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在工作受禁制的情况下看顾我们——第3部

1990年3月14日是个重大的日子，当日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东柏林的宗教事务部将一份文件交给耶和华见证人，允准见证人在以往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境内持有合法地位。当时我也在场旁观。在事情进行期间，我不禁想起以往自己成为见证人的日子和我们所经历的艰难时期。

在1950年代中期，同事玛格丽特——她是个见证人——最先向我谈及她那基于圣经的信仰。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在东德正受到猛烈迫害。后来她转往其他地方工作，于是我开始跟另一位见证人研读圣经。我在1956年受浸；同年，我与玛格丽特结为夫妇。我们隶属柏林的利希滕贝格会众。这群会众约有60名王国传道员参与传道工作。

我受浸两年后，政府官员到我们会众一位带头的弟兄家里，打算将他拘捕。幸好他当时正在西柏林工作。家人得以及时通知他留在西柏林；几个月后，他们举家迁往西德。虽然当时我只有24岁，却在会众里身负重责。我十分感激耶和华赐给我所需的智慧和力量，使我能够照顾这样的重责。——哥林多后书4:7。

供应灵粮

1961年8月，柏林围墙筑起，东德的耶和华见证人遂突然跟西德的弟兄断绝了联系。在此之后，有一个时期我们需要自行复印书刊。我们首先用打字机将资料打出，然后用一组复印机器印出副本。我从1963年开始，前后花了两年的时间在家里造了一个密室供印刷书刊之用。我在日间从事制造工具的工作，夜间则在两三位弟兄协助之下印制《守望台》杂志。当局决心要探知我们的印刷安排究竟是怎样的，但凭着耶和华的帮助，我们仍能够准时提供我们称之为粮食的圣经书刊。

要印制足够的杂志需要大量纸张。要获得这么大的数量并不容易。因为如果我们经常购入大批纸张，就必然会引起当局的注意。所以我们便委托若干位见证人分别购买小量纸张，将其带到圣经研究班那里，然后收集起来带到印制杂志的地方。另一些见证人则负责将印好的杂志分发出去。

由于政府官员怀疑我与印刷书刊的活动有关，他们便严密地监视我。1965年年底，我留意到他们比平时跟踪得我更紧。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密谋对策。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在一天清晨突然下手。

险遭不测

那天是入冬的一个清晨，当时曙光未露、寒风刺骨，我正抖起精神步行上班。我在途中留意到树丛里有四个人。他们转过街角，沿着小径朝着我的方向走来。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认出他们是政府官员。我该怎么办呢？

当时积雪很厚，但人们将雪铲开，堆在两旁，只留下一条狭窄的小径给人行走。所以我只好低着头继续向前行。我双眼紧望着地面，低声作了一个简短的祷告。那四个男子正越来越接近我，他们会认得我吗？我们在狭窄的小径上擦身而过，我简直无法相信当时所发生的事。我继续急步疾行。其中一个人突然喊道：“嗐！就是他。快停下来！”

我于是拔足飞奔，转过街角，跳过邻居的篱笆，进入自己的后园，冲入屋内锁上门。我喘着气喊道：“人人都立即起床！他们来捉我了。”

玛格丽特迅速下楼，守着大门；我则冲下地窖，把炉里的火拨旺，将手头的会众档案全部扔进炉里焚毁。

“快开门！”官员喝道。“快开门！我们是检察官派来的。”

玛格丽特不理会他们，让我有足够时间把所有文件烧毁。之后我便到玛格丽特那里，并点头示意她开门。那些男子冲进来。

“你为什么要逃跑？”他们问道。

不久，有更多官员陆续抵达，他们将整幢房子都搜查过。当时令我最担心的是那藏有印刷机和4万张纸的密室。幸好他们并没有发现密室的隐蔽入口。虽然他们盘问我达数小时之久，耶和华却帮助我保持镇静。这次经历使我们与仁爱的天父更亲近，并且强化我们忍受艰辛。

身在狱中，却享有自由

1960年代后期，我接获通知要服役。由于我不愿参与良心所不容许的活动，我被迫在劳工营里逗留了七个月。在柏林东南部的哥巴斯营房内共有15名见证人，全都由于紧守基督徒的立场而被拘禁。（以赛亚书2:2-4；约翰福音17:16）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而且工作相当吃力。我们在清晨4时15分起床，然后被送到营外铺设铁路路轨。然而，我们在系狱期间却有许多机会向别人谈论耶和华的王国。

例如，有两位占卜者与我们一起在哥巴斯被囚。有一天，我听说其中较年轻的一个很想跟我谈谈。他究竟想要什么？他向我倾吐自己的心事。原来他的外祖母是个占卜者，他读过外祖母的书之后也养成了类似的能力。这个男子虽然很渴望摆脱控制他的邪恶势力，却害怕受到报复。他禁不住哭了又哭。但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们的交谈中，他透露当他与耶和华见证人一起时，他那预知未来的能力就大不如前。我向他解释有两种灵体存在，一种是坏的，即鬼灵；一种是好的，即公义的天使。我举出古代以弗所人成为基督徒的经过为例，强调他必须抛弃所有跟占卜或其他任何通灵术有关的物品。（使徒行传19:17-20）我告诉他说：“然后要与见证人取得联络。事实上，到处都有见证人。”

这个青年几日后便获释离去，之后我再没有他的消息了。这个男子虽渴望获得自由，却大受威胁而得不着安慰。他的经历使我更深爱耶和华。我们15个见证人均为了紧守信仰而被拘禁在营里，但我们在灵性上却是自由的。在另一方面，那个青年人虽已不受牢狱拘禁，却仍受着那控制他的“神”所奴役。（哥林多后书4:4）所以，我们见证人应当多么珍惜我们所享的属灵自由！

儿女面对考验

不但成年人必须紧守他们那基于圣经的信念，年轻人也不例外。他们受到压力要在学校和工作地方妥协。我们四个儿女都不得不表明立场，紧守自己的信仰。

每逢星期一，学校会举行含有拜偶像意味的仪式。孩子们会列队站在校园内，唱过国歌之后便在旗帜升起之际向之致台尔曼式敬礼。台尔曼是个德国共产党员，在1944年遭纳粹警卫队所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尔曼成了东德的英雄。由于我们怀有基于圣经的信仰，惟独向耶和华上帝作神圣服务，我和内子遂吩咐儿女在举行仪式时尊敬地站立，但却不作出敬礼。

学校也教学生唱共产歌曲。我和玛格丽特向校方解释何以我们的儿女不会唱这类政治歌曲；可是我们指出，他们乐意学习唱其他种类的歌曲。由于这缘故，我们的儿女从小便学会保持坚定及与同辈保持分离。

1970年代晚期，我们的大女儿打算在一间办公室里作见习员。可是，雇主要求每个学徒接受为期14天的防卫训练。由于莲纳蒂的良心不容许她参与这项训练，她采取果敢的立场拒绝如此行。最后她获准豁免而无需接受这项训练。

在见习期间，莲纳蒂需要上一个课程，而课程规定她要接受防卫训练。老师说：“训练进行时，你也要在场。”他没有理会莲纳蒂的反对。但他答应说：“你不用参加，只要负责照料茶点便行了。”

当晚，我们整家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莲纳蒂即使没有直接参与训练，但出席练习课程也是不对的。她受到这项讨论所强化，同时借着恳切祷告，她没有向压力屈膝。看见我们的年轻女儿能够采取坚定立场紧守公义的原则，实在令我们大为鼓舞。

增加公开传道活动

1970年代后期，我们在工作上所受的反对缓和下来，我们开始从西德获得不少基督教刊物。虽然这项工作相当危险，果敢的弟兄们仍自告奋勇参与其事。我们十分体会能够获得更多书刊供应，同时很感激负责的弟兄们所作的努力。在工作受禁制的初期，我们受到猛烈的逼迫；在那段日子，从事逐户传道活动确实是一项挑战。事实上，由于害怕受到当局处分，有些人对这件工作望而却步。但随着时间过去，我们的公开传道工作有戏剧性的增加。在1960年代，只有百分之25的王国宣扬者经常参与逐户传道。可是到1980年代，经常参与这种形式的服事职务的人激增至百分之66！到那个时候，当局已较少留意我们的公开传道活动了。

有一次，一位弟兄带同他的年幼女儿一起与我从事服事职务。一位与我们交谈的年长妇人看见小女孩在场而倍感亲切，于是邀请我们进入屋内。她很赏识我们所论及的圣经话题，并且同意让我们回去探访她。后来我将这个回访交给内子，她很快便与妇人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尽管这妇人年事已高，健康也欠佳，她后来也成为我们的姊妹，至今仍在耶和华的工作上保持活跃。

为行将临到的自由作出调整

耶和华预先装备我们去适应享有较大自由的日子。举例说：在禁令获解除之前不久，我们接获通知要改变我们在聚会所里互相称呼的方式。在此之前，我们曾为了安全理由而仅以名字相称。许多信徒同工虽然认识了多年，也仍未知道对方姓什么。可是，为了准备迎接更多感兴趣人士前来参加聚会，社方鼓励我们以姓氏相称。有些人觉得这样行似乎不够亲切，但那些听从劝告的人却在后来我们获得自由时较易作出调整。

社方也鼓励我们在聚会开始时唱诗。这样，我们遂逐步习惯其他地方的会众所跟从的聚会程序。另一项调整是出席研究班的人数。在1950年代，研究班的人数由四个增至八个，后来增至10个，最后更增至12个。此外我们也作了一项审查，务求每群会众的聚会地点均适中而方便大部分见证人。

有时我们在事后才看出社方所提议的某项调整的确明智。耶和华屡次表明他是一位深具智慧、仁爱体贴的父亲！他逐步引导我们与他在地上的组织的其余部分协调一致。这使我们越来越体会到自己隶属于他百姓的普世弟兄团体。的确，在过去将近40年间，在东德的传道工作受到严厉禁制的情况下，耶和华上帝一直仁爱地保护他的百姓。如今我们能够享有合法的地位了，这令我们何等鼓舞！

今日，在前东德境内总共有2万2000多名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乃是耶和华上帝予人明智指引和仁爱照顾的一项明证。他在我们的工作受禁制的多年期间给我们的支持充分表明，他有能力控制任何情势。不论人以哪种形式的武器攻击他的百姓，均绝不会成功。耶和华的确始终如一地悉心照顾那些全心信赖他的人。（以赛亚书54:17；耶利米书17:7,8）——霍斯特·施莱斯纳君自述。

［第31页的图片］

霍斯特和玛格丽特·施莱斯纳在东柏林社方的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