个新的工作地区去。在圣多斯（Santos）的港口我们很高兴见到四位在巴西分社工作的弟兄。其中有一个是会说我们语言的，因此给予我们莫大的方便。既然我不懂葡萄牙语，我怎能在上帝的这块田地中执行种植和浇灌工作呢？可是弟兄们仁慈地为我预备了一张写上一个简单的传道演讲的卡片。在每个门口我只需要说，“请读这个！”便行了。虽然葡萄牙文给了我很多困难，我却开始借着社方的书籍引起了别人对上帝的王国的兴趣。我把对真理最感兴趣的人记录下来，然后回去探访他们和建立家庭圣经研究。

我在巴西一个月之后，我被派往南部的波图阿雷格累（Porto Alegre）工作。和我同去的有一对刚由瑞士抵达的夫妇和一个曾在捷克工作过的弟兄。可是困难却随之发生。由于敌人反对的缘故，我们的书籍断绝了供应。但是借着圣经我却能够继续对人谈论耶和华立基督统治的王国。由于我们努力从事种植，浇灌和耕耘，上帝使我们获得良好的增加。在我们的地区中有两个新的小组建立起来，一个在巴西的利芙利曼土（Livramento）城，另一个则在边界另一边乌拉圭境内的利维拉（Rivera）城。

在经过了二十五个月的限制之后，耶和华为我打开了继续以全部时间从事传道工作的宝贵权利。当社长诺尔弟兄在1945年探访巴西时，他邀请我成为一个特别先驱传道员并将我派往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工作。我于是将一些值钱的东西变卖而凑够所需的车钱；我很快便平安抵达我的新的工作地区。在住了六个月之后我成功地申请到永久的居留证。因此我得到了在巴西居留的保证。从那时我能够以一种比以往较有系统的方式从事逐户的传道工作。

耶和华继续扩展我的权利而使我在1949年得以参加环务工作。在1955年我被召往巴西的分社工作；凭着耶和华的额外恩典，我能够享受到和二十五个忠心竭力遵行上帝的旨意的弟兄一同工作的乐趣。除了我在分社所负的责任之外，我还有机会和当地小组的耶和华百姓并肩工作而由此获得很大的快乐。

要收获的庄稼多

我很感谢耶和华使我们在巴西所散播的种籽结出了美好的果实。在1939年巴西全国只有114个王国传道员。但今日已有超过26,000个传道员分担着种植和浇灌的工作了！

当我回顾一下四十二年来事奉耶和华的工作时，我很高兴我总是很感激地接收每一项新的任命。现在我虽然由于身体上的一个缺陷以致不能做我所想做的一切工作，但是我确知有一件事是我永远想做的，那便是永远事奉耶和华和他所立的君王耶稣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