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結束——前景一片光明？
《儆醒！》雜誌駐德國通訊員報導
1987至1990年期間，亞美尼亞、中國、厄瓜多爾、伊朗、菲律賓和美國有部分地區發生里克特制6.9級或以上的地震，導致大約7萬人喪生，幾萬人受傷，數以十萬計的人無家可歸。地震造成的財物損失總達數十億美元之巨。
然而，在同一段時期內，另一場地震搖撼世界，受影響的人數遠較眾多，造成的損害遠較嚴重。這是一場政治上的『地震』，它結束了一個時代，同時改變了千百萬人的未來。
這宗萬眾矚目的事件是怎樣促成的呢？它產生了怎樣的反響？
開放與改革
1985年3月11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被提名為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蘇聯人民和大部分的世事觀察家都認為，在他的任期內，政治方面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阿爾卡季·舍甫琴柯是蘇聯外交部長的前政治顧問，他曾有五年的時間擔任聯合國副祕書長的職位。戈爾巴喬夫就職後不及一年，舍甫琴柯就作出一項很有見地的評論，他寫道：「蘇聯正走到十字路口。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非常迫切，這些問題如果在短期內不能緩和的話，蘇聯的經濟制度就難免會進一步惡化，以長遠來說，甚至會有崩潰之虞。……戈爾巴喬夫確實引進了一種新作風，……可是，他的管理能不能為蘇聯帶來一個新時代則要拭目以待。……他所面對的問題差不多是無法解決的。」
早在1971年，戈爾巴喬夫曾談到一種新政策，後來，他的職位賦予他足夠的政治影響力，把這項政策引進到蘇聯社會裡。這項政策稱為格拉斯諾斯特，意思是「開放」，它顯示到政府會增加蘇聯各種問題的透明度。這促進一個更為開放的社會，蘇聯人民和新聞界也能享有較大的言論自由。結果，開放政策容許公眾對政府和政府某些行動作出批評。
戈爾巴喬夫常用的另一個語詞就是佩雷斯特萊卡，意思是「改革」。在一篇1982年刊出的散文中，他談到農業方面「有需要作出適當的心理改革」。
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的領導人以後，他看出經濟管理也必須改革。他知道要改革經濟架構並不容易，甚或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除非政治方面也同時改革。
雖然戈爾巴喬夫積極推行開放、改革政策，但這並不意味到他要打垮共產主義。相反地，《不列顛百科全書》解釋：「他的目標是要發動一項由政府操縱的革命。他不是要削弱蘇維埃的體系，而是要加強這個體系的功效。」
這些政策放寬了某些限制，蘇聯領導層的一些分子為此感到憂慮。東方集團的一些領導人也同樣感到不安。很多領導人都意識到改組經濟架構是必須的，可是，並非所有領導人都同意政治上的改革是必須或適當的。
雖然這樣，戈爾巴喬夫卻讓他在東歐的各同盟國知道，他們可以自由實施自己的改革計劃。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警告保加利亞——實際上也是警告東方集團的其餘國家——雖然改革是必須的，可是，他們必須謹慎行事，以免削弱了共產黨的支配角色。
搖搖欲墜
隨著時間過去，蘇聯人民和東方集團的國家對於共產主義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強烈。例如，自1980年代初以來，匈牙利的一份新聞雜誌(Heti Világgazdaság)一直猛烈抨擊正統共產主義的觀點，然而，該雜誌卻避免直接批評共產黨本身。
1980年，東方集團第一個獨立的工會在波蘭成立，稱為團結工會。然而，這個工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6年，當時一群異見分子成立了維護工人權益委員會。1981年初，團結工會的成員大約有一千萬名工人。工會極力要求經濟改革和自由選舉，有時甚至舉行罷工，爭取他們的權益。波蘭政府為免蘇聯介入，於是把工會解散，然而，工會卻繼續進行地下活動。工人繼續罷工，要求政府認可，結果，在1989年，工會再次獲得法律認可。自由選舉在1989年6月舉行，不少屬於團結工會的候選人紛紛當選。同年8月，波蘭在40多年來第一個不奉行共產主義的總理上台執政。
開放和改革政策，連同共產國家所面對的種種問題，顯然正改變了整個東方集團的發展模式。
政體改革導致革命
倫敦大學的馬可·麥考利寫道，「1987年7月以前，看來一切都跟戈爾巴喬夫的心意一致。」甚至到了1988年6月，莫斯科召開第19屆共產黨會議，據報戈爾巴喬夫在黨大會上贏得「廣泛的支持，即使某些人對於戈爾巴喬夫的計劃有時表現不冷不熱的態度」。然而，在改組共產黨和蘇聯政府方面，戈爾巴喬夫顯然正面對不少障礙。
1988年，憲法上的修改容許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取代固有的最高蘇維埃，一年後，2250人在自由選舉中當選為人民代表。在這些成員中，某些分子被揀選出來，以便構成一個兩院制的立法機關，每部分由271人組成。鮑里斯·葉利欽後來成為這個立法機關的顯要成員。他迅速指出改革政策失敗，並且提倡某些他認為是必需的改革。因此，戈爾巴喬夫雖然在1988年當上總統，其實他一直想對總統一職進行改革以便鞏固總統的權力，可是，他受到的反對卻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強國在裁減軍備，以及緩和核子威脅方面出現大突破。每項協議都燃起世人的新希望，顯示世界和平是可以實現的。事實上，作家約翰·埃爾森在1989年9月指出：「對許多時事評論員來說，80年代的尾聲代表軍備競賽的結束。冷戰差不多成為過去；看來世界許多地方正逐漸獲致和平。」
柏林圍牆豎立起來約28年後，就在1989年11月9日，仍然堅固的圍牆竟然倒下而開放起來，突然間，它不再是東西方之間的象徵性藩籬。東歐各國迅速先後捨棄社會主義的統治。在《黑暗英雄東歐滅亡，1987-90年》一書裡，作者戴維·塞爾伯恩把這項發展描述為「歷史的重大革命之一：一個民主、具有濃厚反社會主義色彩的革命。即使在將來，發起這場革命的東歐人和目擊者死去了很久以後，革命產生的影響仍然會持續下去」。
這場和平的革命一旦發展至高潮，就迅速結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一個廣告牌言簡意賅地寫道：「波蘭——10年；匈牙利——10個月；東德——10週；捷克斯洛伐克——10天。充滿恐慌的一週過後，羅馬尼亞——10小時。」
冷戰結束
作家塞爾伯恩說：「東歐體制崩潰的模式異常劃一。」他補充：「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上台執政，他終止了『勃列日涅夫主義』，這件事顯然就是東歐現時情勢的催化劑。由於勃列日涅夫主義結束了，東歐各政權一旦面對大規模的動亂，蘇聯看來就只有袖手旁觀，而很難再予以實際的協助了。」
《新不列顛百科全書》把戈爾巴喬夫描述為「1989下半年和1990年期間一連串事件的首要推動者，這些事件改變了歐洲的政治架構，並且標明冷戰已告結束。」
當然，單靠戈爾巴喬夫一個人是無法結束冷戰的。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跟戈爾巴喬夫首次會面後，說：「我很喜歡戈爾巴喬夫先生。我們合作得很愉快。」這番話顯示到不久會有什麼事發生。此外，戴卓爾夫人和當時的美國總統列根私交甚篤，這有助她說服列根相信，跟戈爾巴喬夫合作是明智之舉。在《震撼世界的人物——戈爾巴喬夫的崛起》一書中，作者蓋爾·希伊總結說：「戴卓爾夫人大可感到高興，因為『在一種實質的意義上，她成為了列根－戈爾巴喬夫合作關係的教母』。」
從古至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許多時都會在適當的時候，處身適當的位置，發揮影響力改變局勢，否則歷史就可能要改寫了。
前景黯淡
幾年前，雖然東西方因冷戰快要結束而高興，可是，世界其他地方卻陰霾密布。1988年，非洲的布隆迪爆發種族暴亂，導致幾千人喪生，當時世人對這宗事件不大關注。1989年4月，來自南斯拉夫的報導指出，當地爆發自1945年以來最嚴重的種族暴亂，可是，世人也不大理會這些報導。與此同時，蘇聯人民享有較大的自由卻導致廣泛的內亂。有些共和政體甚至著手爭取獨立。
1990年8月，伊拉克軍隊入侵科威特，在12小時內佔領該國。柏林圍牆傾倒後不及一年，德國人慶祝德國統一，但當時伊拉克總統誇稱：「科威特是屬於伊拉克的，即使要苦戰1000年，我們也在所不惜。」11月，美國介入這場事件中，並且發出警告，要是伊拉克軍隊仍不撤離科威特，美國就會採取軍事行動。世界頓時再次在災難的邊緣搖搖欲墜，其實基本的爭論跟石油供應的控制權有關。
有鑑於此，冷戰結束雖然燃起了世人的希望，期待世界可以獲致和平與安全，可是，這個希望會不會在實現以前就成為泡影呢？請留意本刊下期題名為「『世界新秩序』自始就注定失敗」一文。
［第15頁的圖片］
突然間，柏林圍牆不再是東西方之間的象徵性藩籬
［第12頁的圖片鳴謝］
Gorbachev (left)and Reagan: Robert/Sip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