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尋求社會公平
拉菲路·薛倫奴自述
所有人都獲得公平的待遇!這是社會幻想嗎?由於追求這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我曾入獄十次,加入又退出共產黨,從住在只有一個房間的陋室裡以至被派往外國執行外交任務。時間一共費了五十年,但現在我已找到了答案。
一九一零年我出生於厄瓜多爾的瓜亞基爾。我們的簡樸住宅居住著一個大家庭,包括從事記者工作的祖父在內。他給我的是「耳提面命」的訓練。父親把公餘時間全花在與朋友交遊之上。男子們——親戚、鄰人或客人——都自誇是反對教會的自由思想者;婦女們則談論天主和耶穌。
甚至在那時候,我已察覺到人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別。社會的風貌以赤腳階級和居住在陋室的貧民階級為多。少數特權階級乃是擁有可可園的富豪歐洲人,而赤腳的工人則在驕陽如火的街上為他們曝曬那些「黃金種子」。
當時黃熱病和黑死病蹂躪瓜亞基爾,以致當地居民苦不堪言。瘧疾和結核病乃是慣見的疾病。那時我是個瘦弱多病的孩子,因此朋友和教師們都預料我會早死。可是我熱愛生命,至今仍是這樣。
反抗社會不平的鬥士
在中學時候我已感到社會不平的壓力。由於不是出身貴族家庭,我受到許多挫折。因此我開始渴望自己成為一個反抗社會不平的鬥士。
我獲知人類的悲慘歷史,例如流血戰爭、宗教分裂、十字軍與異端裁判所等,各種禍患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達到最高潮。這些慘事主要發生於基督教國中。大部分人類生活於悲慘的痛苦中。工人、鄉民和貧民都受富人所奴役,落後國家乃是工業國的原料倉庫。這些工業國家發展得非常繁榮,而我們卻繼續過著原始的簡單生活。各處的人都紛紛高喊:「社會不平!」
雖然我很喜歡數學、物理和天文學,但我在中學畢業之後卻投考法律系,因為這最容易考進。可是當時的大學有許多缺點。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有勢力的學生受到特殊待遇。教授方法也非常落後。
我記得一位教授的教學方法只是坐在位上叫我們朗誦法律學的資料。有一天我們決定要求他給我們機會討論,因為資料我們早已讀過了。誰是全班的代言人呢?是我。
開始上課時我提出要求:「博士,先生,我們請求你別只叫我們朗誦課文,因為我們已經……」
「住嘴!」他喊叫說,「我有權決定這裡採用什麼教授方法。」
「我們只是請求你……」
「離開課室!」
「我沒有離開的必要,」我答道。
「我們兩人當中有一個在這裡是多餘的,」憤怒的教師回答。
「多餘的人不是我!」我反駁說,周圍掌聲雷動。
那位教授一去不回,我們的鬥爭於是開始了。五個月之後有十六位學生被逐出校,並且也失去在基多和吉安加進入大學的權利。不少勞工和佃農組成派系來支持我們,數月之後,我才十九歲便被投入獄中。
那時在監獄內是禁止宗教活動的。可是,有一個星期日一位羅馬天主教的教士前來要主持彌撒。我們一群政治囚犯鼓動別人提出抗議,激昂的群眾焚燒宗教紀念章和鑄像,監獄主任下令將一位抗議者拖出室外剝去衣服,在監房之前加以毒打。我們受到警告,倘若事情泄漏給記者知道,我們就要受處分。但翌日瓜亞基爾各大報章紛紛登載這項新聞。我們於是受到單獨關禁的處分。可是城裡的反應不佳,以致監獄主任被政府革職。我們後來逐一獲得釋放。由於我的態度最頑強,我是最後獲得釋放的人。
投向共產主義
那時我決心投向共產主義。「這樣我就能夠反抗社會不平了,」我想。我於是詳細研究馬克斯、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組織第一批共產黨徒在厄瓜多爾公開活動,但在那些日子,成為共產黨員便意味到為人所棄。我被逐出家庭,家人也不再和我說話。我在一艘船上作加油工人和助理機工,許多時捱饑抵餓。
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的七年間,我們共產黨員對社會主義者、騎警隊和共產黨的溫和派展開鬥爭。當時的騎警隊長是我一位朋友的父親,我常在他家作客。「拉菲路,」他對我說,「在我家裡你是我的子姪輩;但你若在街上示威時被我抓著,我會鞭打你像鞭打其他叛徒一樣。」
「謝謝你,隊長,」我答道,「同樣地,你若來搜捕我們,我們也會向你擲石。」事實果然,有一晚他在馬上被人用石擲至幾乎死去。那是一場示威暴動,但我並沒有參加。
我在研究馬克斯學說時發現許多矛盾之處和沒有答案的問題。例如馬克斯和恩格斯所發表的『共黨宣言』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但在同時,列寧卻說,由「軍隊、警察和監獄組成的」國家乃是用來壓迫無產階級的「棍棒」。「物質的本性是不斷進行的,」恩格斯說。可是,它怎樣進行呢?向那裡進行呢?進行是有次序的嗎?共產主義對這些問題並沒有提出解釋。結果,我認為社會不平的解決方法並不能在共產主義中找到。
一年之後,我的第一次婚姻破裂了。這段婚姻維持了四年,已有兩個女兒誕生。脫離了共產黨三年之後,我在一九三九年結識現時的妻子奧嘉。她是一位誠懇的學校教師兼熱心的天主教徒,我很尊重她的信仰。我們一共有七個兒女。
各方面的不平
我返回學校時,當地的大學已改變了許多。其中有不少優良導師,他們使我專心向學。此外,我現時的希望是學業成功。在這方面我是成功了。
我在一九四二年修完了法學博士學位。這時我察覺到法律條文在理論上是一回事,但實行起來又是另一回事。居於高位的財雄勢大之輩可以在暗中利用賄賂去改變大多數法官的判決。倘若有一位「大人物」被牽涉在一宗公款大騙案中,它就會變成只是「錯誤」或經濟上的經營不善。但普通平民若是偷竊金錢或糧食(也算是偷盜),就要被判入獄,我希望自己能夠以律師身分幫助窮人。
一九四四年,瓜亞基爾爆發了一場政治暴動,它很快就蔓延到全國。我突然發覺自己有生命危險。儘管我已脫離了從前的左派活動,有些人卻害怕我會復出而奪去他們的權位。他們聲稱在他們當中有「人民公敵」存在。鄰人告知我這項陰謀,於是為了自保,我決定重登政壇。
在這次造反中,我發現有些人為了「利益」而從事暴行、迫害、刑罰和甚至以私刑加諸無辜犧牲者;這使我大感震驚。乘時而起的領袖們假「人民」之名步步高陞,貪贓枉法以中飽私囊。一九四四年的造反有帶來社會公平嗎?絕沒有!
重登政壇之後,我的生活經歷到顯著的差別。在一九四六年,我以政府的官式代表身分前往墨西哥參加總統就職典禮。在盛大的酒會中我看到數千位來自多國的嘉賓競尚奢華:身上掛著許多獎章的蘇聯將領;英國元帥;美國將軍;著名影星等。但在同一晚上,墨西哥市的氣溫降至冰點以下。警察們在翌晨發現十多具屍體——營養不足的人捱不住嚴寒的天氣而死去。由於被迫露宿街上,他們凍死了。我在那個值得紀念的晚上所見的一切使我對這種生活方式深感厭惡。
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一年間,在「民主的」總統主持的政府之下,我入獄了一年。那時我正充任國會議員,但被剝奪了豁免權。我和外間失去聯絡六天,褫奪了法律權利,幾乎被人用私刑吊死。原因何在?因為我與一群政客積極反對一班富有地主的所謂民主政制;在這些地主的土地上,印第安人過著最赤貧的非人生活。
在拘留期間我開始想到社會公平只能來自上帝。後來有一位耶和華見證人的海外傳道員,阿爾拔·荷夫曼,前來監中探訪,留給我一本名為《以上帝為真實》的書。這件事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後來阿爾拔和我又再度見面。
後來在一九五三年,由於充任共和國總統的親密助手,我受命以大使身分出席聯合國經濟和社會會議。在會議席上我看到另一位代表故意反對任何有利於拉丁美洲落後地區的提案,有國際規模的社會公平存在嗎?沒有,甚至在聯合國——看來僅是在各超級大國的壓力下才團結起來的——中也沒有。
我記得有一天厄瓜多爾的總統對我說:「薛倫奴博士,你曾是一位真正的鬥士。你需要一些東西去完成你的錦繡前程,最好出國過幾年外交生活。」
我回答說,「總統先生,這的確是一種光榮,可是無功不受祿,為了這緣故我謝絕你的提議。我堅決謝絕是因為我是個鬥士。我不願過舒適的外交生活。我喜歡和大眾在一起,分享他們的命運,感謝之至。」我拒絕了他的建議。
我記得從聖經讀到,耶穌看見許多人像羊沒有牧人一般,就憐憫他們。(馬太福音9:36)那時少數特權階級還是剝削群眾以自肥。我依然在找尋消除這種不平的方法。
更努力尋求
一九五六年,我脫離了所有政治活動。何以故?因為在此之前兩年我成為國內所有政黨的猛烈攻擊目標,我所主持的厄瓜多爾社會安全局曾獲得將近一百八十萬平方米的土地,打算劃分來興建廉價屋,地價低至每方米十二厄元(約四十美仙)。我的政敵控訴我個人曾從賣方收受一千四百萬厄元的額外款項!我被誣衊為惡人。
關於這點,我決定出版一本稱為《真理》的週刊予以還擊。創刊號一經面世便使政敵沉默下來,這使我感到驚異。怎會這樣呢?我開始毫不含糊地將事實的真相講出來。
可是,我以賒帳方式購置的印刷廠和我用社會福利金作抵押的房屋,現在都成為法律禁制的對象,仇敵企圖將我毀去,但他們卻失敗了,我感到公平只能來自上帝。
我說服家人與我一起每週研讀聖經一小時,我們都深受耶穌的言行所感動,雖然聖經裡有許多事是我想向兒女解釋而力有不逮的,但我們卻清楚看出真正的公平只能來自上帝。
一九五八年十月的一個早晨,有一位面貌和藹的男子前來拍門。阿爾拔·荷夫曼再來探訪我們!我意識到他就是我不知不覺地等候著的人,我們於是開始以《這就是永生》這本輔助讀物研究聖經。
我開始意識到聖經是生命之道的寶庫,是來自慈愛的造物主的恩賜。其中有些經文使我深受感動,例如約翰福音3:16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永生!完美的生活,包括所有人都獲得真正公平的待遇在內!
向人宣揚公平
與阿爾拔研究聖經一年之後,我將自己的一生呈獻給耶和華上帝。自那時起,我以聖經和自己的生活經驗幫助別人了解到只能來自耶和華上帝的真正公平。
我曾獲得權利對所有階層的人士宣講耶和華的公平,從國中的卸任總統至卑微的勞工不等。有些人能憑著聖經的啟迪看出什麼是真正的公平,有些人則不予理會。
可是,我最大的喜樂是幫助自己的妻子兒女,並且看到他們獻身給耶和華。
我終於改變了自己的狹隘觀點,獲知真正的公平只可能來自耶和華上帝。唯有他能察看人心和除去人的自私心,而自私乃是造成社會不平的基本因素。他應許在地上創建一個完全新的規制,受他那絕無偏私的屬天政府所直接統治。我多麼高興獲知在將臨的新規制裡,各人會在自己園裡栽種和收穫,並且居住在自建的房屋裡。人人會受慷慨之心而非卑鄙的自私所推動。——參看以賽亞書65:21,23。
經驗和快樂
由於我是法理學博士,七年之前我被提名出任高等法庭的法官。我判案時總是留意以法律和公平為根據。在法官任內,我更深深了解到人類公平與耶和華的真正公平有如天淵之別。我在一九八零年申請退休。
雖然我們生活在不完美的情況中,真正的社會公平還未嘗到,可是,甚至在目前,我們在耶和華見證人當中,已經歷到頗大程度的社會公平。種族、社會或經濟隔離的情形在他們當中極為罕見。
一九八一年八月,我已達到七十歲高齡。雖然我保持忙碌,我仍有時間以想念耶和華所應許的事物為樂。我想像到自己置身於新規制裡,重晤復活了的先祖,仁慈地與祖父分享聖經真理,像他在幼時教導我一般。我也渴望屆時能進一步認識耶和華的偉大,並且與其他所有人團結一致地讚美這位慈愛公平的上帝,直至永遠。
[第17頁的精選語句]
『我在獄中開始想到,社會公平只能來自上帝』
[第18頁的精選語句]
『我獲知上帝已應許為地球創建一個全新的政府』
[第16頁的圖片]
在我作政治領袖期間,我擁護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