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布痕瓦爾德獲釋後，我找到了真理

我於1930年代在法國的格勒諾布爾長大。我的德語教師——一個法國人——是個狂熱的納粹分子，他在學校經常強調德語終有一天可以「大派用場」。然而，大部分教師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役軍人，所以他們都非常憂慮納粹黨在德國得勢。我也對這件事十分擔心，因為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戰爭行將爆發了。

194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頭，我痛失了一位我所敬愛的叔父，他在索姆河的一場猛烈戰事中喪生。我感到非常痛心，但卻因年紀太輕而未有資格在法國軍隊中服役。可是，三年之後，在德國人佔領法國期間，我有機會運用我的技能在法國的地下組織當繪圖員。我擅長於模仿別人的簽名和偽造德國人的橡皮圖章。我對於自己能夠以這種方式去打擊敵軍感到很大的滿足。當時我的朋友常對共產主義表示好感，但我覺得這不會有什麼關係。

被捕

1943年11月11日，當地的地下組織呼籲我們參與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的遊行。但法國的機動部隊封鎖了通往大戰紀念碑的橋梁的入口，他們勸我們散隊回家。我們的遊行隊伍決定轉往城內的另一個戰爭紀念碑去，可是我們卻忘記了一件事：這個紀念碑距離蓋世太保的辦事處只有很短一段路程。

我們一群人很快便被武裝兵士所包圍，他們要我們列隊面對著牆站著。兵士推拉我們時，他們發現有幾枝手槍掉在地上。由於沒有人肯承認這些手槍是他們的，兵士便僅將隊中的婦女、16歲以下的少年和孩童釋放。當時我已18歲，結果便與其他450人一同鋃鐺下獄。幾日之後，我們被解到法國北部近貢比涅的臨時集中營去。

往德國途中

1944年1月17日，我跟德國兵士首次接觸——可惜卻不是最後一次。兵士的頭盔左邊印有十字徽，右邊則有SS兩個字母（代表Schutzstaffel, 意即警衛隊）。他們將數百個囚犯聚集起來，要我們步行前往貢比涅火車站。我們實際被踢進火車廂內。單是我的車廂內便有125名囚犯。我們連續三日兩夜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體質較弱的囚犯在數小時後已不支倒地而遭人任意踐踏。兩日之後，我們抵達深入德國境內、近魏瑪的布痕瓦爾德。

經過消毒和剃去頭髮之後，我獲得一個登記號碼——41,101號——且被編為「共產恐怖分子」。我在檢疫隔離期間遇到多明我會的教士米歇爾·里奎爾，戰後他由於在巴黎聖母院大教堂講道而名聞遐邇。我跟其他幾個年紀相若的青年男子一起問他，天主何以要容許這種種可怖的暴行發生。他回答說：「你們必須經歷許多苦楚，才配上天堂去。」

日常生活

營內共有61個營房，所有囚犯都要在清晨四時三十分起床。我們赤裸上身走出營房外，很多時要將冰打碎才可以梳洗。不論健康好壞，人人都要依從同一的規矩。接著我們獲得配給的糧食——每日200至300克淡而無味的麵包，一小片人造牛油和看來有點像果醬的東西。5時30分，所有人都要聚集起來點名。我們要把夜間死去的囚犯的屍首放在背上抬出營房外。這是多麼恐怖的經驗！焚燒屍體時，煙的強烈臭味使我們不禁想起自己的同伴。我們心裡充滿憎惡、絕望和仇恨的感覺，因為深知自己大可以遭遇同一的命運。

我在建築第二分隊所做的工作是毫無目的地挖掘溝渠。我們挖掘一些兩米深的壕溝，但挖完之後立即將其仔細填好。我們從早上六時開始工作，中午有半小時休息，然後繼續工作至傍晚七時。很多時，晚間的點名彷彿永不終止似的。每逢德國軍隊在蘇聯前線嚴重失利，他們便會不斷點名直至午夜。

一群與眾不同的人

若有任何人逃獄，他們都會很易被人認出，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有參差不齊的髮型。在我們的頭髮中央或兩旁有一長條被剃或剪成很短。可是，有些囚犯卻有普通的髮型。他們是誰？後來我們的營房主管解開了我們的疑團。他說：「他們是聖經研究者。」我不禁納罕：『這些聖經研究者在集中營裡幹什麼？』他告訴我說：「他們在這裡是因為他們崇拜耶和華。」耶和華！這是我首次聽見上帝的名字。

我終於對聖經研究者有多一點認識。他們大部分是德國人，其中有些因為拒絕服從希特勒，自1930年代中期便被囚在集中營裡。他們其實隨時可以恢復自由，但他們卻拒絕屈膝。警衛隊用他們作私人理髮師；他們亦獲派擔任一些特別需要信實可靠的人去做的工作，例如在行政部門服務。令我們最感到好奇的是他們的安詳；他們完全沒有仇恨、造反和報復的精神。我對此感到大惑不解。可惜的是，當時我的德文不夠好，以致無法跟他們交談。

死亡列車

隨著聯軍步步進迫，當局把囚犯送到深入內陸的集中營去，以致這些營變得極為擠迫。1945年4月6日早上，警衛隊押解著我們5000人，強迫我們步行九公里前往魏瑪。那些跟不上隊伍的人，警衛隊便冷血地用槍對準他們的脖子，把他們一一殺掉。我們最後抵達魏瑪車站，爬進一些無蓋的貨卡裡，然後火車開行。火車一共行了20天，從德國的一個火車站開往另一個，最後終於抵達捷克。

一天早上，兵士把這列火車的部分車卡開到岔軌上。他們準備好機關槍，然後打開車卡的門，將車上的蘇聯囚犯通通殺掉。原因何在？因為有十數個囚犯將守衛殺死而在夜間逃去。時至今日，我仍然能夠在腦海裡看見鮮血流過車卡的地板滴在路軌上的恐怖情景。

火車最後抵達達豪。兩日之後，美軍將我們釋放。在整整20日的行程中，我們所得的食物僅是幾個生馬鈴薯和些少水。我們起程時共有5000人，但最終只有800人生還。許多人在後來陸續死去。在旅程中，我大部分時間都坐在一具屍體上。

一個新階段

重獲自由之後，看來沒有任何工作比活躍地支持法國共產黨更適合我，因為我在布痕瓦爾德跟許多共產黨員——包括一些顯要人物在內——有密切往來。後來我成為格勒諾布爾基層組織的助理書記，並且受到鼓勵前往巴黎接受一項專為行政人員而設的訓練課程。

可是，很快我便感覺大失所望了。1945年11月11日，我們應邀參與在巴黎舉行的遊行。負責照管我們這隊人的同志收了一筆供我們住宿之用的款項，但他卻看來不願將這筆金錢用在我們身上。最後我們不得不提醒他要留意恪守忠實和友誼的原則，這樣我們才能保持團結一致。我也漸漸看出，我所認識的許多顯赫人物根本無力解決世界的種種難題。此外，他們大部分都是無神主義者，但我卻相信有上帝。

後來我遷往里昂，在那裡繼續任職繪圖員。1954年，兩位耶和華見證人上門探訪我，我訂閱了《儆醒！》雜誌。兩日之後，一個男子跟最初探訪我的一位女士再次造訪我。我和內子突然意識到自己原來對屬靈的事非常感興趣。

在接著的多次討論中，我想起布痕瓦爾德那些忠於自己信仰的聖經研究者。那時我才獲知，聖經研究者和耶和華見證人原來是同一群人。多虧這項聖經研究安排，我和內子決定採取立場擁護耶和華，在1955年4月一起受浸。

我對自己在以往所經歷的事記憶猶新，彷彿只是昨天才發生的事一般。往昔的艱辛並沒有令我感覺遺憾。剛相反，這些經歷令我更加堅強，也幫助我看出世上的政府實在無法提供任何真正的希望。雖然個人的經驗對別人只能提出有限的幫助，我但願自己的經歷能夠幫助今日的青年人看透這個世界的虛偽，從而轉向純真的基督教尋求公義、正直的價值標準，正如耶穌所倡導的一般，我就感覺十分心滿意足了。

今日，痛苦和不平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像在集中營裡的聖經研究者一般，我也熱切期待一個較佳的世界來臨。屆時暴力和狂熱的理想主義會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弟兄友愛和公平的情況。目前，我正竭力在基督徒會眾裡以長老的身分為上帝和基督服務，我的妻子、兒女和孫兒孫女也都同樣行。——詩篇112:7,8。——雷納·西格拉君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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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在營中點名

左圖：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大閘入口。銘刻字樣：「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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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火葬場

左圖：每排有十六名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