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无悔

保罗·奥布里斯特自述

那是1912年，妈妈要生第五个孩子，不幸死于难产；当时我才六岁。大约两年之后，年轻的贝尔塔·魏贝尔当了我们的管家，负责照料我们的起居。第二年，爸爸跟贝尔塔结婚，我们孩子都非常高兴，因为从此我们又有妈妈了。

当时，我们住在瑞士说德语地区的一个小镇——布鲁格镇。贝尔塔是个真正具有基督精神的人，我很喜欢她。她在1908年开始研读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书刊，而且还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告诉别人。

1915年，贝尔塔跟爸爸结婚之后不久，我跟贝尔塔一起去看《创世影剧》。这部由热心圣经研究者国际协会发行、结合幻灯片和电影的制作，在我的心灵和头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观众也十分赏识这部影片。布鲁格镇的礼堂里人山人海，警察不得不关上入口，制止人群继续拥进去。但许多人试图用梯子从一个打开的窗口爬进去，结果有几个人用这个方法进了礼堂。

妈妈的优良榜样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激烈进行，人们都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因此，像妈妈一样逐家逐户向人宣扬上帝王国的安慰信息，的确是一件配受尊重的工作。有时妈妈让我跟她一起去，我很高兴这样做。1918年，妈妈终于受浸，象征她献身给耶和华上帝。

爸爸一直没有干涉妈妈的崇拜，但她受浸之后，爸爸就开始反对了。有一天，他把妈妈的圣经书刊通通抛进火炉里。妈妈只及时夺回自己的圣经，但她接着做的事却令人大感意外；她上前紧抱着爸爸，一点也没有对他生气。

爸爸完全没有料到妈妈会这样做，于是怒气渐渐平息下来。可是，他仍不时大加反对，我们只好继续忍受。

就业与灵性进步

我在1924年完成了为期三年的理发学徒训练。我离开爸爸妈妈，在瑞士说法语的地区找到一份工作。于是我有机会改善说法语的能力。虽然离开家庭对我的灵性进步有点妨碍，我却从没有失去对圣经真理的热爱。六年后我搬回家里，并开始参加布鲁格镇的基督徒聚会。

不久之后，我搬到4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莱茵费尔登。我的姊姊在这儿开了一家理发店，我在她的店里工作；我参加当地一小群圣经研究者的聚会，在灵性上继续进步。有一天，周中研究圣经的聚会结束时，主持聚会的长老泽德弟兄问道：“谁打算在星期日参加外勤传道？”我表示愿意参加，满以为到时会有人跟我一起，教我怎样传道。

到了星期日，我们抵达传道地区之后，泽德弟兄说：“奥布里斯特先生做那边好了。”尽管我的心搏从来没有跳得像当时那么快，我仍鼓起勇气开始探访别人，向他们谈论上帝的王国。（使徒行传20:20）耶稣说，传道工作必须在这事物制度末日来到之前完成。从那时起，我一直锲而不舍地执行这件工作。（马太福音24:14）1934年3月4日，在我28岁那年，我以水浸礼象征自己献身给耶和华上帝。

两年后，我在瑞士说意大利语地区的卢加诺镇找到一份理发工作。虽然我只懂几句意大利语，我立即开始向人传讲好消息。第一个星期日，我在传道时分发了自己所带的20本小册子。过了一段时间，我把几个感兴趣人士集合起来，一同研读《守望台》杂志。最后这些人当中有好几个受了浸。1937年2月，我们在卢加诺成立了一群耶和华见证人的会众。

两个月之后，即1937年4月，我收到一封改变了我一生的信。社方邀请我到伯特利——耶和华见证人在当地的分社办事处——服务。我立即接受了这个邀请，而且终生也没有对这个决定感到后悔。就是这样，我开始了长达60年的全时服务。

乱世在伯特利服务

当时瑞士的伯特利设于瑞士首府伯尔尼。我们在这里印制14种语言的书刊、小册子和杂志，然后把印成的刊物运到欧洲各地去。在那些日子，我们并非时常都有车子使用；有时，我要用手推车把印成的书刊推到火车站去。我在伯特利的第一个工作委派是在排版部门服务，我们的工作是把铅字排列起来供印刷之用。不久，我被派在接待处工作；不用说，我也是伯特利家庭的理发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纳粹党发动攻势，欧洲各地人心惶惶。瑞士是个中立国家，但却位于各参战国的中心。起初，我们可以不受干预地继续从事基督徒的活动。可是到1940年7月5日，情势突然改变了。那天下午2时，我正坐在伯特利的大堂里，一个便衣警探出现，一个士兵跟着他；士兵携着步枪，枪上配有刺刀。

便衣警探厉声说：“齐歇尔在哪儿？”弗伦茨·齐歇尔是当时的分社监督，负责督导瑞士的传道工作。

我问道：“请问是谁找他呢？”他们立即抓住我，拖我走上楼梯，硬要我带他们到齐歇尔的办公室去。

他们下令伯特利家庭的所有成员，当时大约有40人，都齐集在饭堂里。他们用四支机关枪向着建筑物外面，要阻吓任何想逃走的人。大约50个士兵在建筑物内进行搜索。可是，他们却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耶和华见证人怂恿人不服兵役。虽然这样，他们仍把大批书刊充公，用五辆军用卡车运走。

由于我们拒绝让官方查检《守望台》，《守望台》被迫停止在瑞士出版。这意味着伯特利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所以社方鼓励较年轻的成员离开伯特利，转而成为先驱（从事全时传道工作的耶和华见证人）。

在战时做先驱

1940年7月，我重返瑞士卢加诺镇附近，说意大利语的地区。我入伯特利之前就住在这里。社方委派我在这个虔信天主教、但当时已深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地区做先驱。

几乎每天我都被警察截住，要我停止传道工作。有一天，我在一个花园的入口跟一名女子攀谈，便衣警探从后面抓住我，把我拉上巡逻车，然后开到卢加诺镇。在那里，他把我交给警方。警方盘问口供时，我告诉他们是耶和华上帝吩咐我们向人传道的。

官员狂妄倨傲地说：“在天上，上帝可以发号施令；在地上，发号施令的是我们！”

耶稣劝勉我们要“像蛇一样谨慎，像鸽子一样清白无邪”。（马太福音10:16）在战争期间，留心耶稣这个忠告尤其重要。因此，我把大部分书刊收藏在衬衣的内袋里。此外，为了确保不致有任何书刊跌出裤外，我穿的是束紧裤脚的灯笼裤。

过了一段时间，我接获指示，搬到恩加丁谷去。我们在这里继续跟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恩加丁谷是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东面一个景色优美的山谷。一到冬天，厚厚的雪就把这个地方覆盖起来。因此，我请家人把滑雪板寄来，方便我在这个地区来往各处。

在严寒的冬天滑雪，一双温暖的手套是不可缺少的。由于经常使用，我的手套很快就穿破了。可是有一天，我意想不到地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有一件手织的毛衣，还有一双保暖的手套。这令我感到多么欣慰！这些衣物是我以前所属的伯尔尼会众里，一位基督徒姊妹为我编织的。直到今日，每逢想起这件事，我仍对她感激万分。

许多喜乐的权利

1943年，瑞士的情况稳定下来，社方再次邀请我到伯特利服务。当时，位于100公里外的洛桑法语会众有些难题，社方于是派我经常探访这个城市，设法帮助传道员对上帝的组织养成正确的看法。

接着有一段时间，我以环务监督身分探访瑞士各地的所有法语会众。每个星期开头几天，我在伯特利工作，但星期五至星期日，我每周探访一群会众，向弟兄提出属灵的帮助。后来伯尔尼有一群法语会众在1960年成立，我就成为这群会众的主持监督；直至1970年，社方把伯特利从伯尔尼搬到目前所在——景色优美的图恩镇——我才离开这群会众。

我很高兴能在图恩镇找到一小群说意大利语的见证人，我开始跟他们一起工作。后来有一群会众建立起来，我成为这群会众的主持监督。我照料这个职责许多年，直至有较年轻的弟兄具备资格，成为监督，这个责任才交给他们照料。

对我来说，出席耶和华子民的国际大会是一个特别喜乐的权利。例如，1950年社方在纽约杨基运动场举行了令人难忘的“神治国的扩展”大会。探访美国布洛克林耶和华见证人的世界总部给我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我永远无法忘记次年韩素尔弟兄在英国伦敦“清洁的崇拜”大会中所发表的演讲；这个演讲强调耶稣的话：“我告诉你们，要是这些人默不作声，石头也会喊叫起来的。”（路加福音19:40）韩素尔弟兄问听众：“你们认为石头需要喊叫吗？”我仍记得当时听到成千上万的听众大声喊道：“不需要！”

我在1937年前往伯特利服务时，爸爸听闻我们只获得小量生活津贴，很担心地问道：“儿子呀，你年纪老了之后怎样维持生活呢？”我引用诗篇执笔者大卫的话回答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诗篇37:25）我的确亲身体验到这番话是真实的。

我多么庆幸八十多年前，贝尔塔·魏贝尔嫁给爸爸；凭着她的引导和所立的优良榜样，我得以认识耶和华和他的各种特质！虽然家里其他人都嘲笑贝尔塔，她却忠贞不二地继续事奉耶和华，直至在1983年去世为止。贝尔塔从没有对事奉耶和华上帝感到后悔。至于我，我保持独身，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出来为耶和华服务，也感到终生无悔。

［第25页的图片］

在伯特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