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由伊弥尔·舒兰兹（Emile Schrantz）君自述
我回顾过去事奉耶和华多年，有一件事非常突出:‘我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我觉得基督的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1:16的这句话也适用在我身上。何以故呢？因为当我成为基督徒时以及后来有许多次，我除了向上帝和他的道寻求指引之外，‘并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可是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对上帝认识很浅。我在卢森堡大公国北部称为奥斯令的地方长大;我们充满迷信的思想。例如我们向‘圣者’亚尔宾祈祷求他保护牛只不生病，向‘圣者’塞西斯祈祷求他祛除意外和马瘟。我们甚至祈祷求一位‘圣者’保护我们的猪。
家父笃信宗教，他曾一度鼓励我成为教士。我作过弥撒的辅祭。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发生的事使家父对教士的信心发生动摇。至于我，我在十二岁首次领圣餐时，听到说上帝会与我更亲近，同时这会成为我一生最喜乐的日子。虽然我作妥一切准备，那天带给我的却只是一片空虚的感觉。在行坚信礼时，我感觉同样的迷惘;虽然神父告诉我圣灵会显现，我却丝毫没有看见。我不再渴望作教士了。
若干年后，我被朋友引入歧途而染上豪饮的恶习。但是到1930年左右，我习惯每个星期日探访我一个兄弟。我们时常畅谈童年往事，谈及我们因为对上帝和他的旨意认识很浅而深感失望。我们谈论我们从未见过，看来唯独教士才拥有的圣经。有很多次我的兄弟说:“倘若除了教士所提倡的道理之外，上帝没有其他道理教训我们，他便是不存在的。”他补充说:“但愿我们得到一本真正的圣经！”直至那个时候我只能够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但愿我能够有一本圣经直接阅读来自上帝的教训！
借着上帝的道向他求教
我们在1933年作了这项反省之后数日，有一个男子上门探访我的兄弟。他是一位圣经研究者，即耶和华见证人。我的兄弟立即问他可以从那里得到一本圣经。“今晚我可以带一本给你，”这男子回答说。
那天晚上他带了两本天主教圣经译本和几本帮助人研究圣经的小册子来。在那个星期日，我的兄弟面带笑容来见我。“上帝答复了我们的恳求，”他说。“我们有圣经了！”我们得到圣经如获至宝;它的确引人入胜。
那天我阅读圣经，手不释卷直至深夜。那人留下的圣经小册子，名为《审判》、《万民的自由》、《死者在哪里？》和《天堂与炼狱》，也使我获得很深的印象。
我读了这些书刊之后，决心不再跟我的朋友豪饮。后来这些朋友对我反脸而说我坏话，属血肉的人反对我，但是借着上帝的道圣经，现在耶和华已进入我的生活里，他获得了胜利。
几个星期之后，我的兄弟在工作地方死于意外，这样我遂丧失了在上帝真道上的一个友伴。我需要其他可以互诉心曲的朋友。所以我开始寻求真正的朋友，向耶和华求教的人，但是当时他们在相当远的地方。他们在阿得斯聚集研究圣经，这需要我从我居住的克里文西走大约十六哩（二十五公里）的路程。在工作容许的范围内，我尽力经常参加聚会。
1935年，社方在布鲁塞尔举行一个一日的大会。在大会的前夕，守望台社巴黎办事处的德拉诺弟兄作了浸礼演讲，而浸礼则在分社地窖的浴缸里举行。我是受浸者之一。翌日我很高兴地参加组外传道，下午大约有二百个分属许多不同国籍的人参加大会。
独自面对重大的决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近之际，世界情势非常危急。耶和华见证人所谨守的中立引起了与日俱增的反对。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向人谈及上帝和他的旨意，但是这为我带来反对和困难。在1935年我不得不作一个决定;噤口不言以保存我在面包店的差事抑或放胆宣讲真理而失去这份工作。我没有与父母、朋友和甚至其他见证人商量便作了抉择。虽然我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我却有耶和华和他的道。我决定将自己的时间完全用来传讲他的道，只要能够糊口，我便会继续宣扬它。
我于是致函守望台分社申请作先驱传道员，意即上帝的道的全时间传道员。数星期之后，我离开卢森堡大公国到邻近的卢森堡省（比利时）传道。我信赖耶和华，独自骑脚踏车做完整个称为“亚耳丁”的高原森林地区。这个地区很难做，那里的居民处于一片属灵的黑暗中。愿意接待我的家庭并不多，可是间中会有三四家人招待我在他们家里暂住。
1937年社方派了一位弟兄作我的传道同伴。我们被派到比利时一个大市镇安特卫普传扬好消息。在我的同伴安德拉·华兹纳协助之下，我学会过节俭的生活，只要有必需品便感到满足而继续从事全时间的传道工作。那时我们能够用十个比国法朗（两角美金）过一日而保持良好的健康和愉快。我们从耶和华的工作获得很大喜乐。
在安特卫普传扬上帝的真理并非没有难题，因为教士留意到我们的工作，于是试图借警方的力量去制止我们活动。他们所用的方法总是一样:警方以无牌贩卖的理由拘捕我们。通常当我们解释我们的传道工作受法律所认可之后，案件便被取消，但是我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掌权者面前为上帝的王国作见证。
1940年纳粹进侵比利时，这终止了我们公开传扬上帝的道的自由。在战争爆发的头几日，我到布鲁塞尔分社将几箱圣经书刊运走以免被当局没收。后来这些书对我们大有用处。
在德军占领期间
不久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开始追寻我们。社方任命我的同伴作带务监督探访各小组以强化它们。盖世太保试图捕捉他。有一日当我出外的时候，他们来到我的寓所。女房东是个认识上帝的真理而新近受浸的姐妹。他们警告她当我回来时她若不报警便会被监禁。当我回家之后，她将一切告诉我。我请她让我出去通知我的基督徒弟兄，然后我便回来。我向许多个家庭发出警告，将一箱圣经书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回去，我预料到会有什么事发生。
没有人指点我怎样行。但是我想遵守诺言，避免为那位新见证人造成任何难题。盖世太保来拘捕我。他们查问我我同伴的下落。我告诉他们他去见“家人”。看来盘问我的人认为我的回答很合理。然后他们将一张见证人名单交给我看，他们想知道他们的下落。我拣了那些死了或离了境的见证人与他们谈论。至于其他人名，我说认识许多见证人，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安特卫普被拘留了四日之后，我被送往布鲁塞尔一个监狱。
盖世太保决定要我供出有助于逮捕我同伴的资料之后才释放我。可是四十日之后我便获释了。在受到盖世太保审讯期间，我非常体会我所获得关于上帝和他的道的知识，因为我必须避免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而作许多重要决定。
我获释后，为了谨慎起见，我决定离开这个我受到严密监视的地区。我返回亚耳丁。从那时起直至大战结束，社方派我做各种不同的工作:环务监督，翻译员，秘密印刷品的运送员（我们将《守望台》印成法文、法兰德斯文、德文、波兰文、斯拉维尼亚文、有时印意大利文）。我的工作时常惊险重重，所以我们必须不断保持机警，当机立断。在这种艰险的时候，一个人会比以前更了解到他需要完全倚靠耶和华和仰赖他指引他的脚步;我就是如此。我习惯了在祷告中祈求他的训示，我向他求助从未试过得不到他垂听的。
由于我没有德国当局所规定的工作准许证，我冒着被解到德国做苦工的危险。可是我的身份证上有一项资料使我能够屡次脱离困境。我的职业列明是“传教士”。例如有一次我携带被禁的圣经书刊而被兵士查问，兵士叫我取出工作准许证。我遂回答说我不需要工作准许证，因为我是个传教士。另一个兵士同意我不需要工作准许证。然后他问我所携带的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在布鲁塞尔秘密印刷的圣经研究辅助刊物，名为《儿童》。我对他说是一本宗教书籍，并向他指出书中所引证的经文;他感到满意，遂放了我。
我无法从当局配到粮票，因为我不能够冒险在比利时任何市政局登记。可是我却不致挨饿，因为我的基督徒弟兄表现杰出的爱心。虽然他们仅有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他们却甘愿割爱将一些粮票交给负责收集粮票的见证人以援助逃避盖世太保的基督徒弟兄。一餐有个红萝卜和一块面包，我便感觉满足了。我培养使徒保罗所表现的态度:“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腓立比书4:11）我居无定所;有时睡在干草堆里，以稻草为床垫睡在地上，或者睡在火车站的长椅上。
脚踏车一向是我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因为我可以较容易避免引起群众和搜查队的注意。当然，骑脚踏车走六十哩（一百公里）路或走更长的路程并不容易，特别是隆冬时候走在亚耳丁铺满雪或冰封的路上。但是我们从携带灵粮给基督徒弟兄一事获得很大的喜乐，他们的深刻体会抵消了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和所冒的危险。耶和华祝福他子民的努力，因为1940年我们在比利时的时候当地有一百个见证人，到大战结束时，我们已增至六百多个。
无需再隐藏
沦陷结束后，社方派给我的工作是将耶和华子民的小组重新组织起来。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社方邀请我拣选一个未曾有人在那里做过传道工作的地区，到该处作特别先驱传道员。我拣了亚耳丁之南的亚伦镇，耶稣会的一个大本营。我带着两个行李箱，一部播放圣经演讲的手提留声机，只骑着我的脚踏车抵达那里。
我开始探访当地的居民。适值《安慰》（现在称为《儆醒！》）杂志刊出揭发教士的腐败的文章。不用说，我的活动使这个城的人大为鼓噪，但是多年的战乱已将我磨炼到非常坚韧，因此我决定继续传道。那里的工作有进展，后来有一个感兴趣的家庭愿将他们的家用作举行《守望台》研究班的地方。
这个地区有相当数目的妇女喜欢有一个圣经研究。我于是请一位基督徒姐妹帮忙主持这些圣经研究，她是个寡妇和全时间的传道员。后来我们结为夫妇，她成为我在传道工作上的永久同伴。她到四十五岁才学骑脚踏车从事先驱传道工作。直至1958年，脚踏车一直是我们的交通工具。我们得以帮助这区里的许多人，今日这城里有一个兴旺的小组，同时邻近还有一个小组。
后来社方委派我作环务监督。除了探访三个比利时省份之外，我也探访卢森堡大公国。在大公国内反对特别激烈。当局故意为难我们，时常拘捕我们，每次都将我们的脚踏车和书袋没收。但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却供给我们其他的装备，我们于是再从头开始。后来这件事闹上卢森堡最高法院。法庭判决我们得直。当局遂将没收的物件发还我们。
后来社方邀请我们选择另一个有更大需要的地区到那里传道。我们拣了马芝安范文尼，它也在亚耳丁。我们来到新委派的地区，深信会在入黑之前找到住宿的地方。但是我们找不到。我们于是返回火车站，我们突然看见有一个女子向我们走来。她问我们是否想找地方;她正有我们所需要的住所。我们遂在当地另起炉灶。
在过去多年来，我们建立了许多圣经研究，但是这需要有很大的毅力才行，因为经过了八年的艰苦工作，我们的厨房才不足以容纳参加聚会的人。可是打下了基础之后，小组便渐渐增长。于是，在1967年，我们被派到另一个地区工作——离列埃治不远的亚维尔及其邻近地区。
我们再次有权利协助一个小组壮大起来。后来这小组兴盛繁荣到能够在1972年自建一间适当的聚会所。
在1971年初，我妻子的健康突然衰退。她不幸受到癌症的侵袭。她作我的忠心伴侣有二十五年之久，始终与我同甘共苦使上帝真理的光照耀卢森堡。
我与使徒保罗有同感。他历尽艰辛但求获得耶和华的嘉许，我亦很高兴能够从事全时间传道工作有这么多年。我绝不后悔在决定竭尽全力事奉耶和华时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倘若我能够从头再活一次，我会像在1936年时一样骑着脚踏车出去向人传扬上帝的道。耶和华慷慨地照顾我一切所需。我的愿望就是继续忠心执行他托付给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