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爪哇結出美好的成果

1933年，弗蘭克·賴斯請北蘇拉威西省的本地人特奧多羅斯·拉圖（以下簡稱特奧）幫忙管理雅加達的存書倉庫。特奧說：「我對上帝王國的工作很有興趣，所以開始和賴斯弟兄一起傳道。後來我加入比爾·亨特的行列，前往到爪哇傳道，也成為散布亮光者號的一員，和他們開船到蘇門答臘傳道。」特奧是最早接受真理的印尼人，他在爪哇、北蘇拉威西和蘇門答臘做了幾十年的全時傳道員。

第二年，比爾·亨特把一本《死者在哪裡？》的冊子送給住在雅加達的學生費利斯·陳。費利斯回到西爪哇省萬隆的老家，也把冊子拿給多多，他的弟弟看。他們從冊子看出人類的始祖亞當沒有 不死的靈魂，都感到非常驚訝。（創世記2:7）他們屬靈的胃口大開，渴望知道更多關於上帝的事，就走遍萬隆的舊書店，希望能找到更多守望台社的出版物。費利斯和多多也跟家人分享學到的知識。他們很快就把所有找到的書刊和冊子看完，於是寫信給雅加達的存書倉庫。出乎意料的是，弗蘭克·賴斯居然登門造訪，還帶來許多新的書刊，讓他們大受鼓勵。

賴斯弟兄回到雅加達之後不久，新婚的克萊姆和琴恩·德尚前往萬隆，在那裡待了15天。費利斯回憶說：「德尚弟兄問我們想不想受浸，結果我們全家四個人，多多、妹妹約瑟芬、媽媽和我都獻身事奉耶和華。」a受浸之後，費利斯一家參與了德尚夫婦長達九天的傳道活動。克萊姆教他們使用見證卡傳道，見證卡上以三種語言傳遞簡單的聖經信息。萬隆小組很快就成為印尼的第二群會眾。

主教的高帽

印尼的傳道工作進展迅速，引起了教士的注意。教士和同夥投稿給報社，批評耶和華見證人的信仰和傳道工作。宗教部的官員看了這些文章，就要求弗蘭克·賴斯前來答話。官員對弗蘭克的回答感到滿意，准許傳道工作繼續進行。b

1930年代早期，大部分殖民官員都對傳道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隨著納粹德國在歐洲擴張勢力，一些官員，特別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開始改變態度。克萊姆·德尚回憶說：「一個信奉天主教的海關人員把運來的書全都沒收了，藉口是書裡含有對納粹主義不利的言論。我向海關投訴時，和我們作對的官員剛好休假，另一個非天主教的友善男子代理他的工作，他趁機將沒收的書刊還給我們，說：『趁負責的人不在，快點把書帶回去！』」

琴恩·德尚說：「另外有一次，官員堅持要我們刪除《仇敵》書裡面的兩張圖片。他們反對兩張畫有纏繞的蛇（撒但）和酒醉娼妓（錯誤宗教）的漫畫，兩者都頭戴主教的高帽。c我們決心要把這些書分發出去，所以三個人就在炎熱的天氣下，坐在碼頭邊，打開上千本書，把畫有教宗帽子的圖片一一塗黑。」

當時戰爭在歐洲一觸即發，我們的書刊還是勇敢地揭穿教會的偽善和介入政治的行徑，結果引發教會的不滿，他們就向當局施壓，禁止我們的傳道工作，許多聖經書刊也被列為禁書。

不過，弟兄們勇往向前，繼續傳道工作，並善加利用澳大利亞運來的印刷機。（使徒行傳4:20）琴恩·德尚說明他們當初的一個策略是：「我們每印刷一本新的冊子或雜誌，就必須提交一個副本給當局批准。所以我們在每週開始時印刷書刊，並把這些刊物分發出去。然後在那週快結束的時候，把副本送到總檢察長的辦公室。書刊一旦被否決，我們就難過地搖搖頭，然後衝回印刷間準備印下週的書。」

分發被禁書刊的弟兄姊妹經常和警察玩貓捉老鼠的遊戲。舉個例，當哈里斯·查爾斯在東爪哇省諫義里傳道時，突然被當地的警察叫住。

警察說：「我找了你一整天！我要去拿你們的禁書清單，你給我等著！」

查爾斯說：「我趁警察回家找清單的時候，偷偷把禁書藏在大衣的暗袋裡。他一回來，我就拿給他15本沒有被禁的冊子，結果他心不甘情不願地掏錢拿走這些冊子。之後，我就到街的另一頭分發禁書。」

在壓力下印刷書刊

第二次世界大戰襲捲歐洲，從荷蘭運送書刊到印尼的安排因而中斷。不過，弟兄早就預料會有麻煩，因此小心地在雅加達找了一間廣告公司，透過他們來印刷雜誌。第一期印尼語的《安慰報》（現在的《警醒！》雜誌）在1939年1月問世，緊接著又發行印尼語的《守望台》。弟兄們買了一台小型印刷機，開始自己印刷雜誌。1940年，他們獲得一台從澳大利亞運來的平台印刷機，就自籌經費，用來印刷印尼語與荷蘭語的冊子和雜誌。

到了1941年7月28日，當局終於全面禁止守望台社的出版物。琴恩·德尚回憶說：「有天早上，我在辦公室裡打字，突然有三個警察和一個資深的荷蘭警官闖進來，警官穿戴整齊，配備徽章、白手套、配劍和羽毛帽子。我們並不驚訝，因為三天前就有來自內部的情報，通知我們書刊快要被禁了。這個警官態度傲慢，先宣讀一份冗長的文件，接著要求到印刷間查封我們的出版物。但我丈夫告訴他，他慢了一步，那些書早在前一天就賣光了！」

不過，聖經並沒有被禁，所以弟兄們就用聖經繼續挨家挨戶傳道，主持聖經課程。但戰火在亞洲一觸即發，外國的先驅接獲指示，就一一返回澳大利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