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著對上帝的信心從集權政府的迫害下得救
由伊力·傅樂斯君（Erich Frost）敘述
一本暢銷的德文雜誌在我的面前攤開著。其中有一篇連載小說的主題是敘述集中營的生活情況的。這是我所讀過關於集中營生活的故事中最真實的一篇。不過其中最悲慘的情形它並沒有述及。這些慘絕人寰的事的確是筆墨所不忍記述的。
不多年之前，舉世均為納粹大軍東征伏迦河畔和西掃英倫海峽的暴行而震驚。北至嚴寒的斯坎底納維亞，南至酷熱的非洲沙漠，這個集權政府的軍隊都不可一世地橫行著。在好幾年內納粹一直沒有遭受過任何挫敗——只有一個例外，那便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
在德國境內，納粹政府曾極力企圖鏟除耶和華的見證人，但卻完全失敗。他們甚至將時間退後了五百年而將中古世紀天主教廷所採用的宗教裁判所的審訊方法恢復；他們在納粹黨的集中營裡以這種慘無人道的酷刑大肆淫威。但憑著對上帝的信心，數千個像我一樣的人得以存活下來敘述當時的情形。
首先我想追述在1919年開始的一些事件——這些事件使一個人和集權政府發生了衝突。那一年我的母親成了一個耶和華見證人，在當時被人稱為「聖經研究者。」當時我的興趣是在音樂之上。她熱誠的見證使我的父親和我都於1923年三月四日在我的家鄉，德國的萊比錫（Leipzig），快樂地受浸成為見證人。我停止了我在音樂方面的研究而開始在一些咖啡館和娛樂中心奏琴謀生，因為這樣會容許我有更多自由的時間為主工作。1924年我開始以全部時間事奉耶和華而在萊比錫的守望台社書籍運輸站工作。四年後我被邀請參加放映社方所攝製的「創造的影劇」。今日尚有盈千累萬的人記得這部描述地球的創造過程和上帝造人的旨意的美麗影片。能夠放映這部影片和以「朝聖者」或聖經講員的身分探訪許多小組實在是一項寶貴的權利。
暴風雨的結集
見證的工作在德國迅速地擴展。在1919至1933年之間，熱心的德國見證人一共分派了48,000,000部書籍，此外還分派了77,000,000本德文的《黃金時代》，即今日的《儆醒！》雜誌。1932年納粹黨開始得勢了。在放映影片時，我們時常遭受到暴徒的搗亂和圍毆。情形變得如此惡劣以致我們唯有在警察保護之下才能放映。在這段期間有好幾個納粹黨員認識了我。
1933年一月，當我到紐倫堡探訪一位見證人的家庭時，我們從收音機聽到來自柏林的廣播宣告希特勒已攫得大權了。當時我們已猜測到這件事對我們的意義。暴風雨果然在同一年的四月觸發，警察佔據了社方在麥德堡（Magdeburg）新建的龐大印刷廠和伯特利之家，並且封閉了我們的印刷機器。後來由於查不出我們有任何從事叛亂活動的證據，政府終於在四月二十八日將財產發還給社方。
同年的六月有七千多個見證人聚集在柏林通過一份決議對希特勒政府的獨裁行動發出強硬的抗議。我們分派了幾百萬份抗議書。三天之後政府將社方在麥德堡的財產沒收，在分社辦事處服務的180個職員全部被迫離去。希特勒宣告說:「我從今解散德國境內『熱心的聖經研究者』的團體，將他們的財產貢獻給德國的人民；我要將他們的書籍一概沒收。」我們的宗教仇敵均為此大為得意。
因為這些財產是屬於美國總社名下的，美國的國務院遂開始為此事與德國政府磋商談判。不久德國政府又將我們的財產發還，但卻沒有撤銷禁止我們從事傳道活動的法令。我們的聚會仍被禁止。價值超過$25,000美金的聖經和聖經書籍被焚毀。到了1934年許多見證人開始因為不肯投票或向希特勒高呼萬歲而陸續失去他們的職業。
1934年春季我初次入獄，但被囚禁了十天之後便獲釋。在此之後不久，我設法回到捷克。我曾在那裡放映我們的影片。當我們的工作在德國被禁止而我們的辦事處被封閉的期間，我卻能夠在國外放映這部影片達22次之多；這實在使我感到非常感激。可是甚至在捷克，放映這部影片也不像以前一樣容易了。有許多次我在夜晚被警察喚醒查詢，因為他們以為我是個納粹黨員！
在同一段時期內，德國的弟兄們採取了一項大膽而具有決定性的步驟。雖然仍在禁令之下，所有的小組在1934年十月七日聚集一處通過了一項向希特勒的政府抗議的決議書，宣告他們不論需要付出任何代價，他們對耶和華的崇拜仍然會繼續下去。在作過嚴肅的禱告之後，他們將這項抗議用電報打給柏林的政府。在同一個時候，其他五十多個國家內的耶和華見證人亦聚集起來馳電向納粹德國發出強烈的警告。後來盧登道夫將軍（General Ludendorff）的一位全權使者透露，當希特勒看到那些大膽的電報時，他大發雷霆地咆哮道:「我一定要將這批小子在德國連根鏟除！」
從事地下活動的基督徒
我在1935年五月返回德國，於是開始加入地下的傳道活動。六月十三日的晚上，我在旅館中被逮捕解往柏林的「哥倫比亞館，」在那裡我渡過了一生中最悲慘的五個月。我曾被棒打，踐踏和單獨囚禁，每日受盡了種種磨難和侮辱。在這段日子中我發現人有時會變成像禽獸一樣。我受到一個蓋世太保的官員蠻橫的審訊，但他卻無法將我判為一個革命分子。出乎我意料之外地，我最後竟被釋放了，不久我便又再潛入地下工作中繼續事奉耶和華上帝。
我們開始籌備在瑞士的盧杉（Lucerne）舉行一次大會。同時納粹黨也開始向我們發動另一次攻擊。這時大多數負領導責任的弟兄們均已被逮捕。我的任務是要收拾殘局而使工作能夠繼續下去。曾有無數次我從後門和後窗間不容髮地逃過蓋世太保的魔手，可是我的母親和弟兄卻被抓了起來。
1936年九月在盧杉參加大會的代表有當時守望台社的社長盧述福弟兄和來自德國的2,500個弟兄。我被委派立刻著手將那受到嚴重打擊的地下工作重新組織起來。我們並且計劃在德國將大會的決議以閃電戰的方式分派出去。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下午的五時至七時之間，在德國所有的大城市中有300,000份抗議書被暗暗地送到居民家裡。當時雖然引起大批的警察和巡邏車出動，他們卻連一個見證人也沒有抓到！
當然，這種地下工作是在迫害和隨時有喪失自由與生命的危險之下進行的。但是弟兄們必須獲得屬靈的糧食才能維持他們的力量，同時他們在見證工作中也必須要有工具。納粹黨員在火車上所施的搜查是我們經常需要經歷的危險。甚至購買大量的紙張也會引起別人的懷疑。有許多攜帶社方書籍的弟兄落在蓋世太保的手中。有好幾個弟兄被控犯了印製《守望台》雜誌的罪名而被處死。雖然如此，上帝的見證人仍然憑著對上帝和對鄰人的愛心繼續宣揚上帝的王國好消息。我們的機智和所用的方法的巧妙可以從載於納粹法庭的官方發言工具《國家社會主義法律鏡報》（The National Socialist Legal Mirror）首頁的報導中得窺一二。以下是其中一段的摘錄:
「這個被禁止活動的團體的信徒仍然企圖在他們之間維持聯絡以彼此勉勵增強信心。除此以外，他們亦設盡各種方法在可能的場合中將他們的思想灌輸給其他的同胞公民。時常這些『熱心的聖經研究者』在購買東西時，在出外散步時，坐在公園裡或站在街道上時都會和不相識的人打招呼交談，他們在開始時總是先談論一些最近發生的事件，然後逐漸講到他們的信仰和被禁止傳播的道理。他們認為這乃是他們作為『耶和華見證人』所負的責任。」不論需要冒多大的危險，耶和華見證人仍然關心怎樣將自己的信仰與別人分享以便使後者也能夠在這世界末期的時候得救。
在納粹的屋頂下
1937年，每年一度紀念基督受難的最後晚餐儀式落在該年的三月二十七日。我和十位弟兄約好在那時聚集起來討論我們的地下工作。在那日的清晨兩點鐘，我所住的公寓門口響起了沉重的敲踢聲。在數秒鐘之後我已將一捲包含極重要的資料的小紙卷藏入我的床墊裡。隨即有十個祕密警察衝了進來，他們喝道:「好了，傅樂斯，起來穿上衣服，你的把戲也玩夠了！」我一面穿衣一面向耶和華默禱，而他們同時把房裡的東西翻得亂七八糟。但他們卻沒有找著那捲小紙卷。
事情發展得很快。蓋世太保們已經獲悉我們計劃在星期五聚會紀念耶穌的受難，但他們還不知道地點在那裡。許多次他們將我打到昏迷不省人事，然後用冷水澆在我頭上把我弄醒。不久我已混身疼痛得不能躺下或坐下。從星期五至星期一，我幾乎沒有吃過或喝過任何東西，只是不斷地祈求耶和華幫助我為了弟兄們而保持沉默。當我再次被帶到蓋世太保之前時，我不禁聯想到但以理在獅子坑裡的情形。他們憤怒的咒罵將我所深切關懷的事透露出來:警察所布下的網羅並沒有抓到我的弟兄們！我內心的欣慰真不是言語所能描述的。
七月帶來了我的妻子被捕的消息我的兒子則被交給納粹黨教養。其他許多見證人的兒女亦被強迫離開父母而送到納粹黨的教養所裡。這些少年男女當中的大多數都在這次嚴厲的考驗中堅強起來。有一個年約十三歲的女孩在當時寫信給她的父母說:「我時刻緊記著古代像約伯，但以理和其他的許多忠心見證人，以他們作我的模範。我寧願死也不願對上帝不忠。」這些兒童們雖受到強大的壓力，卻始終不肯加入希特勒的少年運動。由於他們所表現的基督徒行為，有些納粹黨的父母疼愛他們甚至過於自己的子女。
從監獄到沙川胡生集中營
被囚在安斯蘭沼澤（Emsland Swamp）地帶的囚犯所受到的非人奴役和虐待幾乎足以將他們驅到絕望的地步。或許你曾聽聞過「華德斯蘭的地獄（hell of Waldesrand）」。憑著信心和營內其他的忠心見證人的互勉，我能夠忍受最艱苦的磨難。每逢星期日我們舉行共同的聖經研究，從記憶中溫習我們以往在上帝的道中所學得的知識。我們亦邀請營中其他的囚犯與我們一同吸收「生命之水。」他們時常很留心聆聽我們的討論。
我的監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才滿期，而我隨即被帶回柏林。九十九天之後沙川胡生集中營的大門在我背後關上了。集中營中的看守們對我所施的殘酷虐待簡直是人所無法想像的；但當我遇到280個飽受同樣艱苦考驗的見證人時，我的欣喜也無法言喻。這些便是暢銷書《地獄的理論和實踐》所提及的忠心基督徒:「當戰爭爆發之後，政府邀請沙川胡生集中營內的見證人自願參軍。每次有一個見證人拒絕這樣行，他們中間便有十個人被槍斃。在槍斃了四十個見證人之後，納粹的警察們終於住手了……一個令人無法逃避的印象便是，從心理上說來，納粹的祕密警察始終未能勝過耶和華見證人向他們所作的挑戰。」和這些忠貞的基督徒一同生活帶來多麼大的喜樂和慰藉！我比以前更深切地領悟到「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這節經文的意義。——箴言27:17。
營中的官員屢次向我們指出，只要我們簽署一項放棄我們的信仰的宣言，集中營的大門便會為我們敞開。珍妮菲·戴高樂女士（Miss Genevieve de Gaulle），即當今法國總統查理士·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姪女，在她憶述我們的姐妹在雷芬士布祿克（Ravensbruck）集中營中的情形時也證實了這一件事實:「她們若宣告放棄她們的信仰便可以立即獲得釋放。可是相反地，她們不但不肯停止她們的奮鬥，反而設法將一些書籍和傳單偷運入營內，這些書籍曾使她們中間有好些人被吊死。」她們這種無畏地作見證的結果使營中有300個年青的俄國女子成為耶和華的見證人。雖然他們被禁止和其他的囚犯交談（聽他們講話的人可能受到鞭撻二十五下和與他人隔離的懲罰），耶和華的百姓仍舊決心堅立不移直至死而後已，由此充分表現了耶和華賜給他們的力量。一個曾被囚禁在布秦華德（Buchenwald）集中營的劫後餘生者說那裡的見證人「不畏禁令和處罰」繼續為他們的信仰作見證。他們並不是只顧自己，反之他們同時也兼顧別人。在漢堡附近的努安甘（Neuengamme）集中營裡，我們的弟兄甚至出版了一份經常的報紙，叫做《上帝王國的消息》（News About God’s Kingdom）。
在奧茨維茲（Auschwitz），或稱奧斯維心（Oswiecim），的死囚集中營裡，有一次一位弟兄被派到該營裡修理暖氣管，有三十位姐妹也在那裡工作。在一連六天之內，他利用吃飯的時間向她們談論上帝的道以加強她們的信心和力量，她們都為此對耶和華深表感激。一個同情他們的守衛也將來福槍放在腳邊坐下來深感興趣地聆聽。守衛們在談話中與弟兄們辯駁鬥智乃是常見的事。我們的看守者經常有機會聽到坦誠無畏的見證，因為我們知道這樣行對他們和我們自己的永生希望都有極大的影響。有一位姐妹曾被派到一個SS Obersturmfuhrer（相當於少校階級）的辦公室工作，她時常受到主管的威嚇說:「我要把你的頭砍下來！」他一點也不知道她正在利用他辦公室裡的文具紙張準備一些讀物作為在一次集中營的大會中使弟兄們驚喜的靈糧。她時常向他講及耶和華的旨意，而他亦逐漸變成比較友善。藉著無畏地向人傳道和向鄰人表現博愛的精神，我們的弟兄在這些獅子坑裡也時常使別人對耶和華產生信心。在不同的集中營裡時常有些看守宣告放棄他們向納粹黨效忠的誓言而開始敬拜事奉耶和華。這些原本迫害我們的「掃羅」如今竟變成了「保羅」而與我們一同忍受艱辛！在一般政治犯中亦有不少男女變成耶和華的見證人。有一次我們甚至利用一個水桶作浸禮池。
我們對耶和華的信賴從未落空過。有一位著名的瑞典記者郝斯鐘（Bjorn Hallstrom）在後來曾作了一篇關於我們的弟兄在這整段時期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的報導，其中都是實情。他說:「他們比其他任何人都受到更悲慘的待遇，可是憑著他們對上帝的信心，他們比其他任何人更能抵受痛苦。」
在集中營外蓋世太保的警網從未能夠在任何時期搜到半數以上的見證人。我們之中大約有一萬人被禁錮，但同時卻有同樣數目的人仍然在監外繼續向人傳講耶和華的王國的好消息。他們在深夜裡或森林內祕密地舉行聚會。甚至葬禮也被他們用來作為基督徒彼此聯絡的寶貴機會。
牆上的字跡
由於被認為是見證人的「首腦人物，」我們有十六個弟兄分別受到以鋼條鞭打二十五下的懲罰，然後被判在監獄裡作苦工。最後他們把我們安置在英法海岸之間一個稱為艾德尼（Alderney）的岩石小島上一間所謂的SS建築公司裡。我們雖然需要忍受看守者加諸我們身上的虐待，但卻有機會防範其他的囚犯可能加諸我們身上的一些危險和欺負。這時希特勒已由於在史大林格勒受挫而運氣轉劣。納粹黨已開始看出「牆上字跡」的意義了。
1944年六月裡一個繁星滿空的夜晚，我們在港口的岸邊望到聯軍的反攻。不久之後我們被押上一些破舊的船隻撤往聖馬羅（St. Malo），從那裡改乘火車——每一節貨車塞進六十人——通過法國，比利時，荷蘭而返回德國。本來他們計劃將我們所乘的幾艘載滿囚犯的船在凱艾灣（Kiel Bay）擊沉，但這項陰謀並沒有成功，因為我們未能及時抵達奧地利。1945年五月五日，美國的坦克步隊終於將我們釋放。大約在這同一段時期內，盟軍的步步進迫將好幾處集中營的大門打開而將成千成萬鳩形鵠面的囚犯傾進被轟炸得瘡痍滿目的鄉村裡。他們在看守的監視之下必須步行，祕密警察們對於一些虛弱到不能行走或被發現在途中偷竊食物的人都一律格殺勿論。有許多人則力盡倒地而死去。但耶和華見證人卻在路上互相扶持而繼續前進。他們時常向村民傳道，而村民們則為了表示感激起見慷慨地將自己所存的食糧與他們分享——這無疑是耶和華所預備的另一項恩典。當時一位見證人所說的話將我們的心情很適切地表達出來:「現在我自由了。我感謝天父和我們的元首耶穌基督使我能夠繼續讚美他的聖名。」
納粹的迫害徹底失敗了。
復元的工作
耶和華的靈激勵我們立即採取行動。我們中間有許多雖然仍然有家可歸，但卻不打算先返鄉。我們最關心的乃是社方在麥德堡的產業。我們發現佔領軍正預備將其改裝為招待俄國人的旅館。企圖使蘇聯的官員了解耶和華見證人是誰真是一件吃力的工作。若不是我們當時晝夜不斷地向他們強調我們的組織在德國的總部以往一向都是在麥德堡的話，我們在東區的工作恐怕永遠也無法重新開始了。最後他們終於批准我們的請求，於是傳道工作遂得以在共產管區中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樣展開。
不久德國各地的小組開始紛紛地重新組織起來。起初我們只能運用聖經和一張單張來傳道，但是至少我們如今可以自由地聚會和彼此幫助了。在戰後不久所舉行的聚會中，時常有些弟兄和姐妹由於飢餓過度和身體虛弱而從椅上暈倒在地。美國的耶和華見證人給我們寄來了許多救濟包裹，美國和瑞士的弟兄亦運來了大批的衣物。我們對於這些援助都深為感激。
1946年我們當中有9000人興奮地參加了在紐倫堡舉行的一次大會。我們在麥德堡也舉行了一次大會，大約有6000人參加。當該地的俄國人聽到我們的歌聲和看到幾百人一同出發受浸時，他們臉上的表情和手勢實在令人非常難於模倣。當然，任何在街上的人群集合本都在嚴令禁止之列，不過當我們像他們解釋了浸禮的意義之後，他們便不再干涉我們了。但在東德的新集權統治之下，這種自由並沒有延續很久。
社長諾爾弟兄在1947年到德國視察；他簽訂了一份租約在魏斯巴頓（Wiesbaden）租下了一座樓房和一塊地段供德國分社之用。今日在西德我們很高興見到在大戰結束時剩下的幾千個見證人如今已增加為68,000個熱心傳揚耶和華的新世界的傳道員。我的心因為耶和華賜予我們這樣的成功而充滿喜樂和感激。我也為有機會在1950，1953和1958年參加在紐約舉行的三次國際大會而感謝上帝。耶和華也為我們在德國預備了一些額外的大會，例如在1955年舉行的大會有125,000人來到紐倫堡和柏林參加。在短短的數年之內耶和華的僕人能夠成就和看到多少奇妙的事！
必然的拯救
當共產黨員和我們一同被囚在納粹的集中營裡時，他們時常威嚇我們說:「我們若一旦得勢，必定將你們這批小丑統統吊死！」1950年共產的東德果然下令禁止耶和華見證人的活動，於是極權的迫害又再度復活過來。麥德堡的辦事處再度被政府沒收。再次地我們的弟兄們憑著堅信耶和華必定會拯救他們的信心接受了這個挑戰。
你能夠體會為什麼我的思想時常會穿透將德國分為兩半的「鐵幕」而深深懷念那些在納粹集中營中受盡苦楚，但現今又在共產黨的監獄裡過著悲慘日子的見證人嗎？目前尚有407個忠貞的見證人仍然被禁囚在東德。我想念著一些七十餘歲的弟兄們，像X弟兄，Y弟兄，以及稍為年輕一點的Z弟兄，A弟兄和B弟兄等，他們每一個人都為了對耶和華保持忠誠而在上帝的仇敵殘暴的魔掌中渡過了二十年的時光。
從鐵幕裡不時透出一些令人振奮和充滿勇氣與信心的報導。我們的弟兄仍然堅定地持守著忠誠，時時刻刻將王國的希望置於他們和鄰人的眼前。藉此他們每天以行為證明耶和華如今正通過他的君王基督在他的仇敵中間掌權統治。由於耶和華的容許，極權政府得以逮捕和虐待耶和華的百姓，但卻絕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禁閉耶和華的聖靈！
請生活在極權政府迫害之下的基督徒和他們的壓迫者千萬不要忘記:在納粹黨肆虐的期間耶和華時刻都和他的見證人同在。當他們精疲力盡地呼求他時，他餵養和安慰他們。當他們暈倒時，他復甦和勉勵他們。對一切至死保持忠貞的人他都給予復活的希望。當他所訂的時候來到時，他將會打開大門將他的百姓解放出來！
憑著對上帝的信心，我們的得救是必然的。他那公義的新世界已近在眼前了！現在耶和華的見證人已在歌唱著:「感謝上帝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哥林多前書1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