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一些振奋人心的故事，几位平凡的基督徒历经政治动荡、宗教冲突、长达25年的禁令，依旧坚忍不拔。一个弟兄的名字被列在共产党的处决名单上。一个前犯罪集团首脑，后来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两个听障的女孩成了好朋友，后来发现她们原来是亲姐妹。我们也会看看，耶和华的子民怎样在全世界最多伊斯兰教徒的国家，成功地传讲好消息。

地理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横跨赤道，位于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之间。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由超过1万7500个岛屿组成，地形以绵延起伏的山脉及茂密的热带雨林为主。印尼有超过100座活火山，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地带。

人民 印尼是人口排名第四的国家（仅次于中国、印度、美国），也是300多个族群的发源地。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由爪哇人及巽他人组成。

宗教 印尼约有百分之90的人是伊斯兰教徒，其他人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也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许多人也遵循传统原住民的宗教习俗。

语言 人们使用的语言超过700种。一般通用的语言是印尼语，它是以马来语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不过大多数人平时也说家乡话。

民生 许多人从事小规模农作或做生意。印尼各地蕴含丰富的矿物、木材、原油、天然气，也是橡胶及棕榈油的主要产地。

饮食 人们以米饭为主食。著名的菜色有：印尼炒饭（蔬菜蛋炒饭）、沙嗲（烤肉串）、加多加多（花生酱拌沙拉）。

气候 炎热潮湿。在季风的吹拂下，带来干季和湿季，也常有雷雨。

16世纪的香料贸易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就像今天的原油贸易一样重要。印尼的马鲁古省及北马鲁古省是著名的香料群岛，盛产肉豆蔻、丁香等香料。当时这些香料一到欧洲，价格就水涨船高。

探险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萨缪尔·德·尚普兰、亨利·赫德森，都想找到通往香料群岛的航线。寻找印尼香料的过程，也让人类首次了解地球的全貌。

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是澳大利亚的分部仆人，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来回踱步，陷入沉思。这几天，他反复思考一件事，现在终于想通了，他需要马上和弗兰克·赖斯弟兄谈一谈。

28岁的弗兰克是个吃苦耐劳的派书者（即全时传道员），他在几个星期前来到澳大利亚分部。弗兰克在青少年时期学习真理，很快就加入派书者的行列。接着超过十年的时间，他骑马、骑自行车、骑摩托车、驾驶活动房屋车，把真理传遍大半个澳大利亚。这次，弗兰克在伯特利停留了一小段时间，他已准备好面对新的挑战，前往下一个委派地区。

麦吉利夫雷弟兄把弗兰克叫到办公室来，指着地图上澳大利亚以北的一列岛屿说：“弗兰克，这些岛上连一个弟兄也没有！你愿意去那里传道吗？”

这个群岛吸引了弗兰克的目光，就像一串珍珠在印度洋闪闪发光，这里就是荷属东印度（今天的印尼）。a这些岛上住了几千万人，都还没有听过上帝王国的好消息。弗兰克指着首都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说：“我就从这里开始！”

在爪哇岛传道

1931年，弗兰克·赖斯到了雅加达，那是爪哇岛上一个繁荣的大城市。他在市中心附近租了一个房间，房里堆了一箱箱圣经书刊，让女房东非常惊讶。

弗兰克回忆说：“我刚来的时候觉得很失落、很想家。这里的人都身穿白棉衫，头戴遮阳帽在街上穿梭，我却穿着厚重的澳大利亚服饰，热得满头大汗。我连一句荷兰语和印尼语都不会说。我在祷告寻求耶和华的指引之后，决定前往商业地区传道，觉得那里肯定有人会说英语，事实证明，那个地方的反应真的很好！”

雅加达的居民大多说荷兰语，所以弗兰克认真学习荷兰语，很快地，他就能用这种语言挨家挨户传道了。他也慢慢学会用印尼语传道。弗兰克说：“问题是，我没有印尼语的书刊。后来在耶和华的指引下，我找到一个在学校教书的印尼人，他对圣经真理反应很好，同意帮忙翻译《死者在哪里？》这本册子。之后，其他的册子也陆续翻译出来。没多久，许多说印尼语的人开始对真理产生兴趣。”

1931年11月，又有两个澳大利亚的先驱来到雅加达，他们是25岁的克莱姆·德尚和19岁的比尔·亨特。他们带来一辆活动房屋车，好像有轮子的先驱之家，那时印尼还没几辆这样的车子。他们学会说一些简单的荷兰语之后，就开始传道旅行，走遍爪哇岛的各大城市。

另一个刻苦耐劳的澳大利亚先驱查尔斯·哈里斯，也像克莱姆和比尔一样踏上传道旅程。从1935年开始，查尔斯骑自行车和驾驶活动房屋车，把好消息传到爪哇岛大部分地区。他分发的书刊包括印尼语、荷兰语、英语、阿拉伯语和中文五种语言，几年下来他分发了大约1万7000本书刊。

查尔斯分发了大量书刊，结果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一个雅加达的官员问克莱姆·德尚：“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在东爪哇活动？”

德尚弟兄回答说：“只有一个。”

官员对他大吼：“我才不相信！你们起码有一大群人在那里工作，岛上到处都是你们分发的书刊！”

早期的先驱经常到不同的地方，好接触更多人。比尔·亨特说：“我们从岛的这头传到那头，很少跟同一个人说上两次话。”他们沿途撒下大量的真理种子，后来也取得美好的成果。（传道书11:6；哥林多前书3:6）

苏门答腊的人听到好消息

在1936年前后，爪哇岛的先驱们讨论，怎样把好消息传到世界第六大岛——苏门答腊。这座山峦起伏的岛屿横跨赤道两端，岛上除了有几个大城市和农地，还有大片沼泽和雨林。

先驱们同意派弗兰克·赖斯过去。他们都掏出仅有的钱，合力支持弗兰克的旅费。弗兰克带着两个传道书包、40箱书刊和口袋里的一点钱，来到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弗兰克信心坚定，准备工作，他深信耶和华会供应他需要的一切，帮助他达成任务。（马太福音6:33）

他在棉兰传道的最后一个月，遇到一个友善的荷兰人，他邀请弗兰克到屋里喝杯咖啡。弗兰克告诉他，自己需要一辆车，才能把好消息传遍全岛。这个男子指着花园里的一辆破车，对他说：“如果你修得好，这辆车就算你100荷兰盾。”b

弗兰克对他说：“我没有100荷兰盾。”

这个男子两眼盯着弗兰克，追问：“你真的想把福音告诉苏门答腊岛的所有人吗？”

弗兰克回答说：“当然！”

男子说：“那么，如果你修得好，就拿去用。等你有钱再付给我就好了。”

于是弗兰克开始修理车子，很快就顺利开上路了。他后来写道：“带着满车的书刊、满满的油箱、和满怀信念的心，我就这样开始向苏门答腊的居民传道了。”

弗兰克花了一年，把好消息传遍了整座岛，之后返回雅加达。他在那里用100荷兰盾把车给卖了，然后把钱寄还给棉兰的那位荷兰人。

过了几个星期，弗兰克收到澳大利亚分部的来信，委派他到新的地区做先驱。他立刻背起背包前往中南半岛（现在的柬埔寨、老挝［寮国］及越南），开始当地的传道工作。

电台广播

1933年，弟兄们在雅加达设立了一个广播电台，播放卢述福弟兄的英语演讲录音。其他的演讲则是由一位对真理感兴趣的男子，在广播中以荷兰语读出。广播节目引起热烈的回响，许多人接受了圣经书刊。

电台播放卢述福的演讲“圣年对和平与繁荣的影响”，内容很有说服力。但是天主教教士听了这个演讲后都恼羞成怒。a他们在商议之后，决定控告提供录音的德舒马克弟兄，指控他“毁谤、公然侮辱与散播仇恨”。德舒马克弟兄极力辩护，但还是被罚了25荷兰盾b，还要付诉讼费。当地的三大报章都报道了这次的判决，结果打开了更多作见证的机会。

散布亮光者号

1935年7月15日，七位热心的先驱乘坐一艘16米长的帆船，从澳大利亚悉尼（雪梨）启航，开始传道旅行。这艘船是守望台社的“散布亮光者号”。经过六个月的航行，这些先驱抵达了雅加达。他们决心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传讲好消息。

先驱们用两年多的时间，驾驶“散布亮光者号”前往印尼大大小小的港口，分发大量的圣经书刊。琴恩·德尚回忆：“每当我们开船进入一座小港口，就会打开播音机，播放卢述福的演讲。那些与世隔绝的马来村民看到一艘大帆船停在港边，又听到帆船上传来响亮的声音。你能够想象那些人有多么惊讶吗？这比看到飞碟还新鲜呢！”

这些弟兄勇敢无畏地向人作见证，大大激怒了教士。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禁止“散布亮光者号”停靠印尼大部分的港口。1937年12月，“散布亮光者号”回到澳大利亚，在印尼留下辉煌的传道记录。

1936年，一位先驱埃里克·尤因斯前往北苏门答腊省的多巴湖传道，有几位教师很可能是接受了他分发的圣经书刊，读了之后，他们决定脱离巴塔克基督新教教会，开始在自己的家里举行聚会。聚会的人数不断增加，达到数千人。a1930年代晚期，在多巴湖兴起的这项宗教运动，被称为“圣经学习会”。

早期的“圣经学习会”成员阅读先驱留下的书刊，看出一些圣经真理。达默·辛博隆在1972年接受真理，曾经是“圣经学习会”的成员，她说：“这些成员拒绝向国旗敬礼，也不庆祝生日和圣诞节，有些成员甚至挨家挨户传道。”然而，没有上帝组织的支持，这个团体开始自订许多缺乏圣经根据的规定。利默里阿·纳达普达普姊妹也曾经是“圣经学习会”的成员，她解释：“他们不准女人化装、戴首饰、穿现代服饰，甚至连鞋子也不可以穿。另外，他们禁止成员持有国民身分证，这样的立场引起了政府当局的不满。”

“圣经学习会”后来分裂为几个派别，渐渐没落。一段时间后，有些先驱前往多巴湖传道，结果这个团体有很多成员接受了真理。

1933年，弗兰克·赖斯请北苏拉威西省的本地人特奥多罗斯·拉图（以下简称特奥）帮忙管理雅加达的存书仓库。特奥说：“我对上帝王国的工作很有兴趣，所以开始和赖斯弟兄一起传道。后来我加入比尔·亨特的行列，前往到爪哇传道，也成为散布亮光者号的一员，和他们开船到苏门答腊传道。”特奥是最早接受真理的印尼人，他在爪哇、北苏拉威西和苏门答腊做了几十年的全时传道员。

第二年，比尔·亨特把一本《死者在哪里？》的册子送给住在雅加达的学生费利斯·陈。费利斯回到西爪哇省万隆的老家，也把册子拿给多多，他的弟弟看。他们从册子看出人类的始祖亚当没有 不死的灵魂，都感到非常惊讶。（创世记2:7）他们属灵的胃口大开，渴望知道更多关于上帝的事，就走遍万隆的旧书店，希望能找到更多守望台社的出版物。费利斯和多多也跟家人分享学到的知识。他们很快就把所有找到的书刊和册子看完，于是写信给雅加达的存书仓库。出乎意料的是，弗兰克·赖斯居然登门造访，还带来许多新的书刊，让他们大受鼓励。

赖斯弟兄回到雅加达之后不久，新婚的克莱姆和琴恩·德尚前往万隆，在那里待了15天。费利斯回忆说：“德尚弟兄问我们想不想受浸，结果我们全家四个人，多多、妹妹约瑟芬、妈妈和我都献身事奉耶和华。”a受浸之后，费利斯一家参与了德尚夫妇长达九天的传道活动。克莱姆教他们使用见证卡传道，见证卡上以三种语言传递简单的圣经信息。万隆小组很快就成为印尼的第二群会众。

主教的高帽

印尼的传道工作进展迅速，引起了教士的注意。教士和同伙投稿给报社，批评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和传道工作。宗教部的官员看了这些文章，就要求弗兰克·赖斯前来答话。官员对弗兰克的回答感到满意，准许传道工作继续进行。b

1930年代早期，大部分殖民官员都对传道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随着纳粹德国在欧洲扩张势力，一些官员，特别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开始改变态度。克莱姆·德尚回忆说：“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海关人员把运来的书全都没收了，借口是书里含有对纳粹主义不利的言论。我向海关投诉时，和我们作对的官员刚好休假，另一个非天主教的友善男子代理他的工作，他趁机将没收的书刊还给我们，说：‘趁负责的人不在，快点把书带回去！’”

琴恩·德尚说：“另外有一次，官员坚持要我们删除《仇敌》书里面的两张图片。他们反对两张画有缠绕的蛇（撒但）和酒醉娼妓（错误宗教）的漫画，两者都头戴主教的高帽。c我们决心要把这些书分发出去，所以三个人就在炎热的天气下，坐在码头边，打开上千本书，把画有教宗帽子的图片一一涂黑。”

当时战争在欧洲一触即发，我们的书刊还是勇敢地揭穿教会的伪善和介入政治的行径，结果引发教会的不满，他们就向当局施压，禁止我们的传道工作，许多圣经书刊也被列为禁书。

不过，弟兄们勇往向前，继续传道工作，并善加利用澳大利亚运来的印刷机。（使徒行传4:20）琴恩·德尚说明他们当初的一个策略是：“我们每印刷一本新的册子或杂志，就必须提交一个副本给当局批准。所以我们在每周开始时印刷书刊，并把这些刊物分发出去。然后在那周快结束的时候，把副本送到总检察长的办公室。书刊一旦被否决，我们就难过地摇摇头，然后冲回印刷间准备印下周的书。”

分发被禁书刊的弟兄姊妹经常和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举个例，当哈里斯·查尔斯在东爪哇省谏义里传道时，突然被当地的警察叫住。

警察说：“我找了你一整天！我要去拿你们的禁书清单，你给我等着！”

查尔斯说：“我趁警察回家找清单的时候，偷偷把禁书藏在大衣的暗袋里。他一回来，我就拿给他15本没有被禁的册子，结果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掏钱拿走这些册子。之后，我就到街的另一头分发禁书。”

在压力下印刷书刊

第二次世界大战袭卷欧洲，从荷兰运送书刊到印尼的安排因而中断。不过，弟兄早就预料会有麻烦，因此小心地在雅加达找了一间广告公司，透过他们来印刷杂志。第一期印尼语的《安慰报》（现在的《警醒！》杂志）在1939年1月问世，紧接着又发行印尼语的《守望台》。弟兄们买了一台小型印刷机，开始自己印刷杂志。1940年，他们获得一台从澳大利亚运来的平台印刷机，就自筹经费，用来印刷印尼语与荷兰语的册子和杂志。

到了1941年7月28日，当局终于全面禁止守望台社的出版物。琴恩·德尚回忆说：“有天早上，我在办公室里打字，突然有三个警察和一个资深的荷兰警官闯进来，警官穿戴整齐，配备徽章、白手套、配剑和羽毛帽子。我们并不惊讶，因为三天前就有来自内部的情报，通知我们书刊快要被禁了。这个警官态度傲慢，先宣读一份冗长的文件，接着要求到印刷间查封我们的出版物。但我丈夫告诉他，他慢了一步，那些书早在前一天就卖光了！”

不过，圣经并没有被禁，所以弟兄们就用圣经继续挨家挨户传道，主持圣经课程。但战火在亚洲一触即发，外国的先驱接获指示，就一一返回澳大利亚了。

1942年初，日军横扫印尼，随后施行高压统治。很多弟兄被迫从事粗重的工作，像是修筑道路或清理水沟，其他人则被囚禁在肮脏的拘留营中，他们因为拒绝支持战争而饱受虐待，结果至少有三位弟兄在狱中丧生。

约翰娜·哈普是一位荷兰姊妹，住在东爪哇山区的一个村庄，因为地处偏远，所以在战争的头两年她逃过一劫，没有被拘禁。她和三个十几岁的儿女把握时机，把《救恩》书及《守望台》杂志从英语翻译成荷兰语。a弟兄姊妹也把这些翻译好的刊物印制出来，然后偷偷运送到爪哇各地。

少数的耶和华见证人仍保有自由，他们分成小组聚会，也小心翼翼地传道。约瑟芬·伊莱亚斯（本姓陈）回忆说：“我总是找机会向人作非正式见证。我会随身带着棋盘去找感兴趣的人，这样别人就会以为我只是想找人下棋。”费利斯·陈和妻子波拉用假装推销肥皂的方式，挨家挨户地传道。费利斯说：“可怕的日本宪兵常派人跟踪我们，为了不让他们起疑，我们会在不同的时段拜访圣经学生。有六个学生进步很快，他们在战争期间都受浸了。”

雅加达的内部分歧

弟兄们努力适应战争期间的种种艰辛，可是，他们即将面对一项严峻的考验。日本当局下令所有外国人（包括印尼籍华人）要办理身分证，但是身分证上印有向日本帝国效忠的誓言，许多弟兄不禁想：“我们应该照政府要求的办理登记，在身分证上签名，还是该拒绝呢？”

费利斯·陈解释说：“雅加达的弟兄要求我们这些在苏加武眉的弟兄姊妹，不可以在身分证上签名。我们询问当局是否能将身分证上的文字，由‘宣誓效忠日军，特此签名’改成‘不会阻碍日军，特此签名’。出乎意料的是，当局竟然同意了，我们就领取了身分证。雅加达的弟兄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把我们视为叛道者，毅然与我们断绝关系。”

可悲的是，原先坚持不签名的弟兄，被逮捕后却改变立场，声明放弃信仰。当时，安德烈·伊莱亚斯和一位不愿签名的弟兄都被关在狱中。安德烈说：“为了帮助他有比较平衡合理的看法，我跟他解释身分证登记这件事，后来他谦卑地向我道歉，说他很后悔跟我们断绝来往。我们彼此鼓励，共度了美好的时光。但令我伤心的是，因为监狱环境恶劣，他在拘捕期间不幸过世。”

默德卡！自由！

1945年战争结束，弟兄姊妹渴望加快进行传道工作。一个曾受虐待和拘禁的弟兄写信给澳大利亚分部，信上说：“经过疲惫又漫长的四年，我终于获得自由，信念依旧坚定。即使经历各种痛苦，我也没有忘记弟兄姊妹。可以请你们寄一些书给我吗？”

弟兄们期待已久的刊物终于送到印尼了。一开始数量不多，但后来需求增加，一箱箱的书刊陆续抵达。此外，十位雅加达的弟兄姊妹也再次将书刊翻译成印尼语。

1945年8月17日，印尼独立运动的领袖宣布印尼独立，脱离荷兰的殖民统治。在长达四年的革命运动期间，四处暴动，导致七百多万人流离失所，数以万计的人更因此丧生。

这段时期，弟兄们持续挨家挨户地传道。约瑟芬·伊莱亚斯说：“爱国人士强迫我们呼喊他们的口号‘默德卡’，这句话的意思是‘自由’，可是我告诉他们，我们在政治活动上保持中立。”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荷兰终于在1949年将政权移交给印尼联邦共和国（现称印尼共和国）。b

到了1950年，印尼的弟兄姊妹已经忍受将近十年的政治冲突，但前头还有重大的工作要做。他们要怎样把好消息传遍印尼这个人口众多、族群多元的国家呢？从人的观点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可是弟兄们满怀信心，继续推广王国好消息。他们深信，耶和华一定会“差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马太福音9:38）耶和华确实做到了！

1951年7月，一些雅加达的弟兄姊妹聚集起来迎接彼得·范德黑根弟兄，他是第一位前往印尼的基列毕业生。到了年底，有13位特派传道员从荷兰、澳大利亚和德国来到印尼，他们的人数相当于当时全国传道员的数目。

弗德丽卡·伦斯克是一位荷兰的特派传道员，她回忆说：“我以为自己挨家挨户传道时需要比手画脚才能跟人沟通，没想到说荷兰语的人很多，所以我一开始几乎都是用荷兰语传道。”罗纳德·亚奇卡来自澳大利亚，他说：“我们有些人用见证卡向人传道，上面印有简短的印尼语圣经信息。每次敲门前，我都会先看一下见证卡，再凭记忆说出来。”

在特派传道员的热心带领下，传道员人数在一年之内，从34人迅速攀升到91人。1951年9月1日，弟兄们在安德烈·伊莱亚斯的家设立了守望台社分部办事处，地点位于雅加达中部，罗纳德·亚奇卡受委任做分部仆人。

其他地区的拓展

1951年11月，彼得·范德黑根受委派到北苏拉威西省的万鸦老服务，特奥·拉图和妻子已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小组。那里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他们非常尊重上帝的话语。很多住户邀请见证人到家里，想听他们解释圣经的道理。一开始是10人一组听他们传道，15分钟后，人数增加到大约50人，不到一个小时，所有人就必须移动到前院，因为有将近200人加入讨论。

1952年初，艾伯特、琴恩和莫尔特比在东爪哇的泗水成立了特派传道员之家，这里是印尼的第二大城市。后来，六位特派传道员姊妹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姊妹分别是：格特鲁德·奥特、弗德丽卡·伦斯克、祖茜·斯托维、玛丽安·斯托维、伊夫琳·普拉特以及咪咪·哈普。弗德丽卡·伦斯克说：“当地许多人都是温和的伊斯兰教徒，而且待人友善。很多人非常渴求真理，所以很容易建立圣经讨论。三年内，泗水会众就增加到75位传道员。”

在西苏门答腊省的巴东，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男子阿齐斯写信给分部办事处，请人教他圣经。他曾经在1930年代和一些从澳大利亚来的先驱讨论圣经，但在日本统治期间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偶然发现了一本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册子。他写道：“我一看到册子上有雅加达的地址，就非常兴奋！”分部办事处很快地派分区监督法兰斯·范·弗利特到巴东去，弟兄发现阿齐斯已经把学到的和邻居分享。他的邻居纳扎·利斯是一位渴求真理的公务员，这两位男子和他们的家人都接受真理。后来，阿齐斯成为一位忠心的长老。另外，纳扎·利斯也成为特别先驱，他有好几个孩子现在都是热心的耶和华见证人。

随后不久，法兰斯·范·弗利特前往东加里曼丹省的巴厘巴板，探望一位停止传道的荷兰弟兄。当时，这位弟兄正忙于重建因战争毁损的炼油厂。法兰斯陪伴他从事传道工作，也鼓励他和几位感兴趣的人讨论圣经。这位弟兄在返回荷兰前，已经在巴厘巴板建立了一个小组。

不久后，一位刚受浸的姊妹蒂蒂·克耶汀搬到南加里曼丹省的马辰。蒂蒂向住在达雅族社区的亲戚传道，帮助他们学习圣经。这些刚接受真理的亲人，有的重返他们在加里曼丹内陆的家乡，建立了几个小组，现在这些小组已经是灵性坚强的会众。

印制印尼语书刊

随着传道工作在印尼如火如荼地展开，弟兄姊妹需要更多的印尼语刊物。1951年，《以上帝为真实》一书翻译成印尼语，但政府当局修改印尼语拼写系统，因此分部也需要修订原本翻译的版本。a当新书《以上帝为真实》一出版，立刻引起印尼语读者极大的兴趣。

1953年，分部办事处印制了250份印尼语的《守望台》杂志，这也是12年后再次有当地的版本发行！一开始，这本12页的油印杂志只有研读文章。三年后，杂志增加到16页，而且由印刷厂每个月印制1万份。

印尼语的《警醒！》杂志月刊于1957年面世，发行量迅速地达到一万份。当时，全国都缺印刷用纸，因此弟兄需要申请相关执照。负责执照事务的官员告诉弟兄：“我认为《守望台》是全印尼最棒的杂志之一！我非常乐意协助你们取得执照，让你们可以发行杂志。”

1953年，彼得·范德黑根被委派到印尼从事分区探访工作。他要探访的范围涵盖整个国家，南到北的距离是1800公里（1100英里），东到西则长达5100公里（3200英里）。为了横跨这广大的地区，他经历了不少惊险的事。

1954年，范德黑根弟兄前往印尼东部，这是个宗教多样化的地区，举例说：巴厘岛拥有众多的印度教徒；龙目岛和松巴哇岛上的居民大多是伊斯兰教徒；弗洛勒斯岛以天主教徒居多；松巴岛、亚罗岛、和帝汶的居民，则大都是基督新教徒。范德黑根弟兄搭着摇晃的船只，到沿途的几个小岛短暂停留，向当地的人传道，最后抵达帝汶的首都古邦。范德黑根弟兄说：“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在帝汶传道。尽管下着倾盆大雨，我还是发完所有的书刊，有34个人想要订阅我们的杂志，我也建立了好几个圣经讨论。”后来，特别先驱继续拜访这些对圣经感兴趣的人，并且在古邦成立了一群会众。好消息便从那里开始传到邻近的岛屿，像是罗地岛、亚罗岛、松巴岛和弗洛勒斯岛。

古邦的基督新教牧师看到他们的信徒在听耶和华见证人传道，就妒火中烧。托马斯·图布劳是当地一位独臂的老锡匠，有个资深的牧师命令他不可以再跟耶和华见证人讨论圣经，还说他如果继续告诉别人自己学到的事，就会遭遇不测。托马斯勇敢地说：“身为基督徒，怎么可以说这种话！我绝对不会再踏进你的教会一步！”后来，托马斯成为一个热心的王国传道员，他的女儿则成为特别先驱。

然而，帝汶的牧师们还是决心铲除耶和华见证人。1961年，他们向宗教部和当地军方施压，结果挨家挨户的传道工作受到禁止。弟兄们于是调整传道方法，他们在市场和井旁向人作见证，也去海边跟刚捕鱼回来的渔夫交谈，有时还到墓园跟打扫墓地的家属传道。一个月后，军方的态度缓和下来，他们透过电台广播宣布，帝汶是个享有宗教自由的地方。宗教部的人却坚持禁止挨家挨户传道工作，弟兄们于是要求他们做出书面声明，但是官员拒绝了。这件事结束后，弟兄们终于可以不受限制，再次挨家挨户地传道。

1962年，特派传道员皮特和妮儿·德雅格，以及汉斯和祖茜·范·富雷这两对夫妻来到巴布亚省。他们遭遇教会的牧师反对，三位资深的牧师要求特派传道员去别的地方传道。这些牧师透过讲道、出版刊物或电台广播诬告耶和华见证人煽动群众反对政府。要是有信徒和特派传道员讨论圣经，牧师就会以哄骗、贿赂甚至恐吓的手段对待这些人。他们也对酋长施压，要酋长反对传道工作。

尽管如此，这些人的努力却适得其反。当时一个酋长邀请特派传道员到他的村庄，汉斯回忆说：“酋长先把村民召集起来，皮特和我随即发表了两个简短的演讲，说明我们的工作。接着我们的太太示范传道员敲住户的门，住户邀请我们进去后，我们简短地和他们分享圣经的信息。酋长和村民觉得我们的示范很好，也同意让我们自由地在村内传道。”

其他事件的发展也很类似，那就是伊斯兰教徒甚少会反对我们的传道工作，我们的反对主要是来自教会的牧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被带到政府官员面前作见证

耶稣告诉门徒：“你们为我的缘故，会被押到总督和君王面前，向他们和列国的人作见证。”（马太福音10:18）这些话不断在印尼这块土地上应验。

1960年，雅加达一个著名的荷兰神学家出版了一本书，抨击耶和华见证人是假基督徒，这引发许多牧师联合起来谴责见证人。举例说，有个小镇的牧师写信给宗教部的官员，指控见证人“混淆他们教徒的信念”。当官员们请弟兄对这些指控作出回应时，弟兄陈述事实，作了美好的见证。一个有信仰的官员劝他的同事：“不要干涉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正唤醒沉睡的基督新教徒。”

1964年，巴布亚省的一些基督新教牧师一起向省议会的宗教社会委员会申诉，以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于是印尼分部办事处要求在委员会面前为信仰辩护。泰戈尔·胡塔索伊特说：“我们在委员会成员面前发表了将近一小时的演讲，清楚解释我们的圣经教育工作。有个基督新教的政治人物，诬告我们在巴布亚挑起宗教骚动，可是多数伊斯兰教的委员却很同情我们。他们说：‘宪法保障宗教自由，所以你们有权向人传道。’这场会议后，巴布亚的一位政府高官宣布：‘新政府……保卫宗教自由，即使是新兴的宗教团体也受到保障。’”

1964年7月9日，圣经研究会在印尼司法部正式登记，这是耶和华见证人所运用的法人团体。但在弟兄们可以完全享有宗教自由之前，还需要向宗教部登记。当时宗教部采纳基督教管理处的意见，这个单位是由一群强势的基督新教徒所组成，他们对付耶和华见证人的方式毫不手软。

有一天，弟兄遇到一位资深官员，这位高官在工作上与宗教部长紧密共事。弟兄和这位高官发现，原来彼此都来自同一个村庄，于是开始用家乡话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愉快。弟兄一提到基督教管理处为难耶和华见证人，长官就马上安排让三位弟兄直接面见部长。这个部长是一位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伊斯兰教徒。1968年5月11日，宗教部长发表一项官方声明，正式认可耶和华见证人是合法的宗教团体，批准他们有权在印尼从事宗教活动。

这位高官也自愿帮忙，让外国的弟兄姊妹可以不用经过基督教管理处，就顺利取得签证，能在印尼做特派传道员。这位高官很有正义感，在他的协助之下，有64位特派传道员在随后几年前往印尼服务。

1968年，有大约300位特派传道员和特别先驱，以及超过1200位传道员把好消息传遍印尼。这些特派传道员给当地的弟兄姊妹非常宝贵的训练，帮助他们更快进步，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这样的训练来得正是时候，能装备他们面对迅速逼近的迫害浪潮。

牧师收到的“圣诞礼物”

基督教管理处处心积虑要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到了1974年他们卷土重来。他们的总干事写信给宗教部各地的办事处，谎称耶和华见证人没有官方认可。他还怂恿各地官员，只要见证人给政府造成任何“麻烦”，就以此为借口迫害他们。大部分的官员都回绝了，只有少部分的官员借这个机会，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和挨家挨户的传道工作。

与此同时，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计划在雅加达举办一场国际会议，当地伊斯兰教徒却觉得他们是在挑衅。随着宗教情势越来越紧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决定取消这次的会议。可是基督徒向人传道容易引起冲突，让许多政治人物相当紧张。果然就在这时候，牧师们企图把责任归咎给耶和华见证人的传道活动，令更多官员对见证人产生负面评价。

1975年12月，正当宗教情势十分紧张的时候，印尼发动攻击，入侵东帝汶，也就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几个月后，印尼并吞了东帝汶，爱国主义的狂潮席卷全国。弟兄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拒服兵役，也不向国旗敬礼，结果激怒了军方的高层将领。（马太福音4:10；约翰福音18:36）牧师们想借着这个机会消灭耶和华见证人，所以不断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对付见证人。1976年12月中旬，政府终于宣布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一切活动，对这些牧师来说，这是多大的“圣诞礼物”！

1963年8月15至18日，来自全国各地几百位传道员和122位外国访客，聚集在西爪哇省的万隆市，参加名为“永远好消息”的大会。这是第一个在印尼举行的国际大会。

弟兄们为了准备这次大会，需要克服许多障碍。由于印尼独立日庆祝活动的关系，大会场地更改了三次。此外，当时通货膨胀严重，政府将交通费用提高到原来的四倍，使得一些大会代表不得不改变参加大会的交通方式。有一位弟兄走了六天才到达大会场。另外有70个苏拉威西的代表一起搭船，他们挤在露天的甲板上，花了五天的时间，才能参加这次大会。

印尼的代表很高兴能在大会见到其他国家的弟兄姊妹，这包括两位中央长老团的成员弗德列克·法兰兹和格兰特·苏特弟兄。一位参加大会的代表忆述：“弟兄们看起来很快乐，他们总是笑容满面，开心地交谈。”

这次大会共有750多人参加，34人受浸。罗纳德·亚奇卡弟兄说：“这个历史性的大会让许多感兴趣的人决心拥护真理，也让当地的弟兄姊妹更热心地为上帝工作。”

分部的弟兄们获悉政府下令禁止传道工作，就立刻采取应变措施。罗纳德·亚奇卡说：“我们将机密文件、书刊及分部基金搬到雅加达一些安全的房子里。之后，我们也将分部办事处搬到隐密的地方，并悄悄地卖掉原本的建筑物。”

大部分当地的弟兄都继续表现积极、无畏的精神。即使他们面对种种考验，还是在禁令下保持忍耐，继续信赖耶和华。然而，有些弟兄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显得措手不及。几位长老在恐惧之下，签署了同意书，声明自己愿意放弃传道；有些人则是将会众成员的名单泄漏出去。因此，分部办事处委派一些成熟的弟兄去强化会众，并帮助那些在考验下妥协的人。中央长老团的成员约翰·布夫弟兄也抵达印尼，给予当地的同工一些仁慈、合时的提醒。

显然，伟大的牧者耶和华一直强化和安慰他的子民。（以西结书34:15）长老们积极地在会众的事上带头，同时，弟兄姐妹也想出一些新方法，能更小心谨慎地执行传道工作。（马太福音10:16）很多弟兄从印尼圣经公会以合理的价格购买了一些新版的圣经译本，并向住户介绍圣经，如果情况容许，弟兄就会告诉他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其他弟兄姊妹在分发书刊给感兴趣的人之前，会先移除书刊内的版权页。很多先驱会挨家挨户兜售商品，借机向人传道，就像以往日本统治的时期弟兄姊妹所做的一样。

到了1977年，宗教部对耶和华见证人展开另一项攻击，拒绝为耶和华见证人的特派传道员换发签证，因此大部分的特派传道员被委派到其他国家服务。a诺伯特·赫斯勒和妻子玛格丽特在北苏拉威西省的万鸦老服务，他回忆说：“几百个弟兄姊妹来机场跟我们道别，在登机梯上我们回头望，只见一大群人朝着我们挥手。在跑道上，我们一直听到他们道别的声音：‘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这里服务！’我们上了飞机，不禁流下泪来。”

松巴岛上的罪行

禁令的消息很快传遍印尼群岛，印尼基督教会联会要求教友，一得知耶和华见证人的任何活动，就要向政府呈报，这导致很多岛上的弟兄姊妹被逮捕审问。

在松巴岛的瓦英阿普，地方司令官召集23位弟兄到本地的军营，并要求他们签署声明，放弃信仰。弟兄们拒绝了，司令官就命令他们第二天再来军营报到，他们来回步行了14公里（8英里）。

隔天早晨，弟兄们向司令官报到。士兵叫弟兄一个一个上来在声明书上签名，只要弟兄拒绝，士兵就用有刺的树枝毒打他，甚至把弟兄打到不醒人事。同时，其他弟兄则在旁边等着士兵叫自己上前来。后来，一位名叫莫内·凯莱的年轻弟兄写了声明书，其他弟兄的心情都跌到了谷底，没想到司令官却气炸了。原来莫内弟兄写的是：“我永远都是耶和华见证人！”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死在医院，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信仰。

司令官一连11天用了各种办法，企图要使弟兄放弃对耶和华的忠诚。他命令弟兄整天站在酷热的太阳底下，逼迫他们跪在地上爬行好几公里，还要背着重物跑很远的距离。司令官拿刀顶着他们的喉咙，威胁他们向国旗敬礼，但弟兄坚决拒绝，结果被打得更严重。

每天早晨，弟兄徒步走到军营，不晓得前头还有什么折磨等着他们。一路上，他们一起祷告，互相鼓励。到了晚上，他们已经满身伤痕血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但因为对耶和华忠贞，他们还是很喜乐。

分部办事处得知弟兄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随即打电报向相关单位抗议，包括瓦英阿普、帝汶、巴厘岛、雅加达等地的司令官及其他政府高官。瓦英阿普地方司令官知道自己可耻的行径被揭发，就感到无地自容，于是停止迫害弟兄。

“耶和华见证人如钉子般坚毅”

接下来几年，印尼各地无数的耶和华见证人被拘留、审问，甚至在身体上受尽虐待。一位特派传道员比尔·佩里回忆说：“在某个地区，很多弟兄的门牙都被打断。只要看到有弟兄的门牙还在，大家就会开玩笑说：‘你是新来的吗？还是你妥协了？’不管弟兄们遭遇多大的考验，他们总是怀着热诚，喜乐地事奉耶和华。”

这13年间，有93位耶和华见证人被判入狱，刑期从两个月到四年不等。然而，经历这样不公平的对待却强化了他们忠于上帝的决心。穆萨·拉德弟兄坐牢八个月后，回到地区里探访弟兄，鼓励他们要坚持不懈地传道。他说：“我在监狱里学会更倚靠耶和华，跟耶和华的关系也更巩固了。”难怪有些旁观者承认：“耶和华见证人如钉子般坚毅，你越攻击他们，他们的信心就越牢固。”

禁令期间，大多数会众继续在私人家中举行聚会，为了避免引人注意，他们没有唱王国诗歌。有些聚会的地方虽然被警方搜查，但弟兄姊妹大都能保持镇静，沉着应付。

弟兄时常利用家族团聚或婚礼的场合举行大会。泰戈尔·胡塔索伊特说：“这些新人需要先办理结婚登记，然后取得警方许可，这样他们就可以举办大型的婚礼。婚宴时，新娘的亲友会坐在讲台上，弟兄则在旁发表一系列的圣经演讲。”

有一次大会的时候，警察私下去找泰戈尔。

警察问道：“婚礼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你们的婚礼为什么要从早办到晚呢？”

泰戈尔回答说：“因为有些新人遇到不少问题，他们需要很多实用的圣经建议。”

警察点头说：“嗯！有道理！”

在雅加达的一座大型体育场，弟兄们举行了1983年“王国的团结”区域大会。他们以集体婚礼的名义，发表了一部分的节目内容。这次大会最多有将近4000人参加，其中的125位弟兄姊妹在节目开始前已经受浸。后来，政府不再那么严格地执行禁令，因此弟兄们能够举办更大型的大会，其中一个甚至有超过1万5000人出席。

在禁令期间兴建分部办事处

1980至1990年代，分部办事处持续向政府请愿，要求撤销对耶和华见证人的禁令。其他国家的弟兄也写信询问印尼政府及大使，耶和华见证人的组织在印尼为什么受到禁止。许多官员愿意解除禁令，但握有大权的基督教管理处却多次阻挠。

1990年，弟兄决定把分部办事处盖在一个较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同年，中央长老团批准弟兄购买茂物附近的土地，茂物是个位于雅加达以南约40公里（25英里）的小城市。但是当地大多数的弟兄，都没有建筑方面的技术，这样工程该怎么进行呢？

答案就是通过国际弟兄团体的协助。布鲁克林的建筑事务处和澳大利亚的区域工程办事处负责规划设计图。在两年的建筑期间，有100多位国际志愿人员提供专业技术及帮助。

一位名叫霍塞阿·曼苏尔的印尼弟兄，负责联络当地的官员，他说：“许多伊斯兰教的官员一看到我工程帽上的名字缩写H．M．，就以为我名字的H代表‘哈吉’，也就是曾经到麦加并完成朝圣任务的伊斯兰教徒。他们非常尊重拥有这个头衔的人，因此我备受礼遇。这一切虽然是误解，却让建筑工作进行得更顺利。”

1996年7月19日，印尼分部为新增的设施举行呈献礼，中央长老团成员约翰·巴尔弟兄发表呈献礼演讲。有285名代表出席这场盛会，这包括118位分部代表，以及来自多国的前特派传道员，还有59位印尼伯特利家庭的成员。两天后，共有8793名代表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敬神和平的使者”区域大会。

耶和华拯救他的子民

1998年，在印尼长期执政的总统苏哈托下台，将政权移交给新政府。这个转变使得弟兄们更加努力，希望当局撤销禁令。

2001年，印尼国务秘书部长佐汉·厄芬迪造访纽约，前往布鲁克林的伯特利参观，并与三位中央长老团成员会面。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同意耶和华见证人在全球各地都有良好的名声。厄芬迪先生表示愿意解除禁令，但他也说最后仍会交由总检察长马祖基·达鲁斯曼决定。

总检察长也同意取消禁令，可是他的部门里有些官员对耶和华见证人怀有敌意，希望总检察长很快被撤换，那么一切就可以保持原状。2001年6月1日，总检察长请泰戈尔·胡塔索伊特到他的办公室。泰戈尔回忆说：“大约25年前，在同一个办公室，我拿到禁令的文件；但就在总检察长任期的最后一天，他亲手把取消禁令的公文交给我。”

2002年3月22日，宗教部让耶和华见证人正式注册，成为印尼的法人团体。部长告诉分部代表：“你们的宗教自由不是这份文件赋与的，而是来自上帝的。官方已经正式承认耶和华见证人，现在你们的组织和其他宗教享有同等的权利，政府也乐意为你们服务。”

在印尼，地震、海啸和火山常常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灾难发生时，耶和华的子民会马上伸出援手，尤其是帮助受灾的弟兄姊妹。例如在2005年，古农西托利城经历了一场大地震，这座位于北苏门答腊省尼亚斯岛的最大城镇，几乎被夷为平地。苏门答腊附近岛屿的一些会众和分部办事处马上把需要的物资运送到灾区。一位分部代表和当地的分区监督也坐飞机去鼓励和安慰弟兄姊妹。尤尼曼·哈勒法是尼亚斯岛上的一位长老，他说：“四周的居民陷入一片恐慌，我们却不是孤立无援的。上帝的组织迅速作出反应，让我们很安心。”

教会领袖一听到耶和华见证人重获宗教自由，就气得咬牙切齿。结果，有超过700个来自基督新教的牧师和宗教领袖聚集在雅加达，举行了一场研讨会，企图向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重新颁布禁令。可是，政府仍然维持原本的立场。

禁令解除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许多感兴趣的人写信给分部办事处索取书刊，或想要有圣经的讨论课程。2003年，有4万2000多人参加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出席人数超过当时印尼传道员总数的一倍。此外，也有将近一万人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大会，其中包括一位宗教部的高层官员。这位官员看到会场里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都翻开圣经查看讲者所用的经文，就很惊讶。他向弟兄保证，一定会把关于耶和华见证人的不实报道加以澄清。

禁令解除后，有些特派传道员返回印尼服务。第一批重返印尼的特派传道员分别是：从所罗门群岛来的约瑟夫和赫拉瓦蒂·诺伊哈尔特a，来自日本的比尔和内纳·佩里，还有从台湾来的谭贺能、谭敏琪以及戴和明、戴妮娜夫妇。接着，新的特派传道员也陆续抵达，他们被派往北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北苏拉威西和其他的偏远地区服务。

2005年，分部办事处举办了两个训练班。尤利奥努什·伯尼格是组织事务训练班的导师（现在称为王国传福音者训练班），他说：“我很高兴可以帮助学生改善教导和演讲的能力，这样他们就能为组织提供更好的服务。”现在这个训练班的毕业生，很多都成为特别先驱或分区监督。禁令期间，有些弟兄已受到培训。禁令过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参加了第一届的区域监督和分区监督训练班b，这个课程使他们能更有效地执行交托的任务。其中一位毕业生蓬佐·普拉佐约说：“这个训练班帮助我更体恤别人，也更有责任感，想做好分区监督的工作。课程结束后，我觉得整个人都焕然一新、冲劲十足！”

加速兴建王国聚会所

在工作受禁止的25年间，印尼大部分的会众都在私人家里举行聚会。虽然少数的会众有能力兴建自己的王国聚会所，但也无法取得建筑聚会所的许可证。由于许多会众纷纷建立，印尼分部设立了王国聚会所建筑工程部（现称本地设计及建筑部），以解决这项迫切的需求。

北苏门答腊省的尼亚斯岛是最早从这个建筑计划获益的地区之一。豪戈阿罗·格阿已经在古农西托利会众很多年了，他说：“我们一听到会有新的王国聚会所，就非常兴奋。分部办事处派了七个志愿建筑人员来监督这项工程。2001年，我们的聚会所终于完工了。”法那舍奇·劳里是当地建筑委员会的成员，他提到：“我们先前在私人家里聚会，社区里的人都很瞧不起耶和华见证人，但是王国聚会所一落成，我们平均的聚会人数便从20人提高到40人。短短一年内，参加聚会的人数就增加了五倍以上。现在我们的聚会所是当地最美的建筑物，社区里的人也很尊重耶和华见证人。”

2006年，西爪哇省万隆市的弟兄开始寻找适当的物业，好兴建当地的第一栋王国聚会所。辛阿普·帕尼艾坦是个长老，在建筑委员会服务，他说：“我们花了一年才找到合适的物业。可是要拿到政府的建筑许可，我们还需要至少60个非耶和华见证人的邻居同意。结果有76位邻居支持我们的建筑计划，其中包括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女士，虽然她一开始持反对态度，最后也转而支持我们。聚会所落成后，我们举行开放参观日，邀请万隆市市长及附近的人来参加。市长评论说：‘你们的聚会所很干净也很整齐，其他教会应该向你们好好学习！’”这栋两层楼的王国聚会所在2010年举行呈献礼。

自2001年以来，印尼已盖了超过100间王国聚会所，可是目前仍急需更多的聚会所。

多年来，弟兄们在禁令之下一直按照耶稣的劝告去做，“像蛇一样谨慎，像鸽子一样清白无邪”。（马太福音10:16）但是禁令过后，许多弟兄姊妹反而需要学习如何“放胆”传道。（使徒行传4:31）

举个例，有些弟兄姊妹虽然做续访和主持圣经课程，但不太愿意挨家挨户传道；其他人则害怕向伊斯兰教徒作见证。还有许多弟兄姊妹介绍自己是基督徒，却不说自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用教会的圣经传道，而不用印尼语的《新世界译本》。a另外一些人则是不敢向人分发圣经书刊。

这些习惯多半是在禁令期间产生的，其他的则与印尼本土文化有关，例如印尼人会避免跟别人对立，说话做事过于谨慎。弟兄们该如何作出调整呢？

耶和华运用成熟的弟兄提出的仁慈劝告，帮助当地的传道员调整思想。（以弗所书4:11,12）举例说，中央长老团成员斯蒂芬·莱特在2010年探访印尼的弟兄姊妹，热切地鼓励他们，传道时要随时运用《新世界译本》来维护上帝的名。特派传道员米查·比伦斯说：“莱特弟兄的演讲深深打动了许多传道员的心，让他们看出，要勇于表明自己是耶和华见证人，也要以捍卫上帝的话语为荣。”

印尼的伊斯兰教徒常把耶和华见证人看成一般的教会，所以印尼版的《王国传道月报》提出了以下指示：“一般来说，最好的方法是，开始交谈时 就清楚表明自己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以代表耶和华为荣，而且很渴望让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上帝的名字和旨意！”河本真介在印尼分部办事处服务，他说：“这个的方法既灵活又直接，非常有效。许多伊斯兰教徒很好奇耶和华见证人是谁，想知道我们跟其他教会有什么不同，这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作见证。”

组织也鼓励传道员要经常分发《守望台》和《警醒！》杂志。洛塔尔·米汉克是分部委员会协调人，他说：“别人要了解我们，就需要阅读我们的杂志。杂志使他们心中的硬土松软许多，也更容易接受真理。我们越努力把圣经刊物分发出去，就有越多人能认识耶和华。”

公众场所见证带来好成果

2013年，中央长老团批准印尼分部的两项新传道活动，分别是：都市公众场所特别见证及会众公众场所见证。这些传道上的发展令人兴奋，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听到好消息。

都市公众场所特别见证初期，雅加达西部的弟兄姊妹在一间大型电子商场摆放了好几张见证桌。后来，一些会众在自己的地区里放置公众见证手拉车及桌子。一年内，在印尼各大城市，用于公众见证的桌子及手拉车就超过400个。这带来什么美好的成果？

尤萨克·乌尼普莱塔是雅加达的长老，他说：“我们会众在开始公众见证前，每个月申订1200本杂志。六个月后，每月的申订量来到6000本。现在，我们一个月要订8000本。不只是这样，我们还分发了许多书籍和册子。”在北苏门答腊省的棉兰，一群先驱把公众见证手拉车摆放在三个地点。头一个月，他们分发了115本书籍和大约1800本杂志。两个月后，60几位先驱在7个地点分发了超过1200本书和1万2400本杂志。特派传道员杰西·克拉克说：“弟兄们很喜欢这些新的传道方式，也看出印尼有很大的成长潜力，这里的公众场所见证真的很受欢迎！”

母语最能打动人心

印尼位处于全球最多语言的地带。b虽然这个国家通用的语言是印尼语，但许多人习惯以自己族群的语言沟通，因为母语最能打动人心。

2012年，分部办事处决定评估一下，在这个使用多种语言地区的需要。汤姆·范·林普腾说：“我们开始把刊物翻译成12种当地的语言，这些语言有大约1亿2000万人使用。爪哇语的翻译员看到他们的第一份传单出炉，都喜极而泣。等了这么久，他们终于有自己母语的圣经刊物了！”

许多弟兄姊妹平时都用自己的母语交谈，但大多数聚会还是以印尼语举行。洛塔尔·米汉克回忆说：“2013年，我和太太卡门到北苏门答腊的尼亚斯岛，参加一场两天的大会。讲者以印尼语发表演讲，但是在场的400位听众几乎都说尼亚斯语。我和讲者商量后就告诉听众，明天的节目会用尼亚斯语举行。到了第二天，有600多人挤进礼堂。”卡门补充说：“我们发现，比起前一天的印尼语节目，他们更专心听大会演讲了。弟兄姊妹非常高兴能听到自己语言的圣经信息，而且完全听得懂！”

现在，印尼的听障人士也能“听见”他们语言的好消息了！自2010年起，印尼手语翻译小组完成了7本册子和8份传单的翻译。除此之外，分部办事处还开办了24个手语学习班，训练了750多位手语翻译员。目前，印尼有23个手语会众和小组，帮助全国大约300万失聪人士，教导他们真理。

现在，印尼翻译部共有37个翻译小组，117位翻译员和50位支援人员，分别在19个地点工作。

2008年，印尼的传道员人数创下了2万1699人的新高峰。可是，因为当时的分部设施是在禁令期间建造的，所以空间有限，地点也比较远。弟兄们看出，需要在雅加达附近兴建更大的分部。

大约两年后，他们在雅加达市中心附近，物色到一栋42层楼的现代化大厦，并把第31层楼买下来，作为新分部。接着，他们买下附近一座大厦内的12个楼层，供80位以上的伯特利成员住宿。后来又买下一栋5层楼的建筑物，给伯特利家庭部门使用。

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仆人组成一个团队，与当地的建筑承包商合作，重新整修分部办公室和宿舍。建筑工程监督德伦·伯格说：“耶和华帮助我们顺利解决一个又一个看来很棘手的问题。像是有一次我们想要安装一组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但是政府单位不了解这组设备的运作原理，所以不准我们安装。当地有一位弟兄是工程师，他把我们的申请递交给政府高官。官员竟然马上批准，因为他十分信任这位弟兄。”

新的分部设施于2015年2月14日举行呈献礼，演讲由中央长老团成员安东尼·莫里斯讲出。印尼分部委员文森特·维坦托·伊皮库苏玛，说：“现在我们的分部在繁华地区，附近有很多知名企业公司，我们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很多人开始注意到耶和华见证人，知道我们会在这里一直待下去。”

“在这里传道真快乐！”

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耶和华见证人搬到印尼传道。洛塔尔·米汉克说：“这些来印尼传道的弟兄姊妹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他们很有经验，又成熟又热心，可以造福会众。看到他们的付出，让我们更能体会弟兄的爱其实不分国界。”到底是什么感动他们到印尼来呢？他们又获得什么成果呢？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经历。

杰森·吉布斯和妻子凯西来自美国，他们说：“我们在研究《年鉴》的传道员与人口比率时，发现印尼的需求很大。我有些朋友到需要传道员的地区服务，他们说印尼很有发展潜力，所以我们打电话询问印尼分部，他们就指派我们去巴厘岛。印尼有些地区住说英语的人，但是没有人向他们传道，所以我们觉得，只要自己一过去就可以马上帮助他们。我们原本计划只待一年，没想到却待了三年。传道时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耶和华见证人，我们还真是来对了！”

斯图尔特·威廉斯和妻子曼蒂是一对来自澳大利亚的中年夫妻，他们说：“我们希望帮助热切寻求真理的人，所以决定搬到印尼。我们在东爪哇的玛琅遇到许多说英语的大学生，他们渴望听到好消息，而且非常喜欢jw.org网站！在这里传道真是太棒了！”

秋山高浩和妻子真理在爪哇岛的日惹做先驱，他们说：“我们觉得这里比日本安全，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也很亲切。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对其他的宗教很好奇。有一天我们在公共场所摆放见证桌，才短短五个小时就分发了大约2600本杂志！”

丹·穆尔和妻子雅妮娜是一对年近60的夫妻，他们解释去印尼服务的理由，说：“传道时，有很多人围在我们身边。我们会对他们微微笑，他们也会对我们笑一笑。这些人一开始很好奇，接着表示有兴趣，然后对听到的事兴奋不已。我们给他们看圣经里的话，就会有人问说：‘我可以把这句话抄下来吗？’他们很惊讶上帝的话语这么有智慧。我们来这里传道已经一年了，真后悔没有早一点来。以前我们一直在找，有没有可以向更多人传道的地方，现在终于找到了！”

米查·比伦斯和妻子克里斯蒂娜在2009年到印尼做特派传道员，现在受委派探访会众，他们表示：“东爪哇的马都拉岛是最传统的伊斯兰教地区，没想到那里竟然有那么多人对圣经感兴趣。有些人看到我们，就会把车子停下来，向我们要杂志。他们会说：‘我虽然信伊斯兰教，但是很喜欢读你们的杂志。可以多给我一点吗？我想要给朋友看。’在这里传道真快乐！”

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

1931年，弗兰克·赖斯弟兄到雅加达传道，当时，印尼人口大约有6000万。数十年后的今天，印尼的人口已经达到2亿6000万，总数排名全球第四。

印尼的耶和华见证人也以惊人的速度倍增。从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10位传道员，到现今的2万6000多位传道员。耶和华一直赐福给他的子民的证据清晰可见。2015年，印尼共有5万5864人出席耶稣受难纪念聚会，这里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耶稣表示：“庄稼的确很多，工人实在太少。所以，你们要恳求庄稼的主人，差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马太福音9:37,38）印尼的耶和华见证人正热烈响应耶稣说的话，他们都下定决心，要继续努力在这个岛国上彰显耶和华的圣名！（以赛亚书24:15）

1963年5月，西爪哇省发生了排华暴动，苏加武眉市受到最多袭击，我们家就是在这里经营货车生意。数以百计疯狂的暴民，包括我们的一些邻居在内，都来势汹汹，闯进我们家。他们把我们家洗劫一空、大肆破坏，当时我们只能害怕地躲在一旁。

暴民离开后，其他邻居来安慰我们，爸爸跟他们一起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在散落一地的物品中，爸爸找到他的大本巽他语圣经。他打开圣经，告诉邻居圣经早就预告会有这些难题发生，接着向他们解释美好的王国希望。

我的爸爸从不专注于积存地上的财宝。他常常提醒我们：“属灵的事优先！”由于爸爸立下热心的榜样，后来妈妈、我的五个兄弟姊妹、90岁的祖父，还有许多亲戚和邻居都接受了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爪哇省的苏加武眉，伊莱亚斯弟兄和太太约瑟芬前往当地的日本宪兵总部报到。安德烈首先接受盘问，日本宪兵连珠炮似地问个不停：“耶和华见证人是什么组织？你们是不是反对日本政府？你们是不是间谍？”

安德烈回答：“我们事奉的是全能的上帝，我们并没有犯法。”指挥官听到后随即将墙上的武士刀拿下来，拔出刀来，高举在空中。

他对着安德烈怒吼：“你要死还是要上帝？”安德烈把头靠在桌上，然后默默地向上帝祷告。房间里一片死寂，突然间传来一阵大笑声，指挥官说：“你真勇敢！”然后他把约瑟芬叫来。由于约瑟芬的声明和安德烈一致，指挥官就朝他们大吼说：“你们不是间谍，就快点滚吧！”

几个月后，安德烈被“假弟兄”出卖，于是又再度入狱。（哥林多后书11:26）有好几个月，他只能从牢房的水沟找别人吃剩的食物来充饥。但是无论监狱的情况怎样恶劣，都无法让他舍去忠诚。约瑟芬来探视他时，安德烈虚弱地隔着监狱的铁栏说：“别担心，不管他们要杀我还是放我出去，我都会忠于耶和华。我宁愿死了被抬着出去，也不愿因背叛耶和华而离开监狱。”

安德烈被拘禁六个月后，有机会在雅加达的高等法院为自己辩护，后来获得释放。

这件事后过了30多年，印尼政府再次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北苏拉威西省万鸦老的一个地方检察官，传唤安德烈到他的办公室。检察官问：“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被禁止了吗？”

安德烈说：“知道。”

检察官问：“那么，你要不要改变宗教呢？”

安德烈将身体向前倾，拍拍自己的胸口，大声地说：“就算你把我的心挖出来，我也不会改变宗教！”

这次检察官打发安德烈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骚扰过他了。

2000年，安德烈在雅加达去世，享年85岁。他热心地从事先驱工作长达60多年。

我的妈妈个性开朗、热情活泼，也很喜爱圣经。一位从北苏拉威西的万鸦老来的特派传道员格特鲁德·奥特向妈妈传道，妈妈欣然同意学习圣经，之后接受了真理。我的爸爸埃尔文是位杰出的银行家，后来成为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他非常反对母亲的信仰。

有一天，爸爸给妈妈下了最后通牒。

爸爸愤怒地说：“你要我，还是要你的宗教！”

妈妈想了很久，然后温和地回答：“你跟耶和华，两个我都要。”

爸爸顿时说不出话来，气也消了。

后来，爸爸渐渐让步，因为他深爱妈妈，也欣赏妈妈明辨事理又很有智慧。

妈妈依然很渴望爸爸能崇拜耶和华。向上帝热切祷告后，妈妈想起爸爸很喜欢学习语言，就跟爸爸说她自己很想把英语学好，所以在家里放了一些有英语经文的摆设。另外，妈妈知道爸爸喜欢听演讲，就问他能不能一起练习传道训练班的学生演讲，爸爸说好，而且跟她一起练习。妈妈也知道爸爸很好客，就问他可不可以接待来探访的分区监督，爸爸同意了。妈妈知道爸爸很爱护家人，就温柔地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听大会节目，结果爸爸真的出席了。

妈妈的耐心和细心渐渐软化了爸爸。后来，我们全家搬到英国，父亲开始参加聚会，也与后来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中央长老团成员的约翰·巴尔成为朋友。就在那一年，爸爸受浸了，这为妈妈带来难以言喻的喜乐。从那时起，爸爸便对妈妈呵护备至。

有些朋友说，妈妈像第一世纪慷慨的基督徒女子吕底亚。（使徒行传16:14,15）但我觉得妈妈像撒拉一样，喜乐地服从丈夫。认识她的人都看得出来她尊重别人，有高尚的品德，也能感受到她多么爱耶和华。妈妈的好榜样也促使爸爸学习真理。对我来说，妈妈确实是“撒拉的女儿”，反映出她的精神。（彼得前书3:4-6）

1965年10月1日清晨，部分政府军联合印尼共产党，刺杀了六位高级军官，但政变失败。当局马上反击，手段毫不留情。全国有50多万疑似共产党人士，在这场政治肃清中遭到屠杀。

政变失败后几个星期，军中一位资深的指挥官告诉我，原先共产党列了一份清单，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上面写的都是他们打算除掉的宗教人士。指挥官甚至说他可以带我去看共产党为我挖好的坟墓，但是我婉拒了。在这段政党意识高涨的时期，我想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希望别人误会我和指挥官走得很近，这样才不会损害我的基督徒名声。

1964年，我受委任到西巴布亚的马诺夸里做特别先驱。当地的牧师猛烈地迫害那里的一小群弟兄姊妹。我才刚到，教会的牧师就气冲冲地跑来我家。

他向我怒吼，说：“我要把你家给拆了，也要把你们耶和华见证人全部赶走。”

我当过警察，所以一点都没有被他吓倒。我平心静气地回答，最后他只好默默离开。（彼得前书3:15）

马诺夸里当时只有8个传道员，50多年后的今天，那里已经有7群会众了。2014年，有超过1200人参加在当地举行的区域大会。看见耶和华怎么赐福给这个偏远地区，我真的感到心满意足。

有一次，索尔门弟兄被情报局局长叫到司法部问话。

局长问：“既然我们都是印尼人，你就坦白说吧。耶和华见证人到底 在印尼做什么？”

索尔门弟兄回答：“让我跟你说个故事。以前我是个帮派老大，但现在我教人读圣经。耶和华见证人在印尼做的事，就是把像我这样的人变成好公民！”

局长之后发表声明，他说：“虽然很多人对耶和华见证人不满，但我知道，他们的宗教是好的。因为这个宗教竟然让索尔门先生改头换面，成为模范公民。”

1989年4月14日，我在弗洛勒斯岛的毛梅雷主持聚会的时候，突然有政府官员冲进来，把我和其他三个人抓起来，关进监狱。

监狱的警卫强迫我们向国旗敬礼，我们拒绝，于是他们就对我们拳打脚踢，还要我们在烈日下罚站五天。我们被关在狭小的牢房里，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晚上冷得发抖，又脏又累，伤口还隐隐作痛。监狱长一直劝我们妥协，但我们回答说：“我们死也不会向国旗敬礼。”曾经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也“为正义受苦”，我们能像他们一样，真的很荣幸。（彼得前书3:14）

1999年1月19日，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彼此不满。后来，在距离我家三公里的地方，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当时情势一片混乱。a

我先把家人安置好，然后打电话给会众里的弟兄姊妹，关心他们的安危。我提醒他们要保持冷静，不要去危险的地方。之后，长老去探访他们，强化他们的信心，鼓励他们以小组的形式继续聚会。

印尼分部要所有住在危险地区的传道员赶快撤离，我们连忙通知了好几个家庭。有一位弟兄不愿意离开，结果不幸被暴民杀害，但所有听从分部指示的人都保全了性命。

我们这群人数不多的会众在图加拉奥约。2013年，会众听到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新的王国聚会所了！当地政府很支持我们，60位邻居也联署签名，同意我们进行这项工程。其中一位说：“就算你们要200个签名，都不是问题。”

两个经验丰富的志愿建筑人员前来协助我们，工程在2014年11月顺利完工。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能够用这么美丽的聚会所来崇拜上帝。耶和华真的让我们惊喜不已！

琳达：我12岁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其实我有一个从小给别人做养女的妹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所以很好奇她是不是像我一样，一出生就是失聪的。

莎丽：我从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我的养母会打我，把我当佣人使唤。更糟的是，我天生就听不见，痛苦和寂寞伴随我长大。后来我遇到了耶和华见证人，开始学习圣经。养母知道后，气得用皮带抽我，还换了门锁，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门。20岁那年，我逃离了那个家，还好弟兄姊妹收留了我。我在2012年初受浸。

琳达：我20岁开始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后来，我参加了雅加达的区域大会，因为那里的节目有手语传译。我在大会时认识了好多听障朋友，包括莎丽，当时她住在北苏门答腊。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她一见如故。

莎丽：我和琳达变成很要好的朋友。我总觉得我们长得很像，但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以为只是巧合罢了。

琳达：2012年8月，就在我受浸的前一天，我突然非常渴望找到失散多年的妹妹。我恳求耶和华，说：“请你让我找到我的妹妹，因为我希望可以帮助她认识你。”没过多久，有个人突然发简讯给妈妈，告诉我们关于妹妹的消息。接着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我才知道原来莎丽就是我的亲妹妹！

莎丽：琳达告诉我之后，我马上坐飞机到雅加达去找她。一走出海关，我就看到琳达、爸爸、妈妈和另一个姐姐，他们全都来机场接我。妈妈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我的内心非常激动，不停地发抖。大家又抱又亲，哭成一团。爸爸妈妈觉得当初把我送给别人做养女，实在对不起我，哭着向我道歉，然后我们又抱在一起痛哭。

琳达：由于成长背景不同，我们需要适应彼此的个性和习惯，但我们还是很爱对方。

莎丽：现在我和琳达住在一起，我们在雅加达的同一群手语会众里服务。

琳达：我和莎丽失散了20多年，现在我们全家能够团圆，真的非常感谢耶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