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中的世界——正朝著哪個方向走？
有些改變對千百萬人的生活具有長遠影響，甚至波及全人類和未來的世代。暴力和罪行，濫用麻醉劑，愛滋病蔓延，空氣和水的污染，以至濫伐森林，這僅是影響我們各人的一些發展而已。冷戰結束，西方民主和市場經濟概念的廣泛傳播，也在改變人的生活方式和影響未來。現在，就讓我們仔細察看其中幾個因素。
罪行怎樣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你居住的地區治安如何？你安心在晚上單獨出外散步嗎？僅是30、40年前，許多人甚至可以出外而不用鎖上大門。可是時移勢易，今日好些門戶安裝兩、三把鎖，門窗也要安上窗格子。
現今的人都懼怕穿上最好的衣服和飾物上街。有些城市的居民僅因為身上所穿的皮夾克或貂皮大衣而遭劫殺，也有人在販毒集團槍戰時不幸中流彈身亡。每天差不多都有許多無辜的路人，包括兒童在內，受傷或喪生。沒有裝置防盜系統的車輛泊放在街上，隨時都有可能被汽車竊賊光顧。在這個歪曲的世代，人性也隨之改變。誠實和忠貞這些優良品質差不多已被人遺忘，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蕩然無存。
罪行和暴力成為世界性的難題。來自不同來源的頭條新聞證明了這一點。「警匪追逐，犯罪集團和罪惡；莫斯科一應俱全」；「韓國進入了新紀元，罪行也接踵而來」；「布拉格的街頭罪行影響日常生活」；「日本向黑幫宣戰，黑幫大舉反攻」；「八爪魚（意大利人對黑手黨的稱呼）的剋星——意大利第一號反黑手黨鬥士被炸至粉身碎骨」。罪行的確是世界性的難題。
今日的罪行比以往暴力得多。人命如草芥。《世界新聞評論》報導說，「聯合國正式承認巴西里奧熱內盧市郊的一個貧民窟，乃是世上暴力最烈的地方，每年有超過2500人死於謀殺。」在哥倫比亞，毒梟差遣騎摩托車的年輕職業殺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死亡手段與競爭對手和欠債人算帳。時常，你若湊巧目擊罪行發生，無論是在哥倫比亞或其他地方，那你便有禍了。很可能你便是下一個受害者。
另一項重大改變是有越來越多的罪犯，使用致命的全自動武器犯案，也有數目激增的公眾人士選擇攜槍自衛。既然槍械流通量日益增加，不論是因罪行抑或意外，因槍械而導致的死傷人數自然地逐步上升。攜槍或家裡藏械隨時可以使人變成殺人兇手，這已經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了。
罪行與毒品
五十年前，誰又會想到毒品竟會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今日它是構成罪行和暴力的一個主要原因。理查德·克拉特巴克在他所著的《1992年後的歐洲——恐怖主義、毒品和罪行》一書中預見「毒品交易的增長，至終會成為人類文明的最大威脅。……販毒的利潤不但賦予毒梟龐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哥倫比亞便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同時也資助了世界各地的犯罪活動。」他繼續評論說：「把哥倫比亞種植的可卡因賣給歐美的癮君子，這種毒品交易乃是世界上促成恐怖主義和暴力罪行的主要溫床之一。」
罪惡浪潮和全球囚犯數目的上升，顯示出世上有千百萬人有強烈的犯罪意圖，並且無意改邪歸正。太多人看出犯罪可以致富。由於這緣故，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壞，也越來越危險。
愛滋病——促成人改變的催化劑？
這種病起初看來主要影響同性戀者，但現在它已經成了各方各族、各種生活模式的人的咒詛。愛滋病不再囿限於同性戀者了。在非洲好些國家，愛滋病正奪去許多異性戀者的生命。結果是突然之間，對有些人來說，性濫交不再成為時尚；他們這樣行並不是為了道德的緣故，只因恐懼染上愛滋病而已。今日流行的口號是「安全的性行為」，政府大力推薦的防範措施是使用避孕套。潔身自愛卻是最不受歡迎的安全措施。可是在不久的將來，愛滋病對整個人類大家庭會有什麼影響呢？
《時代》雜誌新近作出以下的報導：「到了公元2000年，愛滋病可能會成為這個世紀最嚴重的瘟疫，比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還要厲害得多。當年的流行性感冒殺死了2000萬人，相等於世上人口的百分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士兵的兩倍有多。」正如一位專家指出：「愛滋病將會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疫症。」
雖然人類動用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和其他貨幣來研究愛滋病，卻絲毫不見成效。最近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愛滋病研討會上，1萬1000位科學家和其他專家出席研究這個問題。《時代》雜誌報導說，「會議的氣氛了無生氣，反映出十載的挫折和失敗，以及與之有關的悲劇不斷上升。……人類沒有把握征服愛滋病，情況就像起初一樣。至今仍找不到疫苗，沒有成功的病例，甚至連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有效醫療方法也沒有。」對於那些現已呈HIV陽性反應的人來說，他們看來遲早都會染上愛滋病，這些人的前途真是一片黯淡。在這方面而言，世界的改變同樣是每況愈下。
世界政治的改變
過去四年間，政治氣候的變化令許多政治領袖大感意外，特別是美國的政客。忽然間，美國發覺在政治舞台上再沒有一個能夠與之抗衡的對手。情況就好像一隊士氣高昂、百戰百勝的籃球隊，突然察覺再沒有人願意跟它比賽一樣。《外國政策》總編輯查爾斯·威廉·梅恩斯於199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裡，總結這種窘境說：「美國現在的外交政策不再是避免將國家捲入一場災難性的戰爭，而是要努力維持美國和［前］蘇聯之間那出人意料之外的和平。」
核子科技知識的擴散帶來了新威脅，採用常規武器的戰爭則此起彼伏，這種發展正中世界各地軍火商的下懷。在一個高叫和平的世界裡，許多政治領袖卻大肆擴軍，窮兵黷武。瀕臨破產邊緣的聯合國雖然忙於四出斡旋，卻始終無法根治世界的各種流弊。
國家主義帶來難以改變的咒詛
共產主義開始分崩離析時，前美國總統布殊向大眾宣傳「一個世界新秩序」的概念。然而，正如許多政治家都發覺，提出動聽的口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積極的改善卻大費周章。傑費里·戈德法布在他的著作《共產主義沒落——中歐追求民主》一書中說：「舉世對『世界新秩序』的憧憬很快便告幻滅，原因是古老的難題依然存在，甚至變本加厲。解放所帶來的欣喜……時常被政治的緊張局勢，國家主義的紛爭，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分歧和經濟崩潰所帶來的失望一一掩蓋了。」毫無疑問，前南斯拉夫的內戰充分反映出政治、宗教和國家主義的分裂影響。
戈德法布繼續說：「對外國人的恐懼，以及個人缺乏安全感，已是中歐人民生活的寫實。民主並不會自動帶來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市場經濟雖然一方面應許為人帶來財富，但同時也為缺乏經驗的人造成了許多高深莫測的難題。」
很明顯，這些難題不僅困擾著東歐和前蘇聯的各共和國；排外情緒和經濟不穩是全球性的難題。為此，人類大家庭付出了痛苦和死亡的代價。在可見的將來，人們這些根深蒂固、導致仇恨和暴力的態度看來並不會有多大改善。為什麼？因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教育，無論是通過父母抑或來自充滿國家主義精神的學校教育，都大力提倡不容異己、仇恨的精神，並且把基於國家主義、民族和部落，或者言語的優越感灌輸給人。
《亞洲週刊》（英文）將國家主義稱為「最後剩下的醜惡主義」，是一個絲毫沒有改變、繼續引發仇恨和流血的因素。該週刊指出：「人若以身為塞爾維亞人為榮，便意味到要憎恨克羅地亞人，亞美尼亞人的自由意味到向土耳其人報復，祖魯人的獨立意味到要征服科薩人，羅馬尼亞人的民主意味到要驅逐匈牙利人，那末，國家主義已經露出了最醜惡的面目。」
我們還記得愛恩斯坦曾經說過：「國家主義是幼稚病，是人類的麻疹。」差不多每個人都曾經在某個階段染上這病，它也不斷擴張。遠在1946年，英國歷史家阿諾德·湯因比寫道：「愛國主義……至很大程度已經替代了基督教，成為西方世界的宗教。」
在目前的環境下，我們可以期望人類的行為會有所改變嗎？有些人說惟有在教育方面徹底改革才能促成這事。經濟學家約翰·K.加爾布雷思寫道：「人性決定了進步的速度。因此……改善斷不可能發生在沒有進步的人身上，人若獲得自由和接受教育，進步便成為可能。……克服文盲仍然是首要的事。」我們有希望見到世上的教育制度有朝一日會教導人表現愛心和容忍，而非仇恨和懷疑嗎？在什麼時候，根深蒂固、由來已久的種族仇恨才會被信任和了解取而代之，從而確認所有人都隸屬於同一個人類大家庭呢？
明顯的是，這個世界亟需積極的改變。桑德雷·波斯泰爾在《1992年世界的動態》一書寫道：「我們若然真正期望有一個較好的世界來到，未來的八年裡必須出現一些重大改變，這些變更甚至要比目前的改變還要大，而且影響深遠。」但我們正朝著哪個方向走呢？理查德·克拉特巴克指出：「整個世界依然是不穩定和危險的。國家主義和宗教的狂熱都會持續下去。……1990年代將會是這個世紀裡最危險或最進步的十年。」——《1992年後的歐洲——恐怖主義、毒品和罪行》。
不斷改變的環境
在過去的幾十年，人類開始意識到他們的活動對環境構成嚴重影響。大規模砍伐樹林使數之不盡的動物和植物絕種。由於森林好比我們這個星球的肺部系統，大受破壞的森林也降低了地球將二氧化碳轉化成維持生命的氧氣的能力。另一項惡果是地球的表土受到削弱，至終把土地變成沙漠。
關於這點，很多人業已發出警告，其中一位乃是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在他的著作《地球在天平上——生態學和人性》裡，他指出：「按照目前砍伐樹林的速度計算，差不多所有熱帶雨林都會在廿一世紀中被砍伐淨盡。我們若容許這件事發生，人類便會失去了這個星球上最豐富的遺傳學寶庫，隨之而逝的將會是許多有可能醫治人類各種疾病的方法。事實上，現今有數以百計重要、普及的藥物，都是從熱帶雨林中的動植物裡提煉出來的。」
戈爾相信人類對環境的影響嚴重威脅到自己的生存。他說：「隨著我們繼續無孔不入地破壞各種生態環境，我們的文化便顯得越脆弱。……在這個世代裡，我們比歷史上的任何火山爆發更戲劇化地改變了地球大氣層的成分，而後果則可能會持續影響到未來幾個世紀。」
不單是大氣層受到威脅，根據戈爾和其他人的研究，我們賴以維生的水源也受到侵害。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水源污染的惡果正以極慘痛的方式，藉著霍亂、傷寒、痢疾和腹瀉等疾病導致的高死亡率表明出來。」戈爾接著引證事實說，「逾17億人沒有足夠的安全食水供應。超過30億人缺乏妥善的衛生設備［廁所和下水道］，他們正暴露在水源遭受污染的危險中。舉例說，在印度有一百一十四個城市和市鎮的人把糞便和其他未經處理的污水直接倒在恆河裡。」恆河是千百萬人食水的來源！
世界銀行一位副總裁高塔姆·S.卡滋提醒曼谷一群聽眾說，「東亞的水源極可能會演變成為下世紀的危機。……縱使東亞各國的政府都清楚知道，安全的食水在健康和生產力方面所帶來的種種裨益，他們面對的難題是，現有的公共設施無法有效地將宜於飲用的食水提供給市民，……這是環保發展裡被人遺忘的一環。」在環球各地，生存的一個基本要素，清潔的食水，每每為人所忽視和浪費。
以上便是我們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各方面的情況。世上許多地方已轉變成藏污納垢之所，嚴重危害到人類未來的生存。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各國政府和大企業願意主動採取適當的步驟，力求避免大量損耗地球的資源嗎？
宗教在改變世界嗎？
在宗教方面，我們發覺這可能是人類最失敗的地方。一棵樹若以結出的果子來分好壞，宗教就必須為它所結出的仇恨、排除異己和宗教戰爭受審判。在很多人眼中，宗教在外表上美麗奪目。一旦出現種族歧視、國家主義和經濟不穩定，壓力一下子便把這層裝飾物完全剝掉了。
既然基督教是『愛鄰人和愛仇敵』的宗教，前南斯拉夫的天主教徒和東正教徒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的教士會赦免屬下的教友所從事的一切殺戮和仇恨嗎？在北愛爾蘭，為什麼多個世紀以來，「基督教」的教訓只產生了仇恨和謀殺？非基督教又如何？它們有結出較佳的果子嗎？印度教、錫克教、佛教、伊斯蘭教和神道教能夠提出歷史證據，證明它們能夠和平共處嗎？
宗教不單沒有以積極的方式為人類的文明作出貢獻，反而擔任一個煽風點火的瘋狂角色。世上的各宗教鼓吹愛國狂熱，祝福參與兩次世界大戰和其他許多戰爭的軍隊。宗教從來就不是一股改變世界的進步力量。
因此，就可見的未來而言，我們可以對宗教懷有什麼期望呢？事實上，我們能夠期望現今的世界制度會有好轉嗎？會有怎樣的改變？我們的第三篇文章會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去探討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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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和罪行的激增乃是改變的另一個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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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義和宗教仇恨繼續釀成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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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肆意破壞環境，改變了生物圈的精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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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教皇的使節巴薩略·托雷格羅薩歡迎希特勒。歷史上，宗教經常捲入政治和國家主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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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archiv Koble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