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個看守基督徒的獄卒

《儆醒！》雜誌駐韓國通訊員筆錄

在1930年代的後期我在漢城的監獄作獄卒。那時韓國在日本統治下。我是被派往女子監獄看守的六名韓國婦女之一;我們在六名日本女獄卒的手下工作。我完全不知道不久我便會成為一些忠心的基督徒的看守人。

在1938和1939年間，我在報上讀到日本政府拘捕了幾名國際聖經研究者（當時耶和華見證人在日本和韓國的名稱）的主管人。後來，當見證人被拘捕之後，我負責看守六名婦女，她們都是耶和華見證人的傳福音者。她們歸於我看管之下。

我在監獄的責任是教囚犯讀日文，教她們編織或做點手工，試教文盲識字，糾正她們的思想，準備釋放時成為好人。我也帶囚犯到監房外面運動。除了監管職責之外，我還負責執行監獄的規則。

人人都要下拜

監獄的規則之一便是每天早上所有囚犯（連獄卒在內）都要在獄長命令之下向東京下拜。這是日本崇拜天皇的國家儀式，也是神道教的一部分。我們韓國人都被迫參加。我後來獲悉這六名見證人婦女之所以被囚部分原因是由於她們拒絕向東下拜。她們在獄中也為了宗教理由拒絕向東下拜。

這件事被呈報到監獄當局，後者企圖說服她們下拜，但卻未能成功。她們因此受到懲罰。最後她們被扣上鐵鍊。這些鐵鍊沉重到很難提起來放在她們背上。這幾個見證人婦女每日差不多二十四小時都帶著鎖鍊。

當時我認為她們僅為了宗教理由堅持這種反抗態度以致飽受嚴懲是十分愚蠢的。許多時我試圖說服她們和我們眾人一同向東下拜免得繼續受這樣的磨折。

被她們的信心和勇氣所感動

可是我與這些女子交談愈多便愈為她們的信心所感動。她們是快樂的一群，在其他事上她們都極服從和易於應付。我對其中一位婦女特別心儀，因為這位張太太的境遇和我很相似。她和我一般曾受過高等教育，且和我一樣是個獨女。若有任何工作委派給她，她必定儘快做好。她的常識十分豐富。我特別對她表示同情，因為她結婚不久便入獄了。

無論什麼時候，我檢查這六位見證人婦女所住的監房時，總是發現這些基督徒在研讀或討論聖經。我看出這便是她們信心的來源;一本書能夠灌輸這麼大的信心實在令我大惑不解。

有一天我帶這些見證人到監房外運動時，張太太詢問我外邊有什麼新聞。我告訴她日本在菲律賓戰勝美國以及在星加坡戰勝英國等。張太太向我解釋聖經的預言，弦外之音使我領悟到她認為日本終會失敗。a 我對於她敢作這種暗示大為震驚;倘若被別的看守人聽到，她便會受到重罰，包括削減口糧在內。我嚴重地告誡她不可再對任何人說這樣的話。

幾日後當我從小窗遞送膳食入她們的監房時，張太太向我解釋更多聖經預言。她說聖經將世上一切政府描述為野獸，並預言它們均會被上帝的王國所毀滅。本來我可以離開那小窗的，可是我對她所說的話深感興趣。我可以懲罰她，但我無意如此行。我很佩服這些見證人婦女，她們的信心使她們甚至在為信仰受苦時仍然放膽向人講論聖經。

當我單獨與她們一起時，有時我解除她們的鎖鏈一會兒，但這樣行要十分小心。後來有一件難忘的事情發生了。

六名婦女中有一人病得很重。在她被判入獄時她的兒子被關進同一間監獄裡。可是他變節屈服而向東下拜。他沒有被釋放，但在獄中只做些輕鬆的工作。他的母親卻忠貞不移。她在彌留之際要求見兒子一面。我代她提出請求，結果得以從男子監獄帶她的兒子前往探視她。母子相會時我也在場。她已十分危殆，卻鼓勵兒子保持忠心。他沒有聽從，反而要求母現妥協以便放出監獄外才逝世。五天之後她死去了。兒子獲准參加獄中的喪禮。他泣不成聲，我也不禁潸然淚下。

大感失望和持久的信心

後來我決意轉換職業。我在官立女子高等學校畢業之後便成為監獄看守入，而我本來是有資格作教師的。當我仍然在學時，我曾往監獄參觀;我對獄中人的無助處境深感同情。藉著成為獄卒，我認為不但可以教導這些不幸的人而且可以予以協助。因此我遂提出申請而獲准在獄中任職。可是多年來我見過這麼多的可憐人，我發覺到所能給她們幫助的竟是這麼少。

誠然，我有時收到出獄囚犯的來信感謝我的教導，這使我十分欣慰。可是我看出自己對她們有許多無能為力的地方;從僅是人道的觀點看來，我因為無法改變事態去幫助她們而感覺失望。自從那位女性見證人死後，我發覺沒有信心來支持我，好像她的信心能夠支持她一般。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便辭去漢城監獄看守人之職。

我自己的宗教背境並不能灌輸給我這樣的信心。我的家人都是佛教徒。我以前常常跟隨母親去佛寺。可是作為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中學生，我深知母親所作的偶像崇拜僅是迷信而己，於是我一獨立自主便不再作這樣的崇拜了。

1945年日本對韓國的佔領終止了;我記得張太太以前告訴我的話，因此對聖經預言的真確大感驚異。我甚至試圖與張太太取得聯絡，可是我到監獄打聽消息時，她和其他四位婦女都已獲釋了。

大韓共和國在1948年成立，在此之前的幾年中，我忙於為美國駐軍機關工作，後來又從事其他職業。鄰近有一位基督教國的教會執事邀請我到教堂去。我依言而行。可是我立刻看出他們的偽善，於是便不再上教堂了。我那時仍然沒有真正的信心來支持我。

與忠心的見證人婦女再度取得聯絡

幾年來時常有耶和華見證人上門探訪，我有時也接受些雜誌。可是我沒有時間和他們交談及討論。直至1969年春天，有一位見證人遷到隔鄰。她開始和我談論聖經。我問她耶和華見證人是否像我所識的張太太一般，即是國際聖經研究者。她說是的。我並且從她探悉張太太已遷往仁川，於是我去仁川探訪她。

我們詳細討論關於聖經和見證人的信仰。經過長談之後我決定與耶和華見證人研究聖經。於是我安排了一個經常的聖經研究，由我的新鄰人主持。

我在聖經知識上很有進步，1969年十月我在漢城的長春體育館參加耶和華見證人的「地上和平」國際大會。在這裡我遇到其他四名因信心入獄的女子。再度與她們取得聯絡使我們大為喜樂。她們對待我好像多年不見的老友而不是以前的看守她們的獄卒。我在大會中所見的一切使我大為感動。

我繼續研究聖經和經常參加耶和華見證人王國敘會所的各種敘會。然後我作了決定;我也希望具有這些忠心的基督徒婦女一般的信心。因此我在1970年七月廿四日耶和華見證人所舉行的「善意的人」區務大會中受浸。在會中我對別人說，「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我們春中路小組在蘇地文區的工作區域包括一個小山，從那裡可以俯瞰漢城監獄。每當我和基督徒姐妹們一起在這區域傳揚上帝王國的好消息時，我均不禁憶起當年的往事。我十分慶幸得以與這些親愛的姐妹們持有同一的信仰，這種奇妙的信仰竟能支持她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渡過七年的獄中生活。

［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