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我一生的目標
由萊·巴雷君（Lloyd Barry）君自述。
自幼便開始學習聖經真理的人的確是有福的。我一向對我的父親非常感激，因為從我極年幼的時候起他便虔誠地教導我認識偉大的上帝耶和華和他的王國，以及關於人和人生希望的許多真理。聖經的這種純正道理和學校裡一些用「地獄永火」的苦刑來恐嚇兒童的教士們所鼓吹的道理是多麼不同！從童年時代開始我便對聖經和《守望台》雜誌養成了深切的愛好。《守望台》雜誌在我幼小的腦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在十歲的時候我已能夠明瞭《守望台》裡的大部份內容至今我仍能夠清楚地記得早在1920年代所研讀的許多篇文章。在我以《守望台》為良伴的以往卅三年中。它為我帶來了多少對聖經的珍貴理解。
我的童年是在紐西蘭的基督堂城渡過的。在學生時代我非常用功，並且曾贏得紐西蘭各中學所爭逐的大學入學獎學金的第一名。當時我正準備成為一個原子科學家，但如今唯物和進化論的思想逐漸開始包圍我了；不久我便發現這些理論實際和教士們所倡導的地獄永火道理一樣全不合理和毫無價值。聖經開始在我的生活上揮發它的力量。雖然我繼續攻讀而取得了碩士學位，我在大學期間卻經常抽出幾乎和先驅傳道員一樣多的時間從事傳道工作，並且時常參加假期的先驅傳道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傳道活動
1939年一月，我進入澳洲分社的伯特利之家準備長期服務。當時正值戰雲密布而各處接踵發生暴民行兇的事件的時候。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一個月，我正在主持幾個連續舉行的大會，在一連三個週末我們都受到暴民的攻擊。在紐西蘭西部的梅連城，政府突然禁止我們舉行一個原訂在市政廳舉行的聚會，於是一位弟兄和我遂將一架播音車停放在市政廳之前廣播我們對這種不公平的待遇的抗議。當我講完的時候一群受天主教教士煽動的暴民將我們包圍起來，並且將車子抬起要將其推翻。但突然間有一個警察出現了，暴民們遂暫時後退一會兒。這個警官將頭伸入車窗內說，」小伙子，你們若還想要命便好趕快離開這裡了！」不知怎樣的，車前打開了一條出路，我們遂趕緊離去！
下一個周末我在紐西蘭西部里斯摩城的大會擔任主席。當我踏上講台打算介紹盧述福弟兄的錄音演講時，講堂的後部聚集了大約五百個彪形大漢。他們的數目遠超過會場內的其他聽眾。我開始講述當時天主教所採取的一些不公平的手段，他們的首領便大聲喊道，「不要講反對我的宗教的話！」我轉身向一位警官說，「請把那個人趕出去！」這位警官雖然在數天前曾逮捕了一位在街頭分派雜誌的先驅傳道員，現在卻真的把那個人趕了出去！這項行動將剩下來群龍無首的暴民鎮壓住，結果他們靜靜地聽完演講。
接著的一個週末我們在昆士蘭（Queensland）省的突溫巴城（Toowoomba）舉行大會。這次我們背著廣告牌舉行了一項大規模的遊行；當地的警察則派了人保護我們以免受暴民襲擊。當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教士們串通一氣企圖將我們趕出突溫巴的市政廳時，當地的報章將我們的抗議很公正地以整頁的篇幅登載出來。這些都是我們為真理奮鬥的日子！
1941年一月，澳洲政府下令封閉在澳洲的守望台分社。禁令頒布之後不久我由於拒絕入伍而被判六個月的監禁。這可說是一種不尋常的教育；我得以和盜賊，暴徒，兇手一類的人生活在一起而有許多機會向他們講解聖經的真理。有一天一個監犯對我說，「喂，808號，我因為殺了一個警察而被關進來，而你卻因為不肯殺人而被關進來，這豈不是一件怪事嗎？」這位被判終生監禁的犯人同時是獄中的圖書館員，他時常幫助我們在獄中的三四位弟兄有機會輪流閱讀我們所心愛的《守望台》雜誌。
出獄後的兩年間，我繼續在禁令之下從事傳道工作。警察的突襲，驚險的逃脫，在「地下」從事印刷和組織的工作，使寶貴的《守望台》真理從未中斷過——所有這些有趣的經歷真足夠寫成一部書。我們確實意識到耶和華的手如何奇妙地帶領我們！在這段時期內我有榮幸到澳洲各地旅行探訪幾乎每一個小組，目的是要和各地忠心的弟兄一同努力『做一件事』——傳揚王國的好消息。
在這段時期內我娶了一位雪梨的姑娘，一個道地的澳洲人。在過去的十八年來她一直忠心地和我一同事奉上帝。
1943年六月，澳洲的高等法院宣告政府禁止我們活動的禁令是一項「獨裁，任性和高壓的」揩施，因此將其撤消了。不久政府便正式承認我們的弟兄是傳道員。不過我們時常仍和敵人發生小爭鬥，我還清楚地記得:1945年在澳洲南部的格蘭尼城我們三個人被一群暴民圍困了好幾個鐘頭的情景。
1947年，在諾爾弟兄訪問澳洲之後不久，我被召到基列受訓。這是另一個極大的權利！我們參觀了紐約市布洛克林的總部而親眼見到耶和華的組織的活動狀況。隨後我們在基列的第十一期渡過了六個月的愉快時光——這一切使我們更加決心要繼續在世上的任何地方與新世界社會一同邁進。許多年來的海外傳道工作並沒有使我們淡忘了在基列所過的六個月；勤奮的研讀，快樂的交誼和基列那幽美寧靜的校園仍然清晰地留在我們的腦海中。畢業後我們在加利福尼亞州南部從事了一年環務工作；和那裡的弟兄共處也留下了許多愉快的回憶。
在日本從事海外傳道工作
在此之後我們被派到日本工作。在開始的幾個星期我們獲得了許多新奇的印象。從橫濱的港灣我們初次見到富士山；上岸後我們所見的則只是熙來攘往的人群，所聽見的只是木屐的一片踢踏，踢踏之聲。這真是一塊需要大量工人的田地。這是:1949年的十一月；由於在戰爭結束之後不久，當時一般人的生活非常困苦。許多城市仍是一堆殘垣廢瓦。每個人都極力想討好外國人。
我們初期的海外傳道地區是神戶；我們在那裡獲得許多愉快的經歷和遭遇許多奇異的難題。幾乎我們所探訪的每一家人都表示願意研究聖經。許多人渴望我們教導他們認識西方的文化，但是這些人中間究竟有多少真心想認識真實的上帝呢？由於言語的限制，在開始的時候我們很難知道，但是我們繼續主持許多聖經研究班，一心信賴耶和華會祝福這件工作。
因為我們是首批到達日本的海外傳道員，我們沒有人幫助我們學日本話。我們只好用不完善的課本自修，而大部份的時間均從所犯的錯誤學到正確的用法。當然我們鬧了許多言語方面的笑話，例如我們曾告訴屋主說「我是在逐家逐戶地咳嗽」而非「逐家逐戶地傳道，」說基督會「與蜘蛛」同來而非「駕雲而來」等。再者，我們時常會因為一般人對聖經的內容毫無所知而弄得啼笑皆非。例如在研究結束之後將內容複習一遍時，你問學生說，「亞伯拉罕是誰？」所得的答案是。美國的一位總統，你問「愛之神是誰？」而回答是「邱比得」！這一類的問題我們雖然時常遇到，但是當我們克服了言語和背景方面的障礙而看到與我們研讀的人當中有些逐漸在靈性上堅強起來時，我們都覺得非常快慰和高興。
我們在神戶傳道的頭一天便遇到了一些在後來成為王國宣揚者的人。我們在第一天早上遇到的兩家人都立刻開始與我們研究聖經，並且很順利地認識了真理。有一次我們談起來，他們告訴我說那天早上他們其實一個字也聽不懂我們說些什麼，可是由於我們親自踏入他們那條泥濘的小巷去探訪他們，他們覺得深為感動而接待我們。這些姊妹中有一位是個家庭主婦，如今從事先驅傳道工作已有一年了；去年我們曾在她家裡渡過幾天假期。
海外傳道的生活有令人歡樂和頹喪，興奮和失望的時候，但它卻為人帶來一種你不能從地上其他任何地方找到的滿足。我們在神戶有一間美麗的房屋，面臨著日本的內陸海。起初我們只有五名海外傳道員，後來增至十名，然後又增至十二名。1950年韓戰爆發，原來在韓國工作的海外傳道員都撤退到日本來；有上段很短的時期我們的家容納了十八個人。那是多麼愉快的一段時光！每天晚餐的時候，當各人敘述一些奇異新鮮的經歷時，屋頂幾乎被笑聲沖破。有一次一位來自英國的訪客說，「我從來未見過一個這個的家庭。在這個家庭裡每一個人都一齊說話！」這是舒散身心的一個好方法。
我們在找到一個可靠的翻譯之後便立刻舉行我們的第一個公眾聚會。那是:1950年紀念耶穌受難的聚會，參加的人數達:180之多。以後的聚會都在我們屋前寬敞的草坪上舉行，在幾個星期內每次都有一百餘人參加。當我們宣布傳道工作的時間之後，第二天早上竟有卅五個人要和十位海外傳道員一同出去傳道，於是我們只好每人帶著三、四個同伴去逐戶探訪別人。當然我們不久便發覺這些人當中有很多只是對外國人感覺興趣而已。可是當我們將整件工作檢討一下時，我們勞力的結果仍足令人極威欣慰的，許多早期在神戶與我們研究聖經的人如今已加入了先驅傳道員的行列，有一些更到基列學校受訓畢業之後回到日本和我們一同從事海外的傳道工作。當:1951年五月諾爾弟兄留宿在我們家裡時，我們看到453個人坐在我們的草坪上靜聽他的公眾演講。這使我們威覺多麼快慰！
在日本從事見證工作的早期，我們僅有的工具是日文的聖經和社方所出版的《光》一書的第二冊，以及一些從《以上帝為真實》摘錄下來的油印課程。自從:1951年起我們有了日文的《守望台》雜誌；從那時起我們開始看到真正成熟的進展。
更大的工作權利
從:1953年起我開始擔任東京的日本分社僕人的職位，因此我能夠親眼看見傳道工作在日本各島的驚人進展。這的確正如「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4:6）從1949至1955年間，傳道員的數目從8個增加到525個。可是真正的增加卻開始於1956年諾爾弟兄訪問日本之後；在1957,1958和1959三年中，傳道員的平均數目每年都增加百分之卅有餘。直到我寫這篇文章時止，日本的傳道員數目在過去的十二個月中每一個月都比上一個月有所增加，到如今我們已有了3,539名傳道員。由於一批優秀的海外傳道員和一群不斷增長成熟的日本傳道員並肩地努力工作的結果，我們今日正真正體驗到「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箴言10:22。
任何一種能夠幫助日本人更清楚體會耶和華的組織的活動都是對我們的一種喜樂！這種喜樂之一便是我們所舉行的神治大會。從西方的眼光看來我們早期在日本舉行的大會可說是很奇怪:睡在草蓆上——有時就睡在木頭的地板上——時常與許多弟兄同睡在宿舍一般的大房間裡；盤著腿坐在地板上幾個鐘頭試圖了解一個以陌生的言語而作的演講；然後一天三次，為了吸收身體所需的營養，我們再次坐在地板上一手拿看一碗飯和一些魚肉，另一隻手則拿著一雙筷子。另一次大會我們喜歡稱之為「蕃薯」大會，因為那次我們在半途用完了政府配給我們的米，於是只好在整整兩天內以蕃薯充飢。如今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日本人民不斷地擁進新世界社會裡，而基督徒的友愛將他們緊密地團結起來。現在我們的大會通常參加的人數是如此眾多以致我們不得不租用設有西式座位的大廳。不斷增加的日本傳道員已「吞沒」了外來的海外傳道員。
年復一年地過去，有時我也接獲不同的新任務，而每一個任務都帶來一些特殊的喜樂。我會永遠記得我在1952年首次訪問台灣時的情形。那裡的弟兄曾經歷過可怕的酷刑迫害；他們和新世界社會差不多斷絕往來達十三年之久，而且當時還被禁止工作。在孤立的這些年中，他們從一位獻了身的弟兄增加到二百多個傳道員。和這位在許多年來一直艱苦奮鬥的忠貞弟兄一同工作是何等愉快的事！他在監獄中所受的酷刑是如此痛苦以致他甚至祈求耶和華讓他死去以求解脫；不過他現在卻很高興他並沒有在當時死去。他的忠貞帶來了豐盛的果實，因為如今我們已看到一大群台灣的本地人認識了真理，而他們的數目已增加到二千左右。與一些曾經面對死亡的威脅而仍然緊守忠誠的弟兄們來往交談給了我極大的激勵。在我訪問台灣的許多次中，每次我都感覺我所得的裨益遠超過我所能容納的程度。在1955年我獲得一項特殊的權利；當時我們工作仍被政府禁止，但好像一個奇跡一樣，我竟能夠把社方所攝製的影片「新世界社會的活動」帶入台灣而向所有忠心的台灣弟兄放映。現在該地的政府對我們的工作已有了較佳的了解而容許我們從事傳道活動，因此台灣已脫離日本分社而自立了一個分社。
從1956年開始，我很榮幸能夠以帶務僕人的身份訪問遠東各地的弟兄。有一次我甚至有機會探視我在紐西蘭年老的雙親；我衷心感激上帝讓我有這樣的機會。為了要以全部時間事奉上帝而到他派我去的任何地方服務，我離開自己那幸福的神治家庭已有廿一年之久。我們家人之間的關係非常親密，但將我們更緊密地連繫在一起的因素是我們對王國的共同效力。可是現在紐西蘭對我說來已不再像家鄉了，澳洲亦一樣。這些年來我們已習慣於日本的海外傳道生活，與之比較起來我們對澳洲的生活方式有點「不慣」。從這次返鄉探親的經歷我真正體驗到「家」乃是耶和華在神治工作的領域中委派給我們的任何地方。
我還記得在紐西蘭當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的父親經常帶我參加《守望台》的研究班。當研究班的主持人請我誦念《守望台》的課文時，我總感覺非常的興奮。但現在當輪到我誦念日文的《守望台》時，我卻感到更大的興奮。事實上這許多年來的生活一直都充滿了令人振奮的經歷！廿一年來以全部時間從事傳道工作看來好像一日一樣，可是我們卻充滿了喜樂和一百個普通人的生活都不會經歷到的許多經驗！先驅傳道員的工作的確是一種多麼可貴的權利！誠然，你會經驗到許多「起落，」但耶和華總是非常仁慈地將我們從「頹唐」中振奮起來。願我們一同憑著耶和華通過它的愛子耶穌基督所表現的恩典永遠忠心地為他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