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在沙漠的监狱里扶持我

以赛亚·吾维自述

我既没有受审，也没有犯罪；然而，我却被判在一个位于非洲中部酷热的撒哈拉沙漠上的监狱里服苦役。更糟的是，没有任何朋友知道我的下落。这事发生于八年多前，即1984年夏天，让我来诉说一下何以我会落入这么悲惨的境地。

1958年，我当时只有12岁；我的哥哥已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但双亲仍继续信奉我们尼日利亚阿比亚省的许多部落神祇。

1968年，我加入了比亚夫拉的军队。当我在战壕里时，我想起耶和华见证人所紧守的中立立场。于是我向上帝祷告求助。我答应如果他使我幸免于难，我便会成为他手下的见证人。

战乱平息之后，我迅速实践自己的承诺。我在1970年7月受了浸，随即以先驱身分加入全时的服事职务。后来我被任命在基督徒会众里作长老。不久之后，我从尼日利亚的分社办事处接获邀请，前往邻近的一个国家从事海外传道服务。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在该国的工作仍未取得合法认可。我欣然接受邀请。1975年1月，我手执护照前往目的地。

被捕

1978年，我奉派探访全国各地的见证人。由于他们的数目不多，我要长途跋涉才能探访一切有会众成立的城市和有感兴趣人士的地区。我时常在关卡检查站受到警察盘问。有两次，我被拘留了四天，警方就我们的工作详细盘问我。

后来在1984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正准备出发传道，一位友善的官员通知我们，警察正在搜捕耶和华见证人。一星期之后，来自多哥的迪雅格利·哥菲维和我一起被捕。我们被带往警察总部，警察命令我们将市内所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名单交出来，他们说：“除非你们交出名单，否则我们绝不会释放你们。”

我回答说：“你们是警察，你们的任务是要找着你们所要的人。我并不是你们的线民。”我们争辩了大约30分钟，警察恐吓要鞭打我们。然而，我们仍坚决不肯将基督徒弟兄的名字供出来。他们于是决定把我所储存的大量圣经参考书全部充公。

监禁期间

迪雅格利和我于是将书搬到警察局去。不料我们在卸下书籍时，有一张纸从我的大型圣经里滑落。这是一份区务大会秩序表，其上印有国内所有基督徒长老的名字。我急忙拾起纸来，塞进自己的口袋里。可是一名警察看见我的动作，便命令我将纸片交出来。当时我感到忧心如焚。

警察将纸片放在房间的一张桌上。当我将第二批书搬进房间时，我走到桌前，将纸片拿起来塞进口袋里，然后说自己想上厕所。于是一名警察便陪我到厕所去。我进入厕所后，立即关上门，将纸片撕碎，放进马桶内冲走。

警察获悉事实之后暴跳如雷，但他们不敢采取什么行动，因为恐怕上司会责怪他们粗心大意，竟让我有机会将纸片毁去。我们被监禁了17日之后，一位警官吩咐我们收拾好自己的物品，因为我们将会被迁到其他地方去。我们于是将一些衣物放进一个塑胶袋里，我在袋的底部放置了一本由访者偷运给我们的袖珍型圣经。

我们有机会通知其他见证人我们会搬迁，但却不知道我们会迁往何处。次日（1984年7月4日）清晨，警官叫醒我们，搜过我们的身体之后，叫我们将袋里的衣物拿出来放在手臂上，但在我准备将最后一件衬衣拿出来时，他改变主意，说我可以将衣服放回袋里，因此袋里的圣经并没有被人发现。

沙漠监狱

警察驾车将我们送到机场，我们在那里登上一架军机。几小时后，我们抵达一个约有2000人的市镇，附近设有一所监狱。这个市镇距离最近的城镇约650公里。我们下机后便被解往监狱，警官将我们交给监狱长。没有任何家人或朋友知道我们被解到什么地方。

我们被带往的城镇位于撒哈拉的一个绿洲。这里灌木丛生，其间也有几棵树。建筑物的外墙是用干泥筑成的。从地面挖掘约一米至一米半的深度，便可以取得水。然而，当地一位31岁的土著告诉我们，他一生只见过一次下雨！这个地区极度炎热，一位囚犯告诉我们，有一次监房内的温度竟高达摄氏60度！这里不断有强风吹袭，刮起的尘沙可以刺痛皮肤及使眼睛受损。

任何来到这地方的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正被囚禁在国家最严厉的惩罚中心。监狱有高墙围绕，可以挡住大风和猛烈的阳光至若干程度。这里其实无需有墙来防止囚犯外逃，因为这里根本无处可逃。在绿洲以外寸草不生，连一棵树也没有，因此逃狱的人无法找到任何荫凉之处。

我们进入监房前，监狱长先搜查一番，他吩咐我们从袋里拿出所有东西来。我于是将衣物逐件取出，到最后只剩下覆盖着圣经的衬衣时，我把袋递给他看，说：“这就是他们容许我带走的所有衣物了。”他感到满意，于是吩咐我们到监狱的院子里去。这本圣经是我们所拥有的惟一书刊。

狱中生涯

狱中总共有大约34名囚犯。他们乃是国内最声名狼藉和最危险的罪犯。许多更是被视为无可救药的杀人犯。所有囚犯都睡在两个大监房里，由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隔开。厕所内有一个无盖的马桶。虽然每天早上都有囚犯负责清倒马桶，但看来沙漠里的所有苍蝇都喜欢来到这里品尝桶中的污物。

玉蜀黍是我们惟一的食物，一位囚犯负责将其磨碎，煮熟，然后舀在碟子里，分别放在每个囚犯的垫褥上。食物并没有用罩盖住。因此我们工作回来时，每碟食物都布满数以百计的苍蝇。我们一拿起碟子，苍蝇便嗡嗡作响、四散飞扬。我们在头两天不敢吃任何食物；直至第三日，我们只好先将苍蝇赶走，将玉蜀黍糊表面干了的皮除去，然后才将食物吃下去，我们惟有祷告祈求耶和华保护我们的健康。

我们在烈日下工作，将旧监狱的围墙拆掉另建新的围墙。这是一件极艰辛的任务。我们从早上六时开始工作，直至中午，其间并没有小休；我们在午间吃过一点食物之后又再工作，直至下午六时。我们没有任何休息的日子。我们不但要忍受酷热所煎熬，也要抵受冬天的严寒，此外还要忍受残暴守卫的虐待。

在灵性上保持坚强

迪雅格利和我在暗中阅读圣经，然后彼此谈论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我们无法公开阅读，否则我们的圣经便会被充公，而我们也要受罚。我与一个囚犯开始研读圣经；他有一盏煤油灯，并且愿意与我共用。我很多时在凌晨一两点钟起床，一直读圣经至大约五点钟。借着这个办法，我得以将整本圣经读完。

我们向其他囚犯传道，其中一人曾向监狱长告发我们。但出乎意料的是，监狱长竟将一本《儆醒！》杂志交给他，他又将其转交给我们，我把这本杂志读完又读。借着研读和传道，我们得以在灵性上保持坚强。

跟朋友取得联络

我们在狱中不准写信，也不准寄信出外。但后来有一位对我们友善的人说，他愿意帮助我。因此，我抵达监狱大约六个星期之后，我在8月20日偷偷写了两封信，一封寄往尼日利亚大使馆，另一封则寄给见证人朋友。我将信埋在沙里，用一块大石头作记号。后来我的朋友到那里将信掘出来。

信寄出之后，过了几个星期仍全无音信，我渐渐感到绝望。但信确实已寄出了。当时我们的见证人同工正尽力设法替我们上诉。尼日利亚的外交部也关注这件事，于是向当地政府查询何以我被囚禁在这样的监狱里。

与此同时，在1984年11月15日早上，我们被带去从事一些清洁工作，守卫将我带到一间中学的厕所那里。这个厕所虽然已塞了多个星期，人们仍继续使用，所以其中满了粪便。守卫们说我的工作便是要清理这个地方，但惟一的工具便是我自己的双手。在我正纳罕如何着手处理这些令人作呕的工作之际，监狱长走过来对我说，该区的主任要见我。

我走到主任的办公室时，他告诉我他最近曾跟该国的总统谈过，后者已获悉我的苦情。总统说只要我供出国内耶和华见证人的名字，我便会立刻获得释放，乘搭下一班飞机离开本地。我再一次说，如果他们想找着耶和华见证人，应该由警察去办才对，主任说我应当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提议才对。他给我四五天的时间去想清楚。之后我便离开办公室。值得庆幸的是，守卫将我带回监狱而非回到学校的厕所去！

五日之后，主任召见我，询问我作了什么决定。我指出我入狱的惟一理由便是我为真神作见证，我并没有犯过什么罪。我解释我拥有合法的护照及居留权；我的所有证件都正确无误。不论我到那个城市，我总是先向警察查询清楚，以确定自己办妥一切手续。既然我并没有犯法，我问他说：“我为何要受罚呢？如果贵国不欢迎我，为何不将我驱逐出境呢？何以我要被关在这里？”

我解释了大约15分钟之后，主任叫我将刚才所说的话写下来，他会将我所写的供词呈交给总统。我接过纸来，一共写了四页。

终于获释！

此后，我没有接到任何音信，直至1985年1月，即我入狱大约七个月之后，事情才有转机。有一天，监狱长前来问我是否曾写信给尼日利亚大使馆，我答道：“不错。”

他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先通知我？”

我指出事情根本与他无干，但我却向他保证，我绝没有在信里说他坏话，因为我入狱并不是他促成的。我说：“甚至我母亲也不知道我的下落。”接着，他想探知我是用什么方法将信寄出的，但我拒绝透露。

翌日，守卫预备了一辆轻型越野车，然后通知我当局要把迪雅格利和我迁往另一个地方。我们被带到监狱外面，脱去衣服搜身，但我已在较早前将圣经送给那名跟我学习圣经的囚犯，因为我知道守卫们若发现，就必定会将这本书没收。那名囚犯告诉我，他一旦获释，便会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我们祷告祈求他能得偿所愿。

不久之后，我被驱逐出境，返回尼日利亚去，然后在1985年2月，我再次在该国以环务监督的身分恢复我的服事职务。自1990年以来，我更以区务监督的身分在尼日利亚工作。迪雅格利则在象牙海岸继续以见证人的身分忠心地为上帝服务。

我从这次经历亲自体验到，耶和华上帝甚至能够在最严峻的压力下扶持我们。我们在狱中曾多次看出他那大能的手在保护我们。我们得以从狱中获释使我更深深体会到，耶和华不但知道他仆人在什么地方，及有什么遭遇，他也知道怎样搭救他们脱离试炼。——彼得后书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