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年」——有什麼成就？

1975年被羅馬天主教會定為「聖年」。當教皇保祿二世於1974年十二月廿四日的聖誕前夕在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打開「聖扉」時，聖年即告開始。

現在那一年已經結束了。「聖年」究竟有什麼成就？它達到了什麼目的？至低限度在羅馬天主教會內部，這一年獲得改善的結果嗎？倘若這件事為上帝的支持，我們自然應該按理期望他會加以祝福。

聖年的目的

羅馬天主教會在1300年開始定立聖年。當時教皇龐尼非斯六世下令訂立特別的「恩年」。天主教徒應邀前往羅馬，在多處被視為神聖的古跡地方敬禮。那些按照特定方式崇拜的人可獲免罪，意即罪的刑罰得以赦免。

在起初，聖年被定為每五十年一次，後改為每二十五年，戰爭或災禍使人難於前往羅馬則為例外。在本世紀，經常的聖年是1900,1925,1950和1975年。但有時天主教會又頒布特別的聖年，例如1933年。

1975聖年的目的是什麼呢？美國克利夫蘭《快報》評論說：「雖然教皇所最重視的是內部革新，可是接近保祿六世的一位高級教士說，教皇同時寄望在聖年能平息羅馬天主教會內部的重大不和，這種不和是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後的改革浪潮所引起的。」該會議在十年前召開。

羅馬天主教會近年大受內部意見紛歧的風暴所打擊。教士和教友紛紛對教會的教義和儀式提出爭論和挑戰，結果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分裂。美國密芝根州摩斯奇更《紀事報》以大字標題描述此種情況說：「天主教會在多變之海中掙扎」。

天主教會在一國復一國面臨這種情況。這在各地造成了極大的難題。因此，在1974年十二月杪聖年行將開始時，教皇保祿呼籲團結與和解。他聲稱教會深受「極端意見紛歧」所威脅。事實上，他在此之前曾將意見紛歧稱為「流行病」，並說它會傳播與此有關的「危險的」政治和社會見解。教皇慨嘆說：「這種現象有如流行病一般在我們社會的文化領城中蔓延，使我們感到極大痛苦。」

教皇同時聲稱「挑戰分子」已在教會劃下「深切的傷痕」。他指責保守和革新兩派均威脅到教會的團結。他呼籲人從「天主教的異議、慣常的爭論、尖刻的批評，……從暗中或明目張膽的反教」和解。

另一個希望

天主教人士也希望教會的另一個棘手難題會在聖年和緩下來。這個難題便是，許多教士、修女和上教堂的普通教友相率捨棄宗教生活。

教皇在梵蒂岡接見意大利的教士代表時告訴他們說：「由於許多教士變節反教，這個荊棘冠把我們苦透了。」在此之後他曾一再申述教士和平信徒反教所造成的苦惱。

因此，僅在聖年開始之前，羅馬的《紀元報》報導說：「保祿六世提出戲劇化的警告；天主之家『看來已注定消滅』。」

《紀元報》補充這項評論說：「顯示教會正在衰落的數字有加無減：從戰後（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日，在意大利已有一萬名教士放棄聖職，今後10年內我們大多數神學院必須關閉，信徒之中僅有百分30參加彌撒，只有百分之10在星期日領聖體。」

聖年有達成它的目的嗎？它的主要目的，「革新與和解」，已達到了嗎？近年來天主教會內部日益增長的巨大分裂已消弭了嗎？反教的浪潮已停止了嗎？

無法挽救

觀察家們一致同意，1975的聖年並沒有提出挽救之力，「革新」或「和解」也沒有任何具體辦法。

甚至天主教權威人士也承認此說。教士兼社會學家格里利在三藩市《紀事報》刊出的一篇文章中聲稱：「有一項陰謀使天主教會丟盡面子。很不幸地，這項陰謀是內部的，」那便是，陰謀出於教會中的領袖人物，就是高唱希望挽救的那些人。

格里利聲稱，儘管渴望在聖年中出現革新與和解，教會權威人士卻採取行動使創傷加劇而非予以醫治。他指出下列的例證：

「信仰聖所（即以前的檢邪聖所或異端裁判所）最近對保守派的瑞士神學家漢斯·孔格發出譴責，雖然孔格已同意不再寫作引起爭論的文章。

「同一聖所以再度主張恢復書籍檢查的舊制度來舉行偉大古生物學家兼神祕主義者查丁的逝世二十週年紀念。……

「聖大高的利奧·馬哈主教已拒絕全美婦女組織所有份子支持墮胎的宣言。」

格里利說：「請記得，這一切事都是發生於和解的聖年當中的。」他繼續說：「對漢斯·孔格沒有和解。對全美婦女組織沒有解放。對天主教作家沒有自由。」儘管有「許多教會［權威人士］正在推行一種懷柔的社會主義，稱為『自由神學』，美國教會正在進行出版一本建國二百週年的討論書籍，題名為『人人得享自由與公平』，這項事實仍然存在。」

可是，這位教士指出，教會所採取的抑制行動並沒有發生什麼效力。何以沒有呢？他說，因為「教士依然准許全美婦女組織的會員領聖體，漢斯·孔格的書依然高踞德國最暢銷書的首座，天主教作家們也極少將新的檢查制度看作認真。」

因此，儘管教會領袖們在聖年中高呼「和解與革新」，他們卻同時頒令譴責、逐出教會和恢復檢查制度。於是，教會內部遂有人提出激烈抗爭或拒不受命。顯而易見地，聖年根本沒有在教會的教士或平信徒當中促成「和解」或「革新」。

這一切事情促使格里利聲稱：「當然，這乃是一頭垂死之獸的最後搖尾。這是舊式教會官僚主義的垂死掙扎。」

繼續衰退

聖年對教皇的「荊棘冠」即教士和修女的減少，無補於事。聖年也不能遏止平信徒的反教浪潮。

美國羅德島的普洛維頓斯主教基連尼奧說在聖年當中，天主教會「在整個組織上經歷到『分崩離析』，」他指出參加教士職務的人數劇減，上教堂的人數也銳降。他補充說：「許多天主教徒受世俗及其見解所模鑄過於接受基督和教會的思想。」

聖年一開始時，加拿大多倫多的《全球郵報》宣告「教士和修女嚴重缺乏」。這種缺乏不但繼續下去，甚至進一步惡化。愈來愈少人皈依宗教生活。據美國天主教官方報導，「神學院學生的數目減少了百分之55.5，作見習修女的女子數目減少了百分之81.2。」

因此，對脫離教會或死去的教士和修女的補充數目遂日益減少。這種趨勢的證據之一從美國底特律的《自由快報》在1975年的報導可以見之，它宣稱：「羅馬天主教普世的修女數目在以往四年減少了百分之24.6。」

至於平信徒方面，據《時代》雜誌報導，美國在1963年還有百分之71的天主教徒每週參加彌撒，但現時僅有百分之50。報導指出，經過教會數十年來反對墮胎的立場之後，現時已有不少天主教徒在思想上與教會的官方教義大相逕庭，目前有百分之70的天主教徒認為已婚婦人若是自願，便應該獲得合法墮胎。此議在以前僅有少數人贊同。

同時，目前有百分之83的天主教徒贊同以人工避孕法節育，但在十年前僅有半數左右的人贊同。今日只有百分之32的天主教徒接納教皇絕無謬誤的教條。只有百分之42的天主教徒接納耶穌將教會的元首權柄授予使徒彼得的論調。

情況在一國復一國地大致相同。例如，在意大利，教會當局承認目前經常上教堂的教徒不及三分之一。在匈牙利，全國六百萬名列入教友名冊的教徒中僅有四分一人被認為是勤於上教堂的。在聖年當中從倫敦發出的一項報導說：「羅馬天主教在倫敦和威爾斯的教會人數以一年250,000人的比率減少。教會所獲的改信者數目降至本世紀的最低點。」該項報導也透露「天主教在英國和威爾斯的信徒大規模失去信心。」

不論在教士或平信徒當中，1975聖年已證明對「和解」或「革新」均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人們繼續相率脫離教會。

教會在意大利的不祥趨勢

在天主教會的心臟地帶——意大利——發生了一項威脅性的改變。那裡不僅上教堂的人數大減，不僅教士和修女愈來愈短缺，而且目前有另一項不祥的威脅正向教會進迫。

這項威脅是什麼呢？那便是教會的大敵現時正大舉侵入意大利的居民，特別是青年人當中。這個宗教敵人便是共產主義。雖然共產黨對宗教和其他政治思想正採取隨機應變的方式，但共產主義的長遠目標沒有改變。這目標就是在共產主義得勢的地方，宗教的影響力和權勢必須加以鏟除。

在意大利，共產黨已非常接近操縱或加入高層政權的地步。1975年十二月二日的紐約《時報》報導說：「意大利共產黨已控制或加入許多地方政府，其勢力伸展至全國二十個州中的五個州，九十四行省的三分之一；同時，除了羅馬以外，那不勒斯以北的每個主要城市均在其勢力之下。」

此種勢力侵入由教會所掌握的政權或教會所支持的政黨從聖年六月所舉行的選舉結果可以見之。儘管梵蒂岡聲援它所支持的政黨，共產黨候選人卻差不多在各地均獲得最高票數。他們在北部各大城市成為主要政黨，並且滲透南部，甚至在那不勒斯選出一位共黨市長。

在目前以全國而論，意共票數比當權政黨的票數僅差百分之2。也許最能顯示趨勢不妙的一項事實是，大多數的青年選民都投共黨一票。

在過去三十年，意大利的天主教官方主張是反對共黨候選人擔任公職。天主教徒一再受到警告不許投票選舉共黨，否則便有被逐出教會之虞。在聖年的七月，倫巴底的羅馬天主教主教團聲稱，曾鼓勵意大利人投票選舉共黨的教士必須正式撤銷言論或面臨逐出教會的處分。

梵蒂岡的《羅馬觀察報》刊載一項由北部意大利主教團發出的宣言，對六月選舉的結果，共黨獲得二百五十萬票數，差不多凌駕梵蒂岡所支持的當權政黨一事「大表不滿」。在聖年之末的十一月，教皇保祿發出新警告，指責擁護共黨的天主教徒。可是這些警告顯然被愈來愈多的人當作耳邊風。

因此，考慮過這一切事實之後，我們必須作出的結論是，對羅馬天主教會來說，1975年絕沒有任何足以稱為「聖年」的理由。「聖年」它既沒有達成「和解」，也沒有促成「革新」。反之，天主教會的煩惱繼續在各地增加，甚至在它的權力中心，意大利，也不例外。

不，從任何意義說來，1975均不能說是「聖年」。它不是聖年的最大理由是，它並非出於上帝的。正如詩篇127:1指出：「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