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
威利·迪尔君自述
“你为什么想到伯特利去？”1931年的春天，我告诉家父我打算从事伯特利的服务，他便这样问我。我的双亲住在萨尔，认识真理已大约有十年，他们为自己的三个男孩子立下优良的榜样。真理是他们一生的首务，我也希望同样行。
可是，我的双亲是怎样认识耶和华和他的神圣旨意的呢？由于他们对各主流宗教深感不满，他们很久以来一直寻找真理。他们查考过许多不同的教会和教派，但发觉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有一天，他们发现门外有一张单张，宣传一个以图画和电影形式讲论有关上帝旨意的演讲，讲题是《创世影剧》。因为家父在影剧放映的时候要上班，他便鼓励母亲去看。他说：“也许这值得你一看。”母亲看过影剧之后大感兴奋，对我们说：“我终于找到真理了！明晚你最好亲自去看看。这的确是我们一直在找寻的真理。”当时是1921年。
我的双亲是受灵所膏的基督徒，两人都至死保持忠心。家父曾被纳粹政府屡次监禁，最后在1944年去世。家母则在1970年逝世；在纳粹统治期间，她也被监禁了一段很长的时期。
双亲表现堪作模范的热心
双亲去世之前在外勤服务上非常活跃。从1922至1928年，每年的大会均通过一项决议，母亲在分发这些决议方面特别热心。一份题名为《对教士牧师们的指控》的决议在1924年通过，其中含有对教士所提出的猛烈抨击。分发这份决议需要有勇气才行。传道员要在清晨四时出发，将单张放在别人的门下。虽然当时我只有12岁，双亲也让我参与其事。我们时常在清早五时出发，骑三至四小时的脚踏车前往僻远的地区，然后将脚踏车藏在树丛里，而我便负责看守脚踏车，让其他人可以到村庄里工作。下午我们骑脚踏车回家，晚上则步行一小时前往参加聚会。
后来，有另一个比我年幼的孩子负责看守脚踏车，我则跟其他传道员到地区里传道。可是，没有人想到给我任何训练。他们只是吩咐我到某条街工作！我只好战战兢兢地走到第一间屋的门前，希望屋里没有人便好了。可是事与愿违，有一个男子出来应门，我吓得目瞪口呆，只知用手指着袋里的书。那男子问道：“是卢述福法官所写的吗？”我结结巴巴地回答是。他接着问道：“是我还没有的新书吗？”我肯定说：“是的，是新的。”对方说：“这样我就要一本。多少钱？”这个经验使我有勇气工作下去。
在1924年，成年人时常谈及1925年。有一次，我们探访一个圣经研究者的家庭，我听见一位弟兄问道：“如果主将我们接到天上去，我们的孩子会怎样呢？”母亲肯定地回答说：“主会知道怎样照顾他们的。”他们所谈论的话题令我大惑不解。他们的话是什么意思？1925年来到又过去了，却没有什么事发生。然而，我的双亲却绝没有在热心方面冷淡下来。
父亲的明智劝告
1931年，我终于告诉父亲我打算怎样运用自己的一生。父亲于是问我说：“你为什么想到伯特利去？”我回答说：“因为我想事奉耶和华。”他于是说：“倘若你获准到伯特利服务，你知道那里的弟兄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吗？他们都是不完美的人，都会犯错误。我恐怕这会使你灰心离开伯特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信仰。你要想清楚才好。”
他的话令我非常震惊，经过多日对事情再三衡量之后，我再次向父亲提出要申请加入伯特利。他说：“请再次告诉我你为什么想到伯特利去。”我重复说：“因为我想事奉耶和华。”于是父亲说：“我的孩子，永不要忘记这件事。如果你受到邀请，要切记你为什么 要到那里去。如果你看见什么不妥的地方，不要过度担心。即使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也不要因此就离开。要把你到伯特利的目的紧记在心：因为你要事奉耶和华！只管做好你的工作，并且全心信赖耶和华。”
1931年11月7日下午，我抵达瑞士伯恩的伯特利。我和其他三位弟兄共住一个房间，并且被派在印刷部门工作，学习使用一台细小的手操印刷机。我最先奉派印刷的书刊之一是罗马尼亚文的《守望台》杂志。
信息从天而降！
1933年，社方出版了一本称为《危机》的册子，内容包括卢述福弟兄在美国电台发表的三个演讲。一天早上，分社仆人夏巴克弟兄向伯特利家庭宣布，这本册子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分发出去。他们会租一架小飞机在伯恩的上空飞过，将宣传这本册子的传单投下，传道员则站在街上将册子分发给公众人士。他问道：“你们这些年轻弟兄，有谁愿意坐飞机升空？请立即报名。”我报了名，后来夏巴克弟兄通知我，我被选中执行这项任务。
在那个重大日子，我们将多箱传单运往机场。我独自坐在驾驶员后面，把传单堆在座位旁。我所接获的精确训示是：把传单分为一百张一叠，然后尽力把每叠传单掷出窗外的一边。若不小心，传单便会被机尾缠住而引起难题。但一切都颇顺利。弟兄们后来说，目睹‘信息从天而降’令他们大感兴奋。这件事达成了预期的效果，虽然有些人致电分社投诉他们的花坛被传单铺满，弟兄们却分发了许多册子。
感激接受每项服务特权
我每日均为伯特利服务所带来的喜乐和满足向耶和华致谢。在会众里，我奉派在每个聚会之前开放聚会所，将椅子排列整齐，并将一杯清水放在讲坛上。我将这些任务视作光荣的特权。
在伯特利，我终于有特权操作大型的平面印刷机，负责印刷波兰文的《黄金时代》（即现在的《儆醒！》）。1934年，我们开始采用留声机，而我有分协助制造这些留声机。我们逐户向人播放录下的圣经演讲；我从这件工作寻得很大喜乐。许多住户都对这个细小的新玩意感到好奇，许多时整家人会聚集起来聆听，但却慢慢逐一离去。最后整家人都走了，于是我便到另一家去。
在战事期间保持活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的家乡萨尔从德国分开，受国际联盟托管。因此，萨尔遂发给当地居民本土的身分证明文件。1935年，当地举行投票，让人民决定是否重新与德国合并。我趁这机会回国探望自己的家人，深知萨尔一旦归入纳粹控制之下，我就不会再有机会这样行了。事实证明确是如此。自此之后有多年的时间，我没有从父母或兄弟收到任何音讯。
瑞士虽没有直接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但随着德国逐一吞并邻近的国家，瑞士完全陷于孤立。许久以来，我们一直负责印制书刊供应整个欧洲（除了德国之外），但现在却无法再供应任何国家。当时的分社仆人泽克弟兄告诉我们，分社剩下来的经费已所余无几，因此他请我们出外工作谋生，直至事态恢复正常为止。可是，我获准留下来，负责印刷少量书刊供应当地千多名传道员之用。
伯特利家庭永不会忘记1940年7月5日这个日子。我们吃过午餐之后，突然有一辆军车驶到门前，兵士从车里跳出来，冲入伯特利，下令我们各人站住，每人均由一位武装士兵看守。我们奉令留在饭堂里，其余的士兵则搜查分社的其他部分。原来官方怀疑我们怂恿人不服兵役，但他们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在战争期间，我在图恩和弗鲁蒂根两地作组务仆人。这意味到我周末的时间表排得十分满。逢星期六，我吃过午餐之后，立刻骑脚踏车行50公里路前往弗鲁蒂根去，在那里主持晚间的《守望台》研究班。星期日早上，我与其他传道员一起从事外勤传道。中午过后，我前往因特拉肯主持一个会众书籍研究班，黄昏时分则到施皮茨与一个家庭主持圣经研究。然后在当天晚上，我在图恩主持《守望台》研究班。
直至深夜我才完成所有的活动，然后我带着轻松、满足的心情，哼着歌、吹着口哨回伯恩去。这时路上车辆稀疏，群山因为灯火管制而漆黑一片，四周安静宁谧，间歇有月光照耀。这些周末的活动不但使我的生活十分充实，同时也令我力量大增！
一次带来意外收获的探访
1945年秋天，诺尔弟兄探访我们。有一天，他前来工厂视察，当时我正站在轮转式印刷机旁边的梯上。他喊道：“下来！你喜欢到基列学校受训吗？”这使我大感意外。我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能够胜任，我很乐意去。”1946年春天，弗雷德·博立斯弟兄、爱丽斯·伯恩纳姊妹和我一起接获邀请。由于我在萨尔出生而没有国籍，因此必须向美都华盛顿申请特别的入境签证。
其他人均准时出发，我的申请却仍未获得答复。课程在9月4日开始，但当时我仍身在瑞士，所以不禁觉得事情已没有希望。就在这时候，美国领事馆通知我签证已经抵达。于是我立刻办理手续，最后在一艘由马赛港开往纽约的运兵船上获得一个床位。这是个多么难忘的经历！亚杜斯二号 船上挤满了人。我的床位在大舱里。出海的第二日，机器房发生爆炸，使船完全停下来。乘客和船员均害怕沉船而焦虑不安。这为我打开了一个向人作见证的大好机会，向他们谈及复活的希望。
经过两天抢修之后，我们缓缓地继续前进，终于在十八日后抵达纽约。但由于码头工人罢工，我们被迫留在船上。经过多番谈判之后，我们终于获准登岸。我立刻打电报到总社解释当时自己的处境。在我通过海关和移民局之后，有一个男子上前向我说：“你是迪尔先生吗？”原来他是诺尔弟兄的一名助手，他带我立刻乘搭夜班火车前往离基列学校不远的伊萨卡去，最后在翌日清晨八时左右抵达目的地。能够得偿所愿，参加基列学校的首届国际班令我多么兴奋！
不顾艰辛保持忍耐
基列学校第八届毕业典礼于1947年2月9日举行，人人都很心急想知道自己会接获什么委派。我们会被派到什么地方工作？对我来说，‘量绳’落在社方在德国威斯巴登新近落成的印刷厂之上。（诗篇16:6）我于是回到伯恩，着手申请所需的证件。但由于德国的美国驻军只批准一些战前曾在德国居留的人入境。既然我以前没有在德国住过，我需要等候布洛克林总社的新委派。结果社方派我在瑞士从事环务工作，我全心信赖耶和华而欣然接受。在等候委派期间，有一天我应邀带领三位姊妹参观伯特利。其中一位是个先驱，名叫玛茜·梅尔。
1949年5月，我通知伯恩总部我计划与玛茜结婚，但我们希望仍然从事全时服务。分社的反应如何？除了正规先驱服务之外，没有其他工作特权。我们在1949年6月结婚，接着在比尔开始正规先驱工作。我失去发表演讲的特权。虽然环务监督推荐我们为前来出席将临大会的代表安排住宿，这项推荐却不获批准。尽管我们是先驱，许多人却将我们视作被开除的人似的，不愿跟我们打招呼。
可是，我们深知结婚绝非违反圣经的原则，因此我们在祷告中寻求庇护，全心信赖耶和华。其实，我们受到这样的对待绝不是社方的主张，仅是由于人误解了组织的指示而已。
诺尔弟兄再度来访
1951年，诺尔弟兄再度探访瑞士。他发表完一个演讲之后通知我他想跟我谈谈。我虽然有点担心，却很高兴他愿意见我。他问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委派前往社方打算在日内瓦设立的海外传道员之家服务。我们当然很高兴，虽然有点舍不得离开比尔。翌日，诺尔弟兄向我们发出进一步的邀请。由于瑞士需要额外的照顾，我们愿意重投环务工作吗？我们立刻同意，我的态度一向都是：任何委派我都愿意接受。
我们在瑞士东部从事的环务工作的确获得很大祝福。我们乘搭火车在各会众之间往来，所带的全部行李只是两个衣箱。弟兄们通常会骑脚踏车到火车站接我们，因为当日很少人有汽车。几年之后，一位弟兄捐出一辆汽车供我们使用，我们的工作遂变得较轻省一点。
意外的发展
1964年，内子和我接获邀请前往基列学校的第40届受训。这是原本为期十个月的扩大课程的最后一届。这令我们多么兴奋！当时该项课程已缩减为八个月。玛茜必须赶快学习英语才行，但她却胜任愉快。我们热切地期待委派的结果。我的态度是：‘我不介意被派往何处，只要不是在办公室里工作就行了。’
但这却正好是我所接获的委派！毕业典礼在1965年9月13日举行；在同一天，社方委任我作瑞士的分社仆人。对玛茜来说，伯特利的生活是一项崭新的经验。对我来说，这意味到重返“上帝之家”去，但不是会到我于1931至1946年间在其中服务的印刷部门，而是到办公室去。我有许多新的事物需要学习，但凭着耶和华的帮助，我得以应付过来。
回顾以往
在我从事全时服务的60年间，我一直全心信赖耶和华，正如家父所吩咐一般，而耶和华亦大大倾福与我。玛茜在我感到沮丧或感觉工作难以应付时一直予我极大的鼓励。她对耶和华怀有绝对的信心，她的确是我忠贞的良伴。
我经常为自己所享有的许多服务特权称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在图恩作分社委员会的统筹者，也曾数次以带务监督的身分探访各地。无论我接获什么委派，我总是仰赖耶和华的指引。尽管我有许多过失和短处，但我深信耶和华必定会通过基督饶恕我。但愿我能够继续取悦他，也愿他继续指引我的脚步，因为我不断仰望他，将他视为“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诗篇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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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弟兄在伯特利服务的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