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到底有多可信？

《儆醒！》驻澳大利亚通讯员报道

科学实在建树良多，从医学、工程学、通信学到其他的学科，科学的贡献都令不少人对它欣赏不已。人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总离不开科学的发现。很多科学家为了科学事业，不惜献出毕生的精力；不少科学家也竭诚工作，努力以改善人的生活为己任，他们都配得世人的礼赞。事实上，作家托尼·莫顿更认为：“科学无疑是现代文明的其中一条支柱。”

不过，既然人在衡量生活上每一个范畴的真正价值时，都需要抱着持平的态度，同样，衡量科学的价值也不例外。我们现在看看另一位作家的评论。这个作家对科学在我们生活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一面倒的赞美。细想他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用持平的目光看科学。刘易斯·沃尔珀特在自己的著作《科学超越常理》里说：“一次又一次的调查证实，不少人对科学感到兴趣和神往之余，也怀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就是以为科学可解决一切难题；另一方面，有些人却怀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科学令他们又惊又怕。……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总被人视为是集冷漠刻板无情于一身的技术员。”

科学的兴起

科学实验每逢涉及要突破新境界，总免不了要冒点儿险。不过，只要这些新发明足以使人认为当初冒险是值得的，大众对科学又会有多一重信心。在一定程度上，科学界一面陶醉于过去的成功所带来的荣耀，一面又冒更多更多的险；很多人出于一股懔然之心和热诚，于是把科学视为解决人类种种难题的灵丹妙药。结果，世人每每提到“科学”“科学化”这些词语时，心里想到的，就是绝对的真理。

《美国研究》这份材料评论：“消费者只要［在广告上］看见穿着实验室白袍子的科学家，就会在客观上有一种信心，认为这种产品在‘科学上’比其他产品优越。这种现象产生于20年代，到30年代更是明显。1928年《民族》杂志的一篇社论叹道：‘在社交场合里，通常只消说一声“科学证明”，就什么争论也可以解决了；同一句话也可以令从牙膏到冰箱的任何商品风行一时。’”

可是，科学总是等同绝对的真理吗？自古以来，科学的发现同时也招徕猛烈的反对。有些异议其实是无的放矢的，有些却看来言之成理。比如说，伽利略的发现就引起了天主教会的愤慨。至于有关人类起源的科学理论，无论在科学界还是信奉圣经的宗教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因此，难怪每有新的科学发现，反应总是毁誉参半的。

一句古老的拉丁谚语说：“无知是科学［或知识］的惟一敌人。”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因为科学正四面受敌，经受着前所未见的攻击，但敌人并不是无知的。虽然在很多人心目中，科学向来是不容怀疑的，但现在有些一度支持科学的人却倒戈相向，群起质疑科学。可以说，越来越多追随科学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审判科学的法官、陪审员，成了对科学执行死刑的行刑人。现今学习科学的大殿堂往往成为争论的场所。科学所以遇上这样的困境，原因之一是以往科学界的某些学者的欺诈及贪污行径给揭发了出来。

结果，世人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这么经常想及这个问题：“凡是科学都总是确实可信的吗？”至于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提出这个问题，下一篇文章会概述部分原因。

科学家各行其是？

托尼·莫顿在他的论文《科学界莫衷一是——论科学家的动机和工作方式》里说：“科学的宗旨是探求世界的真理，我们虽然不应该忽略这一点，但我们也要知道，基于心理和社会的因素，科学往往同它的宗旨背道而驰。”这确是实话。科学家的发现有时看来会受名利心，甚至是个人的政治取向所影响。

早在1873年，英国著名法学家杰塞尔勋爵指出，上述因素也影响到法庭审理的案件，情况令他十分担忧。他说： “［提供］专家证供或证据的人，往往是以提供证据或证供为生的。在所有案件中，这些人都由于出庭作证而获得报酬。这么一来，无论他为人有多诚实，他的心也自然会偏袒雇用他的一方；我们也实在看见有这种偏颇的情况出现。”

且以法医学为例。某上诉法院指出，法医学家也可能“认人不认理”。《寻求》杂志评论：“警方寻求法医学家的协助，可能令双方建立起一种关系。……受聘于政府的法医学家可能认为，他们的职责是协助警方。”爱尔兰共和军曾涉及英国的“马圭尔”（1989年）和“沃德”（1974年）炸弹袭击案。杂志以这宗案件为例，指这次诉讼“足以证明，一些经验丰富、颇有声誉的科学家，也可以故意舍弃不偏不倚的科学精神，还自觉有义务要协助控方”。

另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澳大利亚的“林迪·张伯伦案”（1981-1982年）。这个案件后来被改编为电影《夜里呼号》（A Cry in the Dark）。事件中，张伯伦太太被控谋杀自己亲生的婴儿阿扎赖亚。法医学专家提供的证供，明显对她十分不利。虽然她坚称杀死她女儿的其实是一头澳洲野犬，但她仍旧被定罪入狱。多年后，女婴死时所穿的肮脏血衣重见天日，经仔细调查后，先前的证据再站不住脚了。林迪最终沉冤得雪，从监里获释，并因被误判有罪而获发赔偿金。

每逢科学家之间起了纷争，他们的争议可以演变成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局面。数十年前，威廉·麦克布赖德医生指责某药物生产商生产萨立多胺，指这种本来用作舒缓孕妇晨吐的药物，可以引致胎儿肢体严重残缺。这件事当时是国际新闻，也令麦克布赖德医生一夜成名。可是，多年后，他在进行另一个医学研究的时候，一名曾当医生的记者却指控他窜改数据，结果令他被判触犯科学欺诈罪和违反专业操守罪，从澳大利亚的医生注册名单中除名。

科学的争论

电磁场是否威胁人畜的健康是个颇具争议的课题。有些证据指我们周遭正大受电磁波所污染，污染来源从高压电缆、个人电脑，到家用的微波烤炉不等。有些人更声称，长年使用手提无线电话会令脑部受损。还有一些人说，科学研究显示，电磁辐射可以导致癌症和死亡。例如，《澳大利亚人报》报道： “一名男童怀疑由于睡［床］接近高压电缆，结果患癌而死，英国某公营电力公司因此被起诉。”墨尔本的职业病医学顾问布鲁斯·古金医生发现，“在悉尼的主要电视塔方圆4公里居住的儿童，患上白血病的比率是这个范围外的儿童的两倍”。

环保人士大声疾呼电磁波的害处，不免令大企业和其他商业利益集团损失无数金钱。为了向他们所谓的“无端恐惧运动”反击，他们于是拉拢持另一派意见的科学家来支持自己。

我们再看看有关化学品污染的争论。有些人把二氧芑形容为“人类制造的最毒化学品”；迈克尔·富门托就说，它“几乎是生产某类除莠剂时必定产生的副产品”（《科学四面受敌》）。这种化学品也是“橙剂a的主要成分”。越南战争后，这种化学品的知名度攀上了最高峰。越战退伍军人和化学品制造商之间展开了连场激烈的诉讼，双方都各有一批科学专家做后盾。

跟环境有关的议题，例如全球气温上升、温室效应、臭氧层变得稀薄等，也同样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堪培拉时报》报道南极洲的环境隐忧时说：“在［南极洲］昂韦尔岛上的美国帕默科学基地，科学家的研究显示，浮游生物、软体动物等低等生物受到强烈的紫外线辐射所破坏，这种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可以从食物链扩散开去。”不过，也有不少科学家唱反调，声称臭氧层变得稀薄和全球气温上升都是不必忧虑的现象。

所以，到底谁是谁非呢？世上每一种说法，每一个论点，似乎都总可以找到一些科学家来证实，又总可找到一些科学家来推翻的。正如《范例的失落》指出：“除了理性和逻辑外，社会当时的风气也支配了什么是科学的真理。”迈克尔·富门托对二氧芑事件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我们都可能是受害者，至于是实际中毒，还是给完全虚假的消息骗倒而受害，就视乎我们听了哪一方的意见而定。”

不过，有些轰动一时的科学灾难，不是解释一两句话就可以了事的，科学界实在责无旁贷。

“极惨痛的灾难”

爱因斯坦在1948年8月29日发表了一篇宣言，题名为《向知识分子进一言》，其中就科学暗淡的一面作了发人深省的评论：“我们从痛苦的经历知道，本着理性的思考仍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的各样难题。深入的研究和埋头的科学工作，往往是人类灾难将至的先兆，……是为他们的自我大毁灭铺路。这种情况实在是极惨痛的灾难！”

最近美联社的一则报道说：“英国承认曾以人类测试辐射。”英国的国防部证实，政府在过去40年来一直对人类进行辐射实验。其中一次实验是5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南部马拉灵加的原子弹试爆场地进行的。

马拉灵加这个地名源自当地的土语，意思是“雷声”。这个地方人迹罕至，是英国进行科学实验的理想地点。第一次试爆后，人人都欣喜若狂。我们从墨尔本一份报章的报道读到：“［辐射］云一散去，一辆辆卡车和吉普车，载着英国的、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和新西兰的军人来到爆炸场地仅5英里外的地方。他们站在土坑里，面对着爆炸的场地，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像刚刚野餐回来似的。”

英国《每日快报》的科学专栏作家查普曼·平彻更作了一首歌，题名为：“想着念着蘑菇云”。这还不止，英国政府一名大臣还保证，试爆完全按计划进行，澳大利亚人不会受辐射威胁。不过，多年后，当年暴露在辐射下的军人纷纷死去，笑容不再复见，要求赔偿的声音却此起彼落。没有人再“想着念着蘑菇云”了！马拉灵加由于受辐射污染，  到今天仍然是禁区。

美国内华达州的核试也看来有相同的发展。有些人认为，事情是个政治把戏，而不是科学的错误。美国第一枚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试爆。当年参与研制工作的首席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说：“该不该使用氢弹，决定的责任不在科学家，而是在美国人民和他们所选择的代表身上。”

其他灾难

在医学界，输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标准疗法。科学界对输血大加赞许，宣称这种疗法不但可以救人，而且十分安全。可是，爱滋病令医学界从沾沾自喜中惊醒过来。忽然间，理应用来救命的液体有时竟变成了杀人凶手。澳大利亚悉尼一间大规模医院的管理人员告诉《儆醒！》：“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给病人输入一种我们也不大了解的东西。它所带有的某些疾病，我们更是毫不认识的。我们仍旧不知道我们输给别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无法彻底测试一种我们不认识的东西。”

利用生长激素治疗不育妇人是尤其可悲的事例。有些妇女希望生孩子，令生活得到更大满足，这种治疗对她们实在像天降甘霖一样。多年后，部分接受过这种治疗的妇人离奇死去，死前都患上令脑部退化的海绵状脑病。患上发育障碍的儿童接受过相同的激素治疗后，后来也纷纷死去。研究人员后来发现，科学家原来是从死人的垂体提取激素的。由于有些尸体带有海绵状脑病病毒，结果令其中几批激素受了感染。更糟的是，受过激素治疗的妇女中，有些在海绵状脑病的症状出现前捐过血。由于这种病的病毒是没法检验出来的，所以有些人恐怕，现时血库里有些血液可能带有病毒。

凡是科学都不免涉及冒险成分。难怪《科学超越常理》指出，科学“令人既欣赏又害怕；既代表着希望又代表着绝望；既被视为现代工业化社会种种祸害的根源，又被当作这些祸害的解救来源”。

可是，我们可以怎样避免身受其害呢？我们可以怎样持平地看科学呢？下一篇文章对我们很有帮助。

科学家之言——岂可尽信

不管是新发现的病症还是反复肆虐的旧有疾病，都是科学要克服的棘手难题。有些人由于求医心切，于是每逢听见科学家讲话都小心聆听。恐惧死亡这种心态，促使很多人渴望试试最新的灵方妙药，结果，人往往懒得去想及药物的长远后果。

科学帮助了不少受疾病煎熬的人活得舒畅一点。众多事例中比较明显的是，由于输血所带有的风险，有些手术程序已刻意避免输血。科学和科技让人类有能力去做往日难以想象的事。以往科幻小说所描述的事，现在已是日常生活的现实了。不过，不是所有科学发明都是对人有益、从人的切实需要出发的。

科学家到底正为谁说话？

正如上文指出，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都是受金钱利益所推动，背后受有势力的政客所支持的。所以，我们为新的科学发现作结论或感到兴奋前，最好想一想：“科学家到底正为谁说话？”要学会洞悉事情背后的隐情。谁也知道，新闻媒体最爱用煽情的报道手法。有些报章为了提高销量，更会不择手段；有时连风格较为高尚的杂志也偶尔会用煽情的手法。

科学界同新闻媒体之间，往往保持着一种又爱又恨的关系。作家多萝西·内尔肯的著作《促销科学》提到，媒体一方面可以美化科学，但另一方面“科学家也常常为了要控制报道的内容，于是要求媒体刊出他们的访问前，先让他们亲自审阅、改正，不然就干脆不接受访问。记者为免文章受既得利益者审查，通常都不愿把文章交给科学家过目，不过往往会就细节向他们求证”。

内尔肯接着举了几个例子去证明她的话：“媒体每逢报道科学的新进展，总倾向唤起绝望的人的希望。……病人于是手里扬着最新的一期［杂志］，走到医生那里，要求采用最新的治疗法。”多萝西·内尔肯也举了另一个例子。一名记者访问了世界卫生和人力国际工作队的主席，问他对于“在非洲，巫医能否有效地行医”的意见。主席回答，巫医“在民众中颇有声誉，所以大概能够吧”。可是，第二天报章的标题怎样说呢？“联合国专家希望有更多巫医”！

内尔肯说，可悲的是，现代的趋势看来是，越来越多人依靠报纸杂志去了解最新的科学信息。至于不大愿意或不大会阅读的人，电视就是他们主要的资讯来源；而这样的人为数也不少。

要以持平的态度看科学

尽管科学着实建树良多，造益社群，但我们也要记得，科学家毕竟是凡人，他们都难免受引诱，难免受腐化。科学家的动机并不总是高尚的。科学在社会上虽然确实有一定的地位，但科学并不是这个昏乱世界的可靠指路明灯。

杂志《科学与科技前瞻》评论：“从科学的发展可见，无论科学界的领导人物看来多么高深莫测，他们都会出错。”事实上，有些科学家更是会经常出错的。

基于这几篇文章所提出的理由，基督徒如果卷入科学的争议，或提倡某种科学假说，就很不智了。举个例，有些人可能对电磁波怕得要命。他们可能出于好意，开始说服别人把家里的微波烤炉、电热毯一类的电器通通扔掉。当然，人人都有权作决定，别人不该说三道四。可是，别人作了另一个选择，他们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才对。所以，有智慧的做法是，避免散布煽情的言论。很多不寻常的说法到底是真是假，现在还有待证实。如果有些说法后来证实并不成立，或甚至是错的，那起初大力鼓吹的就不单是愚蠢，更可能无意中伤害了别人。

要事事谨慎

基督徒该怎样回应煽情化的科学报告呢？首先，要看看报告的取向。文章或新闻报道的用意是什么呢？其次，要把整篇文章读过。语出惊人的标题往往同内文相差很远。第三，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看看发言人一向的声誉怎样。他们一向都说真话吗？他们有没有不为人知的图谋呢？——罗马书3:4。

人如果对科学家抱怀疑的态度，可以说，这也是科学家自己一手造成的。有些科学家本应怀着不偏不倚的态度寻求事情的真相，但他们的公信力已大打折扣了。科学令我们大开眼界，使我们获得同我们的世界和宇宙有关的知识，教我们兴奋不已。可是，有些人推想将来的美好新世界是以科学为本的，这样的想法却教人感到害怕忧虑多于抱有希望。

有些专家就将来可能临到的灾难向人发出警告。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英国的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表达他的忧虑说：“科学在其他方面的进步，恐怕会产生出更多毁灭大众的方法，而且可能比核子武器更为厉害。遗传工程学大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范畴，因为这个学科正有长足的进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本·泽林格教授提到他所预见的问题说：“我认为，下一个危险可能同遗传科学有关，不过，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会怎样发生、什么时候发生。”

另一方面，上帝的话语圣经却是我们肯确可靠的指引，是我们“路上的光”，引领我们在上帝的王国统治下，于洁净了的地球上享有稳妥的未来；到时世上天下一家，人人都过着和平健康的生活。——诗篇119:105；启示录11:18；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