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威爾弗雷德·約翰自述

緬甸衛兵從河的兩岸向我們進迫。兵士手拿上了刺刀的步槍，踏進及腰的水中，槍口朝著我們，當時我們正在公路大橋底下，發覺自己被兵士所包圍。

我和同伴都驚恐萬分。究竟出了什麼亂子？雖然我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我們很快便看出他們的意思了——我們正受到逮捕。我們僅腰纏毛巾，便被押到鄰近的警署去接受一位操英語的軍官盤問。

當時是1941年，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期間。原來警方懷疑我們是從事破壞活動的分子。經我們解釋清楚我們的基督徒傳道工作的性質之後，這位軍官向我們指出，我們是在同類事件中少數僥倖得以生還的人，因為大部分被懷疑的人通常都不經盤問便遭槍殺。我們為此感激耶和華，並且聽從軍官的吩咐，以後不再在橋底下徘徊了。

我是怎會在緬甸有這樣遭遇的呢？讓我來解釋一下，並提供一些我自己的背景。

在年輕的日子作出選擇

我於1917年在威爾斯出生，六歲那年跟父母和弟弟遷往新西蘭，我在家父經營的乳牛場內長大。一天，家父從舊書攤買了一堆舊書回家，其中包括兩冊由守望台聖經書社出版、題名為《聖經的研討》的書。這兩本書後來成為家母的至愛。像提摩太的母親友妮基一樣，她將一個熱望灌輸到我的心裡，那便是：要運用自己年輕的日子為耶和華王國的權益服務。——提摩太後書1:5。

1937年，有兩個選擇擺在我面前：接手管理家父的乳牛場，抑或像預言者以賽亞一樣向耶和華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以賽亞書6:8）我那時年輕力壯，又沒有其他責任纏身；但在另一方面，我也沒有作全時傳道員（先驅）的經驗。既然如此，我該作什麼選擇呢——在乳牛場內工作，還是做先驅？

來自耶和華見證人澳大利亞分社的一些講者無疑給我很大鼓勵。他們探訪新西蘭我們的地區時勸勉我把自己一生最寶貴的時光用來事奉上帝。（傳道書12:1）於是我跟父母商討這件事，他們明智地贊成我把上帝的旨意置於首位。我也仔細思念過耶穌基督在登山寶訓中所說的話：「你們要先求他［上帝］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6:33。

於是我毅然作出決定！由於當時新西蘭還未有耶和華見證人的分社辦事處，所以社方邀請我到悉尼的澳大利亞分社辦事處服務。1937年，我乘船前往澳大利亞，開始成為耶和華上帝手下一位全時服事者。

我不禁納罕：『我會接獲什麼委派呢？』然而，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已在實際上向耶和華說過：『我在這裡，請隨意差遣我。』有兩年的時間，我負責幫忙安裝當日耶和華見證人用來向住戶播放聖經演講的留聲機。然而，我在分社接受的訓練主要是照管存書的倉庫。

啟程到新加坡去

1939年，我獲派前往遠東地區，在社方設於新加坡的書庫工作。這是一個存書中心，負責接收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運來的書刊，然後轉運往亞洲各國去。

新加坡是個多語言的城市，是東西文化的匯集點。馬來語是一般人用來溝通的語言。為要從事逐戶的傳道工作，我們外地人不得不學習這種語言。至於其他語言，我們預備了一些見證卡，每張卡都以一種文字印有一個簡短的王國信息。

我起初先將馬來語見證卡上的內容記熟在心，然後逐步增加我的字彙。但我們也帶備其他文字的聖經書刊。例如，對印度居民，我們會運用孟加拉文、古吉拉特文、印地文、馬拉塔文、泰米爾文、烏爾都文的刊物。對我來說，遇到說這麼多種不同語言的人士實在是一項嶄新的經歷。

我還清楚記得1939年9月的驚人宣布——大戰在歐洲爆發。我們不禁納罕：『戰事會升級，以致將遠東地區牽涉在內嗎？』對我來說，這看來是哈米吉多頓的前奏；我以為這已是適當的時間了！既然我正從事著全時服務而善用自己的青春，我感到十分心滿意足。

除了在書庫工作之外，我也出席會眾的所有聚會，並全力參與外勤傳道工作。我也主持多個聖經研究，有些學生有良好反應而進至受浸的地步。我們把這些人帶到就近的海灘去，在新加坡暖和的港灣中受浸。我們甚至決定舉行一個大會，於是便暗中把邀請信分發給感興趣的人士。令我們喜出望外的是，當日竟有大約25人出席聚會。當時我們以為這是哈米吉多頓之前的最後一個大會了。

由於戰爭的緣故，各分社之間的聯繫受到嚴重限制。例如，我們在新加坡所設的書庫曾收到一個簡短的通知，說有三位德國籍的先驅會在某個日子乘坐一艘不知名的客輪途經新加坡，前往某個未經透露的地區服務。幾星期之後，他們果然抵達，並且跟我們歡聚了十小時。雖然大家在語言上有隔閡，我們卻獲悉他們正被派往上海去。

我在上海的工作委派

一年之後，我也奉派前往上海服務。但社方卻沒有給我任何地址，只給我一個郵政信箱號碼。我在郵局受過反覆查問之後，終於得以證明自己是社方的代表，使對方願意將社方的地址交給我。可是，住在該處的一位中國男子卻告訴我，分社已經搬走了，且沒有留下新地址。

我不禁納罕：『我該怎麼辦呢？』我惟有默禱求上帝指引。怎料我一抬起頭來，便看見三個男子迎面而來；他們比一般途人稍高，樣子也略有不同。他們看來好像那三位曾途經新加坡、逗留了幾小時的德國人。我於是上前截住他們。

我激動得結結巴巴地說：「對不起。」他們停下來，用疑惑的眼光望著我。我問道：「新加坡。耶和華見證人。記得我嗎？」

一會兒之後，他們答道：「噢！對了，記得，記得！」我們不期然互相擁抱，我高興到禁不住流下淚來。人海茫茫，他們三個人怎可能竟在這剎那剛巧經過這個地方呢？我只能夠說：「感謝你，耶和華。」當時上海只有三個中國家庭、三位德國人和我是見證人。

先往香港，然後去緬甸

我在上海服務了幾個月之後，社方將我調到香港去。社方原本安排了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先驅作我的同伴，可惜他卻未能如期抵達。於是我只好孤身一人，在這個殖民地上展開見證的工作。我再次提醒自己，我曾向耶和華許下諾言：「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我傳道的主要對象是一些懂英語的中國人，可是我發覺自己很難通過大閘進入他們的住所，因為守門的僕人通常只曉得中文。所以我只好學會幾句中國話，以兩種最常用的方言講出來。這的確奏效！我用幾句中國話跟守門的僕人展開交談，然後出示我的名片。通常他們都會樂於替我傳達。

有一次，我在一間學校用這個方法，試圖跟校長談話。一位小學教師在大堂迎接我，我跟著她行過幾個課室，與學生作過禮貌的招呼之後，便準備謁見校長。教師敲過門之後將門打開，稍往後退，示意我進去。使我大吃一驚的是，她竟然有禮貌地請我進入廁所！看來對方誤解了我的中國話。後來校長告訴我，她誤以為我是個檢查衛生設備的督察。

工作了四個月之後，我接獲香港警方通知，我們的傳道工作已被禁止。因此我要不是就停止傳道，不然就要被遞解出境。我選擇離境，因為還有其他地方可以讓我繼續傳道。我在留港期間總共分發了462本書，並且幫助了兩個人參加傳道工作。

社方將我從香港調到緬甸去。我在仰光從事先驅工作，並協助照管書庫。其中最有趣的經歷之一便是沿著從仰光到曼德勒，然後伸延到中國邊境臘戍市的公路，在兩旁的城鎮和鄉村傳道。我和先驅同伴都將注意力集中在操英語的社區，我們取得了數百份《安慰》雜誌（即現今的《儆醒！》雜誌）的訂閱。但可以順帶一提的是，這條從仰光通往曼德勒的主要公路後來成為著名的緬甸公路；在大戰期間，美國便利用這條公路將物資運往中國。

我們要在塵埃漫天的公路上行走，所以時常需要好好沐浴一番。這導致了本文起頭提及的事件。我們便是在天橋下的河裡沐浴時被逮捕的。不久之後，由於戰爭和患病的緣故，我們被迫返回仰光去。我得以留在緬甸，直至1943年。當時由於戰爭升級，我被迫返回澳大利亞。

重返澳大利亞

在這段時期，耶和華見證人在澳大利亞的活動受到禁止。可是，禁令不久便解除了。最後，我再次受到邀請在分社辦事處工作。後來在1947年，我跟碧蒂·莫斯結為夫婦，她原本已在澳大利亞的分社辦事處服務。碧蒂的父母都是先驅，他們一向鼓勵碧蒂和她的哥哥比爾以先驅為自己一生的事業。碧蒂年僅14歲時，在離開學校的那天便加入先驅行列。我深信我們可以合作無間，因為她也跟我一樣對耶和華說過：「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婚後一年，我獲邀從事環務工作，周遊探訪耶和華見證人的多群會眾。在澳大利亞的內陸地區工作確實是一項挑戰。驟發的洪水往往造成許多交通障礙，尤其在濕滑的泥路上。在夏天，陰暗地方的氣溫也高達攝氏43度。我們住在帆布帳幕裡，炎熱的夏天熱得難以忍受，在冬天則寒風刺骨。

當時澳大利亞只有兩個區，所以從事區務工作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唐勞·麥克連負責照顧一個區，我則負責另一個。然後我們會調換工作地區。我們探訪過許多地區，獲知其中各會眾的近況實在是令人鼓舞的事。聖經真理的種子確已發芽結果！

返回起初的工作崗位

1961年，我有特權成為基列海外傳道學校遷返紐約布洛克林之後的第一屆學生。在此之前，我也曾數次接獲邀請，但可惜由於健康不良的理由無法接受。在為期十個月的課程完畢之後，我所接獲的委派是到新西蘭去。

因此，自1962年1月以來，我和碧蒂一直在新西蘭工作。這是位於大洋洲的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很多時被人譽為太平洋上的一顆珍珠。在神治活動方面，能夠從事環務和區務工作的確是賞心樂事。在過去14年，自1979年4月以來，我們一直在新西蘭的分社辦事處工作。

我和碧蒂都已年屆70有多了，我們兩人合共有116年連續從事全時王國服務的記錄。碧蒂在1933年1月開始先驅工作，我則在1937年4月開始。我們得以目睹自己的屬靈兒女和孫子孫女正做著我們年輕時所做的工作，那便是，聽從傳道書12:1所說的話：「你趁著年幼，……當記念造你的主。」這實在令我們大感欣慰。

我們能夠運用差不多自己的整生從事宣揚上帝的王國好消息和使人作基督門徒的工作，藉此表明我們切實聽從主耶穌基督的吩咐。這實在是一項莫大的特權！（馬太福音24:14；28:19,20）我們的確很高興自己能夠效法預言者以賽亞在很久以前對上帝的邀請所作的響應：「我在這裡，請差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