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華忠貞不二

彼得·帕利澤口述

1985年12月，我和妻子所乘搭的飛機在肯尼亞內羅畢的國際機場降落，我們的心情實在興奮不已。我們的車子朝著市區進發；在途中，聲音如舊，景物依然，往昔的日子驀地在腦海湧現。

我們到肯尼亞來是要出席耶和華見證人的「緊守忠誠者」區務大會。十二年前，肯尼亞政府禁止我們的傳道工作，我和妻子被迫離境。當時，我們住在肯尼亞耶和華見證人的分社，稱為伯特利。現在，我們重遊舊地，經歷到不少意外的驚喜！

肯尼亞伯特利有一名參與預備午膳的年輕見證人，我們自她兩歲時就認識她了。事實上，伯特利家庭至少有六名成員還是小孩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他們了。現在，他們已是青年人，仍然和家人一起熱心地事奉耶和華；這令我們感到多麼欣喜！耶和華上帝的確看顧他們，就像他在聖經裡所應許一樣：「［忠貞］的人，你以［忠貞］待他。」（撒母耳記下22:26）這些年輕人正過著富於酬報的生活，跟我年輕的日子相比有如霄壤！

早年生活漫無目的

我在英國的斯卡伯勒出生，時間是1918年8月14日。兩年後，母親和我同母異父的姊姊遷居加拿大。在隨後三年間，我一直跟父親、祖母和姑母一起生活。在我五歲的時候，母親從父親手中把我奪去，帶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居住。四年後，她把我送回英國父親那裡，讓我在英國念書。

母親和我同母異父的姊姊每六個月左右就寫信給我。在信的結尾部分，她們屢屢叮囑我要做個好公民，忠於國王和祖國。我的答覆也許使她們大失所望，因為我在回信中表示，國家主義和打仗都是不對的。然而，我在青少年期間的生活沒有什麼明確目的，只是混日子罷了。

1939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六個星期，我被徵召加入英國陸軍。那時我才20歲。不久，我所屬的團隊被派到法國北部服役。德軍空襲我們的時候，我們這些少年兵就用步槍對準他們射擊，情勢相當驚險。後來德軍大舉進攻，我們整營士兵倉皇撤退。1940年6月第一個星期，我跟英軍一起撤離敦刻爾克。我還記得屍體遍布海灘的情景，現在想起來猶有餘悸。我得以死裡逃生，登上一艘小貨船前往英國東部的哈里奇。

次年，1941年3月，我被派往印度服役。在那裡，我受訓成為導航儀機械工。後來我患病入院留醫了一段時期，接著被調到印度首府德里的部隊服役。當時我離鄉背井，而且仍然不適，不禁想到自己的前途。我對於人死後的情況尤其感到困惑。

找著效忠的新對象

伯特·蓋爾是個英國人，我在德里的時候和他同住一室。一天他說，「宗教是屬於魔鬼的，」他的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的妻子在英國成為耶和華見證人，不時把一些聖經刊物寄給伯特。我對其中一本題名為《希望》的冊子特別感興趣。冊子談到死去的人有復活的希望，這使我真正感受到內心的安寧。

1943年年初，伯特跟一個名叫特迪·格魯伯特的英印混血兒聊天。特迪是我們在陸軍基地的同事。令我們大感驚訝的是，特迪透露他是個耶和華見證人。雖然印度當局在1941年下令禁止耶和華見證人的刊物流通，可是，特迪還是帶我們參加見證人在德里舉行的聚會。在這個人數不多的會眾裡，我一生首次找著誠摯親切的友誼。巴茲爾·察托斯是來自希臘的一位年長基督徒，他對我特別關懷，並回答了我不少疑問。巴茲爾根據聖經回答我的問題，使我清楚明白為什麼人會衰老死亡，並且得以認識復活的希望和上帝所應許的正義新世界。——使徒行傳24:15；羅馬書5:12；彼得後書3:13；啟示錄21:3,4。

守望台社在1942年出版的冊子《和平——能夠持久嗎？》尤其引起我的興趣。這本刊物指出，國際聯盟就是聖經所說的「鮮紅色的野獸」。（啟示錄17:3）冊子引述啟示錄17章11節的話，評論說：「我們現在可以說，國際聯盟『以前在、目前不在』。」冊子接著說：「這個國際聯盟將會再次興起。」三年多以後，聯合國在1945年成立，世事的發展果然跟冊子所描述的一模一樣！

在政府禁制見證人的刊物期間，我能夠給這些新朋友一點幫助。每逢有一箱《和平——能夠持久嗎？》的冊子運到，見證人就把整箱冊子交給我保管。誰會想到前來軍營搜查禁書呢？我每次參加聚會都帶幾本冊子去分給弟兄。如果他們擔心自己的家會被警方搜查，我甚至替他們把聖經書刊藏起來。1944年12月11日，見證人的活動終於獲得解禁。

1943年，我們的小分隊舉辦聖誕慶祝，令我對基督教信仰的忠貞受到考驗。我拒絕參與慶祝活動，因為我知道耶穌其實並不是在嚴寒的12月出生的；此外，早期的基督徒也沒有慶祝聖誕節。——參看路加福音2:8-12。

1944年12月27至31日，耶和華見證人在賈巴爾普爾舉行「團結的宣揚者」大會，大約有150人與會，我是其中之一。大會有不少代表從德里乘火車前來，路程長達600多公里。大會在露天的場地舉行；我有機會目擊耶和華的組織怎樣運作，那種令人振奮的屬靈氣氛令我永遠也忘不了。

大會的代表住在學校的宿舍裡，我們一起唱王國詩歌，享受愉快的基督徒交誼。我在這個大會裡開始參與公開的傳道工作。直至今日，我仍然十分珍惜傳道教人的寶貴殊榮。

在英國參與全時服務

1946年，我返回英國，不久就開始跟沃爾弗頓會眾交往。這群會眾雖然只有十名王國傳道員，可是，他們令我感到溫暖親切、心滿意足，就像我跟印度的弟兄相處時一樣。我在會眾裡特別留意到薇拉·克利夫頓，她待人真摯、熱誠，而且跟我一樣渴望成為全時的先驅傳道員。後來，我們在1947年5月24日結為夫婦。我把一所活動房屋修理好；次年，我們接獲頭一次的先驅委派，到一個稱為亨廷登的鄉鎮服務。

在那段日子，我們清早就騎自行車到郊區去。我們整天在那裡傳道，中午只花少許時間吃三明治。傳道工作結束後，我們再次騎自行車回家。無論是迎著強烈的逆風前進，還是冒著滂沱的大雨前行，我們都深感快樂，在主的工作上有如「滿載而歸」。

後來，我們渴望增加傳道活動，向其他國家的人傳講「好消息」。（馬太福音24:14）我們於是向社方申請，到美國紐約南蘭星的基列海外傳道學校受訓。結果，我們獲准到基列學校第26屆進修，在1956年2月畢業。

到非洲擴大服事職務

我們奉派到非洲的北羅德西亞（現今稱為贊比亞）從事海外傳道工作。我們抵達後不久，社方就邀請我們在該國的伯特利服務。在伯特利裡，我負責跟東非的會眾通信。肯尼亞是東非的一個國家，1956年，該國只有4位見證人；然而，北羅德西亞當時卻有2萬4000多名傳道員。薇拉和我不禁想道，假如我們能夠在需要有更多傳道員的地區服務，會是多麼好。

出乎我意料之外，社方後來邀請我到基列學校接受另一個課程；這個課程為期十個月，專為在分社負督導責任的弟兄而設。我於是啟程前往紐約市（當時基列學校所在的地方），撇下薇拉獨個兒留在北羅德西亞。訓練課程在1962年11月結束，分社派我到肯尼亞，在當地設立分社辦事處。那時肯尼亞的見證人數目已增至一百多人。

我動身返回北羅德西亞，打算與薇拉會合，然後前往肯尼亞。但我在中途要在肯尼亞的內羅畢停留一會兒。我抵達內羅畢的時候，比爾·尼斯比特前來跟我會面。比爾是基列學校第25屆的畢業生，他告訴我可以在這兒直接取得肯尼亞的入境許可。我們於是到移民局辦理手續，幾分鐘就取得了五年的入境簽證。結果我並沒有返回北羅德西亞跟薇拉會合，相反，薇拉前來內羅畢與我團聚。

我們參加了一個臨時課程，以便學習斯瓦希里語。然後，我們跟人數寡少的內羅畢會眾一起從事傳道工作。我們用斯瓦希里語向住戶讀出傳道話題後，有時住戶回應說：「我不懂英語！」儘管這樣，我們在傳道工作上堅持不懈，逐漸克服了語言上的障礙。

我們的傳道地區有一些龐大的住宅區，以聖經時代的地方為名，例如耶路撒冷和耶利哥等。這些地區的居民迅速響應王國的好消息，有不少後來成為新的王國傳道員。聖經真理對這些人產生多麼令人驚訝的影響！由於耶和華的子民忠於他的王國，他們能夠消除種族優越感而保持團結。不同種族的人甚至互相通婚，這種情況在非見證人當中是十分罕見的。

新的王國宣揚者十分熱愛真理。且以薩姆森為例。他很渴望自己的家鄉也有機會聽到聖經真理，於是再三請求社方派一些先驅到那裡服務。薩姆森甚至在烏卡巴尼區擴大自己的住所，好讓先驅有住宿的地方。不久，一群新的基督徒會眾在當地成立起來。

埃塞俄比亞是東非一個國家，我曾多次探訪那裡的弟兄。他們雖然受人監禁、毒打，並且不斷受到監視，卻每月平均用20多個小時從事傳道工作。有一次，一群埃塞俄比亞弟兄姊妹分別乘搭兩輛公共汽車，行駛了一個星期的路程，越過險峻的山口，來到肯尼亞參加區務大會。他們足智多謀，設法把聖經刊物運進國內供當地弟兄使用。我們在肯尼亞的分社很樂意繼續供應他們所需的聖經刊物。

1973年，肯尼亞政府正式禁止我們的傳道工作，海外傳道員被迫離境。那時肯尼亞的見證人數目已超過1200人，他們當中有不少到飛機場來送別，使我們銘感難忘。由於送機的人很多，一個旅客禁不住問我們是否社會名流。我和薇拉返回英國服務，卻對非洲念念不忘。

重返非洲

幾個月後，我們接獲新委派，到西非加納的首都阿克拉的伯特利服務。在阿克拉的伯特利，我的工作委派之一使我親身體驗到弟兄們的貧苦。我負責為伯特利家庭購買糧食和用品，然而，這裡的糧食價格非常昂貴，令人咋舌。此外，人往往買不到所需的物品。當地的汽油短缺，零件供不應求，在生活上造成諸多不便。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體會到保持忍耐的確非常重要，而加納的弟兄早已養成了這種品質。弟兄拒絕利用賄賂來獲取生活的必需品；他們雖然生活窮乏，卻仍然保持喜樂。這種情形實在令人鼓舞。結果，耶和華在加納的子民以誠實見稱，在不少官員面前贏得了好名聲。

加納雖然在物質方面相當貧乏，在靈性方面卻欣欣向榮。在全國各地，差不多每家人都有我們的聖經刊物。我們在1973年抵達加納時，當地的王國宣揚者數目有1萬7156人；到1981年，這個數目已增至2萬3000多人。然而，在1981年，我的皮膚癌突發，長年暴露在印度和非洲的烈日下無疑使我的病情惡化。因此我們不得不離開加納，返回英國接受定期治療。

英國的新環境

重返英國後，我在傳道工作方面必須作出頗大的調整。在非洲，我時常遇到一些尊重上帝和聖經的人，可以毫無困難地跟他們交談。可是在倫敦，對真理感興趣的人卻並不多見。我不由得佩服英國弟兄所表現的堅忍精神。許多人都「被人剝皮，四處丟棄」，我看出自己必須對他們養成更大的同情心。——馬太福音9:36。

我和薇拉從非洲回來以後，一起在倫敦的伯特利服務。薇拉在1991年9月逝世，享年73歲。有多年之久，薇拉一直在服事職務上和我並肩工作，甘苦與共。她的去世叫我哀痛欲絕，我對她十分懷念。然而，伯特利家庭的大約250位成員給我莫大的扶持，叫我深感欣慰。

耶和華的組織是不斷向前邁進的，許多人正以全時服務作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對我來說，能夠體驗到這一切的確是莫大的福分。真的，全時服務是最佳的生活方式，因為「［耶和華］……不遺棄他忠貞的子民」。——詩篇37:28，《現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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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至1955年期間，我們在英國從事先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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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度一個大會裡首次參與傳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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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北羅德西亞當海外傳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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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們跟一些闊別了12年的朋友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