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華絕不捨棄他的僕人

石井松江女士自述

將近一年的時間，我獨自被關在日本仙台一個窄小、污穢、滿是蝨子的監房裡。在整段監禁期內，我不得獲准洗澡或作淋浴。我的肌肉潰爛，飽受臭蟲齧咬。風濕病也使我痛苦不堪，甚至無法坐下或站起來。我骨瘦如柴，體重減到不及70磅（30公斤）而瀕於死亡。

為什麼我會在監獄裡？為什麼當局在1939年6月21日清晨5時差人上門把我拘捕？我究竟做了些什麼事？差不多50年前，日本正經歷艱難的時刻。讓我告訴你當時的情形怎樣，什麼環境使我入獄和我得以生還的經過。

早年的生活

1909年，我出生於日本吳市，它距離廣島只有16哩（25公里）。父母經營一家米店兼和服店。我9歲時，當地受到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侵襲，載著屍體的棺材不久就堆滿了火葬場。我和姊姊都染上這病，她在一週之後死去。由於她突然去世，我開始納罕：「人為什麼會死？人死後有什麼遭遇？」

我的父親是個熱心的佛教徒。為了找尋答案，我探訪各個佛教寺院，問那裡的僧侶：「人為什麼會死？」

僧侶們的回答是：「你不必這樣胡思亂想，你若繼續依賴佛祖和誦念真言，就必定會進入涅槃和極樂世界。」

我到17歲才獲知有一本書名叫聖經。我得到一本，但卻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後來我開始參加吳市的「基督」教會，從那裡獲悉人的死亡乃是亞當犯罪的結果。我覺得這話頗有道理，於是成為一位熱心的教會分子。

那時候在農村小鎮時常有人發表意見說：「耶穌教（基督教）必定會毀了這國。」由於我是當地第一個熱心的「基督徒」，鎮上的人指責我為鎮邑帶來恥辱，幾乎要逐我出境。父母對我十分不悅。

認識聖經真理

父親極力要使我放棄信仰，於是安排把我嫁給一位素不相識的熱心佛教徒，石井治三。他的兄長是一間佛寺的住持。父親說治三雖然不是基督徒，卻會體諒我的信仰。於是我在19歲就和作裁縫的石井治三結了婚，婚後遷往大阪居住。但治三和我父親所說的正相反，他不許我上教堂。

在大阪東上町，我們住宅後面的房子有個牌子寫著：「國際聖經研究者協會」。我認為這必然是個基督教團體，於是前往探訪。

「你相信主會復臨嗎？」我問那出來應門的青年。

「基督在1914年已經復臨了，」他回答。

我大感驚奇，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事。「你讀讀這本書吧，」他說，遞給我一本《上帝的豎琴》。

為了不讓丈夫看見，我把書藏在一個裝炭的草袋裡，在方便的時候閱讀。書中內容使我感到有如暮鼓晨鐘——得以上天堂的只有14萬4,000人；耶穌不是三位一體的一部分，而是全能上帝耶和華的獨生子；我們正生活在世界末期；奪去我姊姊性命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乃是聖經預言的應驗。我確信這正是我找尋已久的真理。

終於，丈夫發現了我在讀一本基督教的書。可是，我採取堅定的立場去緊守自己的信仰，這使他不禁納罕書中是否含有十分重要的信息，於是親自閱讀《上帝的豎琴》。我在次年受浸，時為1929年3月23日；不久之後，我丈夫也受了浸。

成為派書者

我們決定不再經營裁縫店，於是把僱員辭退。我們滿心喜樂地開始在大阪從事逐戶傳道活動。1929年9月，我成為日本第二位派書者（當時全時傳道員的名稱），丈夫後來也加入派書者的行列。我們一起走遍日本四分之三的地區向人傳道，包括大阪、京都、名古屋、東京、仙台、札幌、岡山和四國島等。我們在每個城市逗留六個月左右，租一層樓宇居住，集中精神分派書刊。

我們所用的是當時已出版的日文書刊，例如《上帝的豎琴》、《拯救》、《創造》、《和解》、《政府》以及《黃金時代》（現在的《儆醒！》）和《守望台》雜誌。作為派書者，我們每月要用180小時從事逐戶傳道工作。我們雖在體力上筋疲力竭，從服務所得的喜樂卻極大。

日本的派書者在當時是沒有生活津貼的，他們可以獲得書刊捐款的半數作為生活費用。我們的生活相當艱苦。一位派書者同工死於痢疾。我在服侍病人時也染上這病而要入院留醫。在名古屋工作時，隔鄰發生火警。我們從二樓匆匆跑下，只穿著隨身衣服，幸而逃出生天。我們僅有的東西和打算分派的書籍都已付諸一炬，遂變成一貧如洗。

當我們在大阪工作時，我的丈夫多日發高燒，診斷的結果是患了肺結核。當時，結核病通常是致命的。我們認為死亡若是無可避免，不如前往最北的大島北海道，到從未有過人傳道的札幌市工作。

我們在1930年9月遷往北海道，我以為丈夫會在那裡去世。可是當地的空氣清新，牛奶和馬鈴薯的價錢不貴，我丈夫的健康竟日有起色。耶和華絕沒有捨棄我們，並且使我們在傳道工作上獲得極大的喜樂。

我們初次在仙台工作時，東北帝國大學校長井上先生同意接見我。他接受了我帶去的幾本書籍，在我告別時相送到大門口。我在逐戶傳道時也遇見一位著名文學家，土井晚翠，他曾把荷馬的史詩《伊里亞特》和《奧德賽》翻譯成日文。他接受了《創造》一書。

在接受我們信息的人當中，最富於體會的包括石森的三浦一家。這家人的主婦荻乃前來我們在仙台的住所探訪我們，當時她年僅17歲。我們花了一個晚上討論聖經之後，她確信我們擁有真理。他們一家不久就遷往東京，荻乃和她的丈夫勝夫在東京成為派書者。勝夫在去世之日仍是個忠心的見證人，荻乃到現今仍然忠心地事奉上帝。他們的兒子三浦勉在守望台社的日本分社作翻譯員已有多年之久。

臨時的伯特利服務

在1930年代，我們夫婦每年都在東京荻窪區的伯特利之家服務幾個月。那時候大約有20人在伯特利工作。兩台嘈吵的印刷機在印製《黃金時代》，我和治三則在製衣部服務。派書者們在換季時把破衣送往伯特利。我們把破衣洗好、縫好、熨好，然後送回給他們。我們甚至為派書者們縫製新衣。工作做妥之後，我們就回到派書者的工作崗位。

我在伯特利之家的珍貴記憶之一與一個大會有關，那是1931年在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斯市召開的歷史性大會。一位弟兄裝配了一台短波無線電收音機去接收外國廣播。我們整日整夜地轉動針盤，試圖收聽大會的節目。在午夜時分，守望台社社長盧述福(J. F. Rutherford)的聲音清晰可聞。一位弟兄立刻開始傳譯。我們聽見採納「耶和華見證人」這個新名字的決議和如雷的掌聲。我們在遠處的日本伯特利之家也大聲歡呼，與美國的弟兄相和。幾分鐘之後，收音機失靈，我們再也聽不到什麼了。但耶和華讓我們有機會參與這個歷史性的剎那。

不顧反對，繼續作見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普世大蕭條時代，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之風橫掃日本。天皇被視為活的神，他轄下的所有公民都要對他效忠。但我們卻告訴人說：「上帝只有一位。」

「你說天皇不是神嗎？」他們會反問。

「上帝的王國會為我們帶來美好的前途，」我們解釋說。

「你們竟想接受天皇以外的統治嗎？」他們會問道。不論我們說什麼，我們的話總會被歪曲，我們也被人稱為賣國賊。當局加強檢查我們的書刊，便衣警探跟蹤我們的頻度也大為增加。

通常我們每年舉行一次公眾演講。雖然那時東京只有20位見證人，但卻有500人左右參加題名為「基督教文明的沒落」的演講。演講在東京的淀橋大會堂舉行。當時有多個警察在講壇四周監視講者，講者若說出警察認為不滿的話，就有「講者住口！」的聲音響起。這時講者便會機巧地述說經文並將之讀出來。既然聖經沒有被禁，他的演講遂獲准繼續下去。

拘捕和入獄

我們從事派書者的工作差不多十年之後，日本開始大規模拘捕耶和華見證人。在1939年6月21日那個不幸的早晨，我被帶往石卷警察局，投入黑暗的拘留所內，那裡污穢到有一條條的煤煙從天花板垂下來。不久我被轉送到仙台，受到單獨監禁。我的丈夫也被捕，我和他失去聯絡，直至戰後才重逢。

我留在污穢的監房裡將近一年，差不多死去。後來，我獲知就在那時候，當局審訊日本分社監督明石順三。最後對我的審訊開始了。「把聖經摔在地上，踐踏它，」惡聲惡氣的審訊者吩咐說。然後他給我看明石的口供。起先我還以為那是個圈套而已。

「你相信明石嗎？」審訊者問。

我答道：「明石只是個不完美的人。只要他遵從聖經的原則，就被任用作上帝的僕人。但既然他在聲明裡已經偏離了聖經，他就不再是我的弟兄了。」很不幸，明石竟確實捨棄了真理。

最後，我被判入獄，關在仙台的女子監房裡，再度被單獨監禁。膳食雖有供應，卻十分粗淡。每晨只有30分鐘可以在女獄警監管之下出外散步。有一次女獄警對我說：「如果時勢較好的話，你會有資格教導我們。但既然現在時勢不好，請耐心等候好了。」她的話使我大受鼓舞。

就在那時，日本對美國宣戰，這遂成為世事的焦點。1944年尾，我被拘禁了四年半之後終於獲得釋放。1945年8月，原子彈投擲在廣島和長崎之上，日本戰敗了。

從黑暗進入光明

我們夫婦在戰後的一片混亂中回到吳市，開設裁縫店以謀生計。舊時友伴已經星散，我們和朋友失去了聯絡。可是，在戰後四年左右，我們聽說有些海外傳道員從美國派來，在日本再度恢復宣揚王國工作。

我的丈夫帶著我們在戰後收養的6歲兒子，參加戰後的第一個大會。大會在神戶市的垂水區舉行，日期從1949年12月底至1950年的新年為止。自1939年以來，王國工作在日本經歷過一段『黑暗時代』，但我們終於踏進光明了！

1951年，我們聽說當時的守望台社社長諾爾已定了日期探訪日本，但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日子。1951年4月27日，我們正在縫製衣服直至午夜的當兒。聽到電台的新聞報告說：「守望台社社長諾爾先生將探訪日本，並在共立大禮堂發表演講。」我次日就乘搭火車前往560哩（900公里）以外的東京。當時東京正陷於戰後一片混亂和貧乏之中。4月29日，我坐在禮堂裡聆聽諾爾弟兄的演講。

令我大感振奮的是，我聽到宣布說，《守望台》雜誌的日文版在戰後首次發行。我帶著新出版的1951年5月1日刊回家。我還記得那時感到這輩子從未試過的那般快樂。我想道：「在日本的工作正式再度恢復了。正如預言所說，耶和華的工作將會增加千倍。」

自那時起，我們又享到與耶和華組織緊密聯絡的喜樂。1951年8月，湯普森(Adrian Thompson)弟兄首次以環務監督的身分探訪我們。所有聚會開始恢復，在日本有兩位特別先驅弟兄奉派到吳市。小組逐漸增長，我的丈夫成為組務僕人。

戰前在日本的130多位見證人又如何？前任分社監督明石順三的壞榜樣對許多人產生了傷害的影響。有一小撮人跟從他，其他的則四散各方，有些顯然在迫害之下死去。只有十餘人在耶和華的工作上依然活躍，有幾個人仍然享有頗佳的健康而熱心工作。

我恢復健康之後有幾年時間從事經常先驅工作。我的丈夫在71歲時大量吐血，立刻被送往醫院。值得慶幸的是，醫生們尊重他拒絕接受輸血的意願。他雖然有點起色，卻在六個月之後逝世。我們的養子紘三曾經作特別先驅多年，現時是一位基督徒長老。

回顧以往，在我看來，戰前那些能力和知識超卓的人在受到巨大壓力時多數已脫離上帝的組織。也許是由於他們依靠自己的能力之故。能夠保持忠心的卻是一些沒有特殊能力而藉藉無名的人。的確，我們大家都必須全心信賴耶和華。——箴言3:5。

最後，「大災難」必然會來臨。（馬太福音24:21）屆時我們所要面臨的考驗也許使以前的考驗相形見絀。忍受考驗或者不會有如想像那麼容易。可是，我們若真正依靠耶和華，真正愛他和衷心祈求他的幫助，正如他在以往從沒有捨棄我，他在將來也不會捨棄他手下努力事奉他的忠僕。——詩篇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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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給一位素未謀面的人，石井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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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爾弟兄在1951年探訪日本，在東京、名古屋和神戶（上圖）接見海外傳道員及在大會中發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