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帶來終生幸福的工作

由愛美莉·哈甸君（EMILY HARDlN）自述

我生長於宗教家庭，屬於賓雪法尼亞的荷蘭血統。家父是一位浸信會執事，他的職責包括每月一次乘馬車向會友收「會費」;這些是不將會費送去教堂或遲繳會費的人。後來家母告訴我們有一日他回來說:「這是我最後一次收會費了。那些貧苦的農民比牧師更窮，所以我決定辭職。」

父親辭了職，但是仍然留在這間教會裡，直至1919年他成為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的犧牲者為止。現在家母要負起撫養三個小孩子的責任。過了相當時候，我們搬到另一個地區一間公寓裡與一個老婦人同住。我們知道她是一個「聖經研究者」，現在稱為耶和華見證人。她聽到我母親脫離教會之後便開始每個星期日探訪我們與我們討論聖經。雖然她因患關節炎而殘廢了，以致無法參加她的基督徒小組的聚會，她卻鼓勵我和家母去參加。我們於是開始參加賓雪法尼亞州威廉波特的聖經研究者的聚會。

我母親從一開始便將她自聖經學到的一切與我和我的姐妹談論。後來到1935年，耶和華見證人在美都華盛頓舉行大會。我們三人——家母、我的姐妹和我——一同受浸以象徵我們獻身給耶和華。

全時間的傳道工作

大會之後家母鼓勵我從事全時間宣揚上帝王國的工作。她堅持她也可以用全部時間傳道，我們兩人於是在1936年二月開始從事這種工作。可是，過了六個月之後，家母感到她的健康不容許她繼續做這種工作。於是我開始與另一個見證人一同工作了五年。

我在美國東岸各地許多不同的小組服務過。有時我們成群十二至十五個全時間的好消息宣揚者居住在一起，一同工作，駕著我們的汽車和活動房屋周遊各地。我們時時有充足的糧食，但是有時沒有錢買汽油。我們將聖經書刊換來大量食物，特別是在南部。

每逢回顧那日子及想到當時我們與之一同工作的人當中有多少在後來成為海外傳道員或某種性質的全時間傳道員，我便獲得莫大的鼓勵。

有一段時間我們用一部播音車傳道。這樣行特別有趣及便利做傳道工作。將一個錄了下來的聖經演講播放完畢之後，我們會離開播音車去探訪鄰近的人家。不喜歡這個信息的人甚至不會出來應門，喜歡這個信息的人則會等著迎接我們。我們將許多書刊留在人們手裡。

後來我們又用留聲機逐戶傳道。我和我的同伴獲得權利與其他一些同工教導各小組怎樣在逐戶傳道工作時使用留聲機。我們一群九人被派到各城探訪。我們與不同的小組一同工作是一個多麼良好的經驗！

之後，我在加利福尼亞州工作，直至1941年的春天，我與其他人到新墨西哥州去，我們留在那裡等候1941年在聖路易舉行大會的時候來到。

結婚及繼續從事全時間的傳道工作

次年，我和F.M.哈甸結婚，社方委派我們到新墨西哥州拉斯威格斯作特別先驅傳道員。後來我們被調往阿布奎基，我丈夫在那裡幫忙安排1942年的「新世界神治大會」。

我們能夠在阿布奎基郊外一個稱為伯那里盧的小鎮租到一會堂。有一群暴民開始結集起來威脅我們，在那些日子還是很時常發生的事。在星期六晚，有很多兵士加入這群暴民裡。我們細小的禮堂被完全包圍著。顯然他們打算闖進來將聲響設備毀壞，使「和平——可以持久嗎？」這個公眾演講無法如期在第二日舉行。一位州警察進來警告我們他對暴民控制不來，我們最好解散這個大會。可是大會繼續舉行，州騎兵出面與暴民談判。他們終於離去，但是聲言在星期日他們會回來。

他們果然回來，這次還有更多兵士參加。可是在暴徒向大會進攻之前，在他們中間發生了紛爭。一個兵士奪了一匹屬於墨西哥人的馬。這個兵士想騎著馬向暴徒發號施令。這使兵士與墨西哥人發生一場打鬥。有些人在混戰中被斬重傷;後來軍警來將兵士拘捕。這場反對於是結束，我們的公眾演講有很好的參加人數。

基列第一屆學生及海外傳道工作

大會之後不久，我們申請做一件完全新的事——到訓練海外傳道員的守望台聖經基列學校受訓。你可以想像當社方接受我們的申請時，我們多麼興高采烈！抵達基列時，我們發覺有許多我們熟識的人也加入成為基列的第一屆學生。畢業後，我們被派到哥斯達黎加工作。這是中美洲最細小的國家;對我們來說是求之不得的最佳委派。

在第一批海外傳道員於1946年抵達這裡之前很多年，這裡已有人撒下了聖經真理的種子。我們開始傳道工作，出示西班牙文的「作證卡」向人說明我們探訪的目的。然後讓屋主說要或不要。那時我們還做很多在街上分派雜誌的工作。有一晚，有兩個人在我身旁經過。其中一個對另一個說，「他們有一百五十個人在這條街。我數算過他們。」當時聖約瑟整個小組的傳道員不及七十五人，但是在行人看來我們的確像一隊大軍。

難忘的經驗

我最喜歡的海外傳道工作委派是在哥斯達黎加大西洋海岸上的林文港。1947年，社方派我們到那裡幫助說英語的小組，其中有些分子自1910年以來，便參加傳道工作了。對我說來，參加在哥斯達黎加舉行的一個國家大會，與那些使我們在林文港的日子如此愉快有益的朋友相敘是一項真正的權利。

我特別記得的是我們去一個沒有耶和華見證人居住在那裡的小鎮科羅拉多巴作見證的經驗。我們乘一艘小船航行了十二小時。到埠後第二日，我們開始探訪當地的居民，當晚舉行了一個公眾演講。在兩日內，我們將所有的書刊派完了，並且與村裡差不多每個人談過話。我分派了一本聖經輔助刊物給一個男子，他想買這本書給他的孩子。他有一個孩子閱讀這本書，看出它是上帝的真理。不久他到林文港工作，開始與小組交往，並且受了浸。他參加全時間傳道工作，現在是守望台社在哥斯達黎加的一個特別周遊傳道員。

在我腦海中很特出的另一個經驗是社方邀請我們海外傳道員一家到一個稱為阿格加特的地方。我們在那裡安排了一個公眾演講，同時在星期六晚舉行一個聚會。這成為一個小規模的大會！

星期六晚，禮堂擠滿了人，我們享有一段很好的時光。星期日當附近的居民聚集起來聽公眾演講時，我們很難相信附近有這麼多居民。他們有的騎馬，有的乘牛車，有的步行而來。他們宰了一頭牛，人人均得以飽餐一頓。不久我們便看出王國聚會所無法容納所有的人，因為堂裡已有超過三百個聽眾。見證人於是將聚會所兩邊的板除掉，這樣外面的人也可以聽見！現在在這個區域居住的人差不多每個都是耶和華見證人。

在1945年，即我們抵達哥斯達黎加之前一年，那裡見證人的最高數目是253人。十年之後，這個數目增至1,934人。我們在這項增加中得盡棉力的確是一項快樂的權利。雖然增加得如此迅速，我們幾乎可以記得我們所有的基督徒弟兄。

到1950年，我們想參加在紐約舉行的國際大會，但是怎樣前往呢？剛在適當的時候，我丈夫從一個姨母承受到一份遺產一百三十五美元，在同一時候，我收回我在二十年前所供的保險費，一百五十美元。我們所得的款項使這件事成為可能，我們甘願用盡最後一分錢也不願錯過這個偉大的場合。從那時起，守望台社時常幫助我們參加國除大會，我們為此而衷心感激。

一生的大改變和新委派

生活在這個事物制度裡，沒有一個人可以避免傷心的事發生，令我心痛的事在我們於1953年參加完紐約一個大會之後發生。返回哥斯達黎加之後，我丈夫患了心臟病，一直沒有完全康復，翌年十二月，他便逝世了。當時我們正有一個大會舉行，同時諾爾社長探訪哥斯達黎加;他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在這樣的時候一個人能夠有數以百計的屬靈弟兄姐妹是何等的幸福！

既然我在結婚之前，已從事這份工作有許多年，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使我現在恢復獨身的時候要改變我的事業。所以我為身體的健康掙扎了六個月之後，我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我繼續在哥斯達黎加工作。直至1957年，社方委派我到尼加拉瓜工作。

1957年，耶和華基督徒見證人在尼加拉瓜的組織的規模正如我們初到哥斯達黎加時一樣——全國只有196個見證人。我於是再次有分參加一項偉大的擴增。這裡的人很喜客;當我們向他們談及上帝的道時，差不多每個人都肯聽及接受聖經書刊，如果他們有錢的話。

現在我們達到1,654個好消息宣揚者的高峰，我初到那裡時，首都馬拿瓜有兩個小組，現在我們有十二個小組。我們期望有更多尼加拉瓜人加入耶和華的讚美者的行列。

我可以選擇其他什麼工作能夠像全時間為耶和華服務一樣不斷使我獲得這種幸福和喜樂呢？沒有。

回顧過去三十五年的全時間工作及其中二十五年的海外傳道工作，我仍然想說基列學校第一屆畢業生發表的決議中的幾旬話，我想表示『深深感謝耶和華、守望台社和治理機構使我們有權利接受訓示和神治教育，俾我能夠成為較良好的好消息傳道員。』

［第346頁的圖片］

尼加拉瓜馬拿瓜的分社及海外傳道員之家，哈甸姐妹現今在那裡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